袁启清：我为什么反对网络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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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按：在一个动辄跨省追捕发帖者的国度，在一个动辄以分裂、颠覆罪逮捕言辞者的国度，在一个官员的财产及收入享受天然的“匿名制”的国度，人民当然有匿名的自由。杭州、湖北二地的网络实名制，不但弱智，而且可耻。

                   袁启清：我为什么反对网络实名制（原帖点此进入）

    网络实名制涉及之言论自由问题，皆可归入广义之“表达自由”范畴，因此一系列问题之核心，仍在维护表达自由之问题，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边界的问题。

    历史上，匿名言论和作品是人类思想交流与政治讨论之重要力量，许多最具革命性和意义深远的伟大作品和观点，无不戴着匿名之面具登上舞台。为何作为生活实践之表达，与匿名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原因至少有三：

    首要原因是匿名可保护表达者远离被批评者的报复与权势者的迫害，表达者因此减少了后顾之忧而能更畅所欲言，更积极追寻真相与参加讨论。而人类文明中“以言治罪”、钳制言论之野蛮现象一日未绝迹，则匿名对维护表达自由之积极意义一日不会消失。

    其次，表达者在进入公共领域寻求信息和表达意愿时，特别是牵涉到敏感问题或非主流观点时，可能不希望真实身份为人获知，以避免负面评价及其他不必要麻烦。此时匿名为保护隐私权之一种方式。

    最后，人类创作活动具一定戏剧性，创作中使用化名，既构成创作过程之组成部分，亦能寄予创作者某种情感、志趣和希望，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故此使用化名当然构成宪法规定公民创作自由之一部分。

    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从第一点即表达自由之层面讨论网络实名制问题。

    基于表达之特性，作为法律实践的表达自由制度，必然包含了对匿名表达之保护，因此，法律允许化名发表作品与言论，赞成大众传媒引用不具名者之信息与评论，鼓励公民匿名批评和检举。中国1997年签订之《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之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们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而关于公约最权威评著之一—— 曼弗雷德·诺瓦克《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发表与信息自由”一节明确指出：主张或信息的匿名出版当然受公约保护。此种看法亦符合国际社会关于表达自由条款之共同理解。

    与其他大众传媒相比，互联网具有快捷性、互动性、多元性之特点，因此有利于公众自由获取信息与交流讨论，更重要的是，它使因经济政治背景、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原因而被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 “沉默的大多数”取得了表达机会，能够自由披露真相、发表看法和参加讨论。因此，互联网不断打破着社会精英对媒体与话语权的垄断，冲击着权力、资本、意识形态对生活世界的入侵、监视与异化，从而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之民主进程。通过网上富于生机活力之公共讨论，以及观点思想情感之碰撞，人们慢慢提升了判断、理解与表达能力，增强了对公共事务之责任感，认清了世界也认清了自己，成长为一个民主政治所需要之见多识广、独立思考的“公民”；社会亦逐步增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之透明性、多元性、开放性，成长为一个多向度的、宽容自由的公民共同体。而网络空间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的匿名性，既为互联网技术特点所决定，亦有助于互联网解放功能之展开和实现。

    当代中国之法治进程必然为一漫长而渐进的历程，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之逐步落实尚需时日，又因宪法监督体制和独立司法权之缺位，一旦民众表达自由权被侵犯，往往缺乏可靠救济途径。历史上，中国一直存有“焚书坑儒”、“文字狱”、“莫谈国事”之专制传统；现实中，因舆论监督、匿名检举、短信批评而遭打击报复，甚至刑事追诉者屡见不鲜。因此，在限制权力、维护人权之法治尚未完全确立前，过早推行网络实名制之目的，无非是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担忧，迫使表达者将本想说出的话压在心底，进而窒息公共讨论与舆论监督之生机和活力。

    有观点称“表达自由并非绝对”，其实，这一论断同样过于简单绝对。表达自由中某些内容，如在内心持某种观点与信念之自由，以及在小范围内（如亲友间）讨论之自由，是近乎绝对自由的；表达自由之另一些内容，如就公共事务发表观点与进行讨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之重要方式，法律理应为这种表达自由创造广阔空间，即使某些讨论在表达准确性、信息真实性、观点全面性上存有瑕疵，国家也应充分容忍，并通过改善治理、披露信息、推进教育、鼓励更深入认识等方式不断提升讨论之质量与水准。而商业言论、涉及他人名誉隐私之表达等，则自然会受更多法律规制。

    但不论如何，表达自由绝非官员们予取予夺的唐僧肉，限制表达自由必须遵循法治。如《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对表达自由的限制，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为尊重他人的权利与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所必需。

    此规定正代表了人类社会对表达自由限制之普遍共识，即考虑到表达自由对公共讨论和民主生活至关重要之功用，限制表达自由起码必须符合合法原则和必需原则。从程序上看，对表达自由的任何限制，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法律设定，中央行政机关及地方国家机构无权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设定限制；从内容上看，只有在社会面临明显、紧迫危险及不可挽回之重大损害时，国家方能合理、谨慎、紧密围绕目标来设定限制，不得任意扩大限制之范围和强度；要求所有发言者一律以身份证实名注册，显然已超出必要限度，其代价远远超出增加之法益。

    毋庸讳言，网络空间当前确实存在语言暴力、不实信息、诽谤行为之种种弊病，但这一观念市场在自发演进过程中，秩序与自律也在逐渐形成，公共讨论之技巧、规则与底线正逐渐为公众掌握和尊重。而假管理规范之名，行报复压制之实的行为，其实质正是某些官员对民权与自由之漠视，以至大言煌煌之宪法条款，无法成为规章制定的一个考虑项。我们更需时时牢记，维护民权与自由才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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