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你想站着把钱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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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站着把钱挣了？
                                                                           
                                                  明朝末年，阉党当道，残害忠良《新龙门客栈》台词


一，史上最牛欠条？

如看到上面照片上陈经，是南京农垦集团的领导，一介平民，向工商局打了一个欠条，欠工商局一张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在不是法官来执行，在没有法院手续的情况下，工商局就把王爱平的股份转给了南京农垦集团。你会奇怪，为什么这么牛，牛，是因为他背后有势力。这才是一点点牛，更牛的在后面。

股权的原持有人，王爱平就是因为这点股份，二次坐牢。第二次坐牢的事实，其实第一次坐牢时，已经审过，第二次又坐牢，在国外叫禁止双重危险。在中国司法叫：事实就是，再来一次。


这个案子，如同绝大多数案子一样，不够血淋淋，没有热点，没有舆论关注，钱云会上访，没有新闻点，被压死，就有热点，记者云集。残酷的是，记者又全部被召回了。

国企改制的王爱平，因为想站着把钱挣了，第一次坐牢5年半，结果第二次坐牢，但没有新闻点，所以，我自己作为记者。不过，请注意，我的身份是辩护人，但我有引述事实的地方，都有证据。业余记者，也得遵循新闻记者的真实，客观准则。


二，极度寒冷

王爱平的第二次坐牢，又是异地关押，关在溧水看守所，这家看守所的墙上写着，监管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精神是创新。监管如何创新，我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接近零度的天气下，看守所内剧冷，我穿了羽绒衣，依然浑身冰冷，当即感冒。

王爱平穿了军大衣，国字脸，眉毛很浓，他前面一次坐了五年半牢，一天都没给减刑，2011年9月出来，一年之后，权力机关在他以前的材料堆中，又扒拉一下，这次起诉他要十年以上的徒刑。他说，起诉我的材料，都是在6年前都查过，我都说过，为什么当时不起诉我，等我出来再搞我？


我也问为什么？

他说，他进看守所之后，审讯人员对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出来还是千万富翁，你还要上蹿下跳？我就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此事说来话长，但简而言之，就是，他们见我到最高法院去申诉，而且立案开庭了，就把我抓进来。

三，国企改制

王爱平原本也是南京市的市管干部，我看组织部在他的考评表上写：事业心、责任感较强，严于律己，自身形象很好，在群众中有威信。缺点是：有时工作过于谨慎。

作为农垦集团的副总，他下海去租赁承包了下属的农垦出租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租赁期间，资产增益良多。租赁了几年之后，农垦出租保留25%的国有股，将其他股份挂牌转让。

王爱平说，我们一个副总，当面对我说，王爱平，我支持你去竞标，我就不参加了，结果，最后一天，他也是去竞标。我们都比标的高出一百多万，最后，我比他多一万多而中标。

魔鬼藏在细节中。他在改制之后，原先的租赁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成为他是否有罪的焦点。因为只要是租赁承包的，“除了锅巴，都是饭”。他交足了租赁费，其他连新赠净资产都是他的，就不存在贪污，挪用，侵占。但是，如果没有租赁承包，就会有种种限制。

本来证据很清楚，农垦公司在招标合同和招标承诺中，都强调了，原先的租赁合同在改制之后继续履行到2008年止，或者中标者和王爱平达成提前解除的协议。

由于后来是王爱平中标，他自己是否和公司董事会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就成为案件焦点。

从案件看，没有一份解除租赁的协议，王爱平自己也说每年仍缴纳租赁费，因为农垦集团股权只有25%，所以，原来的租赁费就相应减少了。

而江苏省高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根据一个证据来认定，租赁合同解除了。他们的判决是基于推理。因为王爱平将原先的租赁承包押金领回来了，所以，推定主合同解除了。王爱平认为是因为，自己出了大钱买了其他75%的股份，有原先押金十倍以上的资产（股份）作“抵押”，就无需现金再抵押（类似现金担保），加上拍卖这个股权借了不少钱，急需现金还钱。

应该说，江苏高院的推定有一定的理由，但不充分，也不合法。租赁合同是主合同，抵押（金）合同是从合同。主合同解除，从合同随之解除，但从合同解除了，主合同不一定解除。光抵押合同解除，是绝对不能推定主合同解除的。况且，推定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

如1，待推定的事实，是无法依据证据来证明的。2，基础事实必须可靠；3，推定必须有高度盖然性；4，允许反驳；5，禁止二次推定。（见《法律方法论》上海高院法官智库丛书 页68）

租赁合同是否解除，主要是看1，合同解除是否有明确的证据，如合同一方的明确意思表示，如农垦集团和王爱平，是否有书面协议？2，合同是否在履行，农垦出租是否有租赁费上缴？

从这两点看，显然这个问题，不能推定。而且，以从合同解除来推定主合同解除，也没有高度盖然性，法律规定，主合同解除，从合同随之解除，但反之不然。有儿子，必定是有老子，儿子死了，就推定父亲死了，逻辑上完全错误。从王爱平的反驳来看，领回抵押金有其合理性。

最关键的是，其他小股东，都是有分红的，而作为租赁的发包方，没有分红，只有租赁费。


四，背后势力

江苏高院在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显然，露出了很大的纰漏，我不相信这是法官的法律素养问题，而是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一如那个欠条。

本案的程序也是，南京检察院在第一个案子时，把本不该自己管辖的案件，用一个5.4万的贪污罪把案子揽过来管辖，后来贪污罪被南京高级法院去掉。按理，检察官一般只管辖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而不管非国企公司企业挪用，而王爱平，第一次被判刑，就是非公司企业挪用罪。

这一次，又是南京检察院，把第一次省检察院都认为王爱平不属于国企工作人员身份，又变成国企身份，无视他的承包农垦出租的身份，又把案子揽过来。侦查完了，交给下属检察院起诉。让我想起李庄案。市公安局用莫须有的诈骗罪立案，侦查完了又叫给下属公安、检察起诉。可以肯定，南京市检察院和整王爱平的背后势力有很大关系，家属说，是纪委某领导。也是合理解释，纪委检察向来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经常合作办案。

五，站着挣钱？

王爱平租赁承包改制之后，显然从一个副局级的干部，变成为一个千万富翁，原先的下属，变成了农垦集团的领导，原先的同事，竞标失败的，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2006年3月，王爱平被讯问调查关押，之后，长达23个月的侦查、起诉、一二审，他因为自己是租赁承包的，又和其他股东说好，给他们股东分红，他认为公司是自己的，用钱就开始自由了，最后，这些自由，被公检法认为是侵占。他们说，我们推定租赁合同解除了。

你认为是白的，我们认为是黑的。谁嘴巴大，谁说了算。

王爱平二审请了何兵教授和安徽的鲍律师，律师辩了之后，罪还是不可赦，但总算少判了几年。他出狱之后，也没去申诉，想好好生活。中国人大多都这样，向前看，知道申诉不可能成功。但是，树欲静风不止。农垦集团想夺回农垦出租的控制权，反悔了当时改制时，折算（补偿）给王爱平的28%股份，国资委发了一个文件说收回，结果，2007年农垦集团就起诉到南京中院，要求把这个股份收回了，一审二审，江苏法院都支持了农垦集团的诉请，28%加上原先的25%股权，农垦出租又变国企控股了。此时，如果王爱平放弃了，就不会有这第二次坐牢了。这28%的股份，就是最前面欠条上的股份。

他选择了去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好消息是，2011年11月最高法院受理了再审申请，而且2012年5月24日还开了庭，坏消息是，在此期间，王爱平出狱之后，好不容易的自由，又到了头。2012年9月，王爱平，又被立案了，而且级别很高，是南京市检察院立案。照理，必须是重大案子。

审讯人员对王爱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是千万富翁，你还在北京上窜下跳？


六，劫尽余灰

要在原来已经查了二年多的案子中，去扒拉出重罪，是不容易的。这次的罪，都是原来审查过的，判决书上都有这些事实，怎么以前不认为是犯罪，现在却认为是犯罪了？更荒唐的是，指控其挪用公款罪的一起，都说明是董事会开会讨论，出去投资。有董事会记录，签名，也有第三人的承诺，账上有明确的记载。这是最高法明文规定不构成挪用的。

故事很简单，王爱平收购了一个钟山园林公司，这个公司想要二级资质，就必须提高注册资金，收购一定的土地苗木等，其股东没有现金，而农垦出租下属有一个宁垦出租有，而宁垦出租公司中，农垦出租公司拥有宁垦39%的股份，王爱平自己也有3%股权，另外的大股东49%是张三丰，和李斯，其他全是非常小的小股东。

在2001年王爱平租赁了农垦公司、改制之后，他认为，农垦出租公司除了给租赁发包方的锅巴，剩下的饭都是自己的，而且，宁垦出租公司的张三丰和李斯正好想去东北发展，就提出把自己股份折算成现金，退出公司，有折算协议，也有退出声明，但是，没有办股权转入协议，或公司收购自己股权的手续。这就埋下了祸根。

现在，检察院指控王爱平挪用了宁垦的钱去投资钟山园林，都董事会开会同意了，有书面凭证，也反映在财务账上，检察依然认为是挪用。我难以理解。最高法院有明文规定，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将款项挪给个人使用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怎么会检察官也认为是集体讨论，但仍将其移送起诉？

第二笔犯罪是，将宁垦公司的钱借给钟山园林去第三方投资。宁垦公司和钟山园林公司之间经常有款项往来，而且，宁垦公司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了民事判决，将这所谓的挪用350万元，抵消双方的往来之后，判决钟山园林归还100多万元。双方的往来财务清单，非常清楚。而且，钟山园林先给宁垦400万元，然后再有挪用的这350万元还款，这居然也成为挪用公款的罪行。如果这种算犯罪，所有的企业主，都可以构成犯罪。



七，公职，租赁

上次坐牢，南京两级法院，将王爱平的身份定位在公司管理人员，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而这次，居然定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把一个定额承包，结余及净资产归自己的公司算国有公司，罪名升级为挪用公款罪，起诉量刑在十年以上。

关于是否承包公司，本案客观证据很多，如宁垦出租公司的几个股东退出股权，有多份亲笔书面原始凭证股份退出，不行使股权。严格意义上，公司的49%的股份已经承诺不行使股权，不分红，因为已经把49%的股权现金“借”走了，把股权抵押给王爱平。而且有绝大多数股东2006年有书面文件，同意王爱平继续承包经营宁垦公司。按证据，宁垦要是承包经营，挪用公款是定不上的。绝大多数小股东证明，王是承包，每年分红在10%以上。

关于挪用，除了单位集体讨论的一笔，另外一笔就是往来款，乙公司给了甲公司400万，甲公司还了乙公司350万，这甲公司的350万元就被认定是挪用公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大概嫌上次5年半徒刑低了，这次直接由南京市检察院出面，用挪用公款罪，在10年以上。王爱平第一次坐牢，一天刑期都不减，这次如果再判刑，出来已经是垂垂老矣！南京市检察院查完，案子又移交给下面的溧水检察院，可见，这个案子，是领导交办，特事特办。


八，调查律师

在王爱平的案卷中，居然出现了调查原来案件的辩护人，何兵的笔录，也有到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强所在律所，何兵当时在华一所）调查的事情，认为王爱平请律师的费用或许是赃款，还调查了另外一位辩护律师。这种手段，非常罕见。按照律师界的统一说法，要是抓了何兵，或许，王爱平的事情，就解决了。因为，更多的关注之后，更高的权力或许介入了。龚刚模之选择，非常理性。樊奇杭的头颅，实属高贵。

更可玩味的是，原来的第一次起诉他的检察官，现在变成了他的律师之一，而原来决定判他刑的法官，现在变成起诉他新案子的检察院领导。家属说，人事沧桑，可以理解，最怕是被追杀！




九，财产，血酬定律

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中说，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血酬来衡量，现代市场经济之后，很多企业家如年广久、褚时健，都付出了代价。现在的马云都说，如果国家需要，可以把支付宝献给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上面有不测的权威，罗织罪名太容易。

把定都南京的朱元璋曾经把江南的巨富迁徙到异地，用的不就是王法吗？律令敕，皇帝的话就是法律。现在的法律比以前先进了，但是，留了很多的空间，细节，魔鬼就藏在这个细节之中。我的当事人六年四次判死刑，现在王爱平7年之内，二遭牢狱，一次比一次荒唐。在南京，我特别能理解《新龙门客栈》的台词，明朝与其说亡于满清，无疑说是亡于特务，袁崇焕的反间计，就是皇太极通过特务完成的（《明朝特务政治》丁易）。法外的人通过法律人的手来残害忠良，杨涟、左光斗等人无一不是以法律手段整死的！

幕后是谁，在操控这案子？南京，南京，谁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