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沙发
楼主 |
发表于 5-31-2009 08:27:12
|
只看该作者
邓新华：中国做对了什么？秦晖说错了什么？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中国的经济奇迹，有人说，是因为中国做对了什么。比如，张五常说，中国做对了地方竞争。周其仁说，中国做对了产权。吴思说，中国给了老百姓一部分创造财富的自由。
小阿猫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对于中国的发展历程，秦晖先生则给出了“低人权优势”的解释，这个解释深入很多知识分子的心。
秦晖先生说：
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
我一再强调南非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全球化加低人权。由于低人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就特别有出口商品，吸引资本的优势。（《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秦晖先生的以上论述清楚表明，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低人权具有经济发展的优势，当然，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实现这一优势。因为在全球化下，低人权有利于吸引资本。
有一些人误会了秦晖先生，以为他支持“低人权优势”，为此，秦晖先生特意强调：
有一个问题是不存在争议的，就是我对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用低人权增长如何如何不道德来反驳我。（《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秦晖先生的价值立场一向是站在弱者一方，这点我倒不会发生误解。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是否真的存在“低人权优势”？这一点，我和秦晖先生有着巨大的分歧。我认为，讨论秦晖先生的这一判断，对于理解一些流行言论有一点帮助。如秦晖先生所说，对权利的理解各各不同。本文中，权利一词，和政府强制福利无关，仅指自由。这里就暂不讨论秦晖先生的福利观点。
首先，秦晖先生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理论，这个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南非的经济高速发展现象而特制的。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早就详细论述清楚，繁荣是和自由紧密相连的，低人权从来就不具有什么发展优势，自由主义学者秦晖先生对此应该是深知的。低人权优势这一说法是无法纳入自由主义理论的。秦晖先生自己也说：“改善人权最终来说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但是他认为，权利和繁荣之间的关系，是“最终”的关系，但眼下，则要用特殊理论。
秦晖先生是依恃什么来提出这一特殊理论呢？他只是加进了全球化这一因素。但是全球化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早就被纳入自由理论了。全球化本来就是增进自由的因素，一向为自由主义者所支持。但自由主义理论并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割裂权利和发展的关系，却在低人权和发展优势上建立起联系。秦晖先生用自由理论中并不特殊的因素——全球化，建立起“低人权优势”的特殊分析框架，其实已经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甚远了，不知身为自由主义学者的秦晖先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自由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理论，它还包含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大师，就是同时精通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的。而很多仅仅精通自由主义政治学、不懂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则在经济学问题上经常出现判断错误。
“低人权优势”这个说法，就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不了解。“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是否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回答是否定的。
低成本的确是一种优势，但低成本仅仅是优势的一个方面。光看成本还不够，还得看效率。在同样的成本下，谁效率最高，谁就发展得快；在同样的效率下，谁成本更低，谁就发展得快。仅仅低成本而无效率，根本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发展优势。而政府刻意压低成本，恰恰是严重损害效率的。因为，成本事实上并不能被政府压低，而只会被政府扭曲。
比如，刻意压低工资，那么人力资源就不会得到有效的配置。在珠三角，企业林立，其数量远非改革之初所能想象。这些企业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呢？如果一个老板要办一家羽绒服厂，他根本就不知道负责处理鸭绒的工人、负责缝制拉链的工人都在什么地方。即使他知道，也不可能到别人的工厂里去把工人像抢奴隶那样抢过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工资信息，等待这些工人上门。数量巨大的企业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工人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利，珠三角的这些企业才能创建成功并参与世界竞争。
很多老板都说，为什么留在珠三角，是因为珠三角的配套产业非常完善。这些令人惊叹的产业配套，也就意味着这里容纳了无数的技术工人，而如此多的技术工人，不是政府办的技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中不断地成长出来的。如果缺少工人的自由流动、如果没有工资增长的激励，又怎么可能把合适的工人配置到复杂无比的产业链条中合适的位置上去？
压低资源价格也是不利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要求资源得到高效利用，而压低资源价格则扭曲了价格信号，让资源停留在低效部门，这恰恰是阻碍经济发展的。
一些学者出于对经济学的误解，误以为压低价格就是低成本、就能吸引外资、就能获得发展优势。他们不明白，政府刻意压低成本，最后只能变成“刻意”压低效率。改革前，中国政府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农民为工业发展提供低成本的资本。可是，中国的工业有什么竞争力呢？如果单看政府投入资源的纸面价格，可能会认为那个时代的工业发展是低成本的。但是，只要看看中国工业的效率，就会明白，那种工业化的成本其实是世界最高的。
今天，全球化了，外资也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但外资和政府资本是有巨大不同的，那就是，外资非常聪明、非常精于计算。如果谁以为低成本就能吸引外资，他绝对是低估了逐利者的精明。仅仅成本低而无效率，那仍然是个赔钱的买卖，外资不会来投资。政府刻意压低工资，外资就无法靠提高工资来吸引合适的工人、激励工人提高效率，这两者的利益是完全相违背的。也就是说，政府刻意压低工资，只会阻碍外资进入，而不会构成对外资的吸引力。
那么，外资究竟因何进入中国呢？那就是，中国从以前更低人权的状态，走向逐步解放权利，这个过程中所激发的人们的创造财富的潜力，吸引了外资。也就是说，外资是为中国做对了什么而来。
对于中国的权利进步，秦晖先生也并不否认。他说：
有人说中国改革也有人权进步的一面，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中国改革的进步，要讲进步就是体现在人权的进步，也是体现在这三个方面：我们的自由虽然还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福利虽然也很低，但是比以前多；我们的政治自由虽然也很低，但也比以前多。（《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
有人说，中国工人的自由并不充分，而是看起来自由，其实却是在生活压力下不得不“自由地”替资本家打工。的确，中国工人的自由很不够，市场的自由很不够。但是，这些自由不够，其实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如果给予人们更多的权利，外资将更乐于进来，经济将发展得更快、更好。在资源价格上也是如此。如果放开资源价格，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会更快、更好。
也就是说，中国做对了的部分，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国做错了的部分，则在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秦晖先生却错把阻碍这些经济发展的因素当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事实判断上，我同意秦晖先生所说：中国有权利进步，但很不够，有很多仍然低人权的地方。
但是，基于这一事实判断所进行的推论判断，我们就基本相反了。
按照“低人权优势”的逻辑，可以如此推论：如果低人权是发展优势，那么，权利进步则削弱了这一优势。
那么，对于改革30年，按我们双方的逻辑，将会分别给出如下的解释。
我方：改革30年，权利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低人权的部分则阻碍了经济发展。
秦方：改革30年，低人权促进了经济发展，而权利进步则削弱了经济发展。
更进一步推论：
我方：如果推进权利进步，中国将获得更多的发展优势。
秦方：如果推进权利进步，中国将失去发展优势。
哪一方的解释更站得住脚，就由读者判断吧。
这样的判断分歧，其实是和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心态大有关系的。
秦晖先生在低人权和发展优势之间，建立起牵强的逻辑因果，而他的价值判断则是：这种发展是不好的，是“错”的。
也就是说，秦晖先生的意思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因为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这个“错”，是价值判断它为“错”，不是因果关系上证明它为“错”。）
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把中国的发展归因为做对了什么，而喜欢把它归因为做错了什么，这大概是秦晖先生远离自由主义分析框架的特殊理论得以流行的原因。
而我认为，秦晖先生恰恰论述错了因果关系。由于这种错误的因果关系论述，接下来的问题更大。
那就是，中国究竟应做哪些正确的事？不做哪些错误的事？
小阿猫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小阿猫的“他们”，是指政府中的一些人。
但其实，秦晖先生的观点，也反映出，中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不知道中国做对了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做错了什么。那些知识分子比秦晖先生走得更远。
他们拒绝在中国的经济奇迹和权利进步之间建立起逻辑因果，他们在心态上对于已经做对的部分视而不见，而把没有做对的部分和经济奇迹联系起来，从而对经济奇迹抱一种嘲讽、否定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经济奇迹。
吊诡的是，这种对政府的嘲讽、否定的心态，最终却导致他们的观点和一些官僚高度统一起来。
比如，他们对低成本的错误认识，使他们发出“中国不能再为世界打工”的呼吁，而这和某些地方政府的“腾笼换鸟”、政府推动产业升级互为应和，其结果，是造成巨大的产业灾难。
又比如，他们错误理解了工人的权利，这导致其中很多人为新劳动合同法辩护，而这部法律其实是严重损害工人的权利的。
又比如，他们要求政府多搞刺激消费的社保政策，其实却是在力促一个巨大的社保怪物更加膨胀。
他们自以为是尖锐的批评者，但其实却和政府达成了高度一致。他们和政府一道，误把做对的部分当成做错的部分，却把政府正往错误方向狂奔的部分当成做对的部分。政府向市场伸出的手越来越长，而这些举措都被他们当成做对的部分加以欢呼。他们也曾批评，但批评的却是政府奔跑得还不够大胆、不够快。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激进者所造成的破坏，情不自禁地想充当社会规划者的角色。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低人权优势”是一个超越了左右派高度的特殊理论，但他们并未思索这个特殊理论的根基。这个理论实际上不知不觉掺杂了左派式的救世情怀和分析方法。它并未有何超越，反倒自坏根基。
由于对权利和繁荣的关系的错误认识，他们的道德激情、批判热情，都成了危险的、可疑的东西。他们的反市场冲动和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政府干预潮流也构成了奇特的貌离神合、异床同梦的合流与共谋关系。
自古书生误苍生，苍生却未惹书生。
--
|
|
发表于 5-31-2009 08:27:12
收藏
分享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