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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60年,童年折射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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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1-2009 12:09:1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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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评论专稿  刊出时有增删(网易专题点此进入)】


我们必须赞美童年,它让艰难尘世变成短暂天堂,哪怕在混乱、残酷或空虚的年代,它仍是最后的桃花源。我们必须记住童年,它是人一生中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我们“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



洛克认为,儿童是潜在的公民及职业人,因此必须被调教;卢梭则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对象。他们都只对了一半。所有人的童年,既属于自己,是一张白板,又属于社会,不可避免地被涂抹,同时也以纯洁的镜面折射世运事变。



60年,共和国的儿童已经迎接过59个儿童节。这59个儿童节,穿过不同的年代,经历短缺、质朴,直到今日的繁荣、新鲜,如果为共和国的儿童节勾勒一条曲线,那么必定是向上的、美妙的弧线。



面对60年来共和国儿童的生活,任何一种叙述都是简陋的,任何一种议论都是单薄的。我们能做的,只是讲出自己看到的60年童年曲线轮廓,一种可能发生过的图景。



【50年代的童年:在运动中成长】



生活在五十年代的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1955年的著名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赋予了红色中国的儿童们“花朵”的专称。



这是一个简朴的时代,也是一个运动迭起的时代。起初,城镇的孩子走出拥挤的瓦房,行在“麻石路”上,去观看镇压反革命的现场。乡村的孩子则跟随父母,去领取土豪劣绅的马、骡子或雕花大床。等到1957年,知识分子的孩子仍旧欢喜地看着《水浒》、《三国》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都出自名家之手。作为孩子,他们不会觉察到,自己的父母常在家窃窃私语,甚至愁眉对坐。。等到1958年,农村的孩子高兴地跟着父母走到公社食堂,吃起大锅饭。猪一头一头地杀掉,孩子们可以吃个饱。但是很快,他们将发现,可以吃的东西太少、太少。



在这个年代的末期,到处矗立起炼铁炉,孩子们去捡煤渣,顺便看叔伯们从炉子里运出一坨又一坨的废铁破铜。而这些疙瘩,原料可能是孩子们家里的大铁锅、铜门环,或者爷爷洗脚用的铜盆。



为了饲养炼铁炉,大批树木被伐倒,孩子们走在日益稀疏的山林里,觉得惆怅。麻雀的叫声也再不热闹,因为“除四害”。孩子是很好的小帮手,用弹弓,用笼子,用网,用敲击脸盆制造的噪音。据说鸟儿除了被打死外,吓死或累死的也不少。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涌现了一批传唱至今的儿童歌曲。比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人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1957年)。又如,“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1958年)。当然,也有更加简单直接的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60年代的童年:身体饥饿与精神填饱】



有一天,孩子在食堂吃到玉米面做的稀粥,开始觉得好吃,一顿吃三碗。以后老吃,就烦了,而且还不顶饱。这其实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此后两三年内,饥饿感成为孩子无法摆脱的密友。即使如此,他们在放学路上也不会去偷地里的蔬菜。共产主义的儿童教育在道德情操培养上相当过硬,祖国的花朵们宁肯选择凋谢,也不会冒着被鄙视、处罚的危险去偷窃。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跟老师一起在学校里种菜。去野地里挖野菜的孩子也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挖着挖着就一头栽下去,再起不来。是饿死的。这种境况到1962年后有了改善,基本得益于政府1960年提出并在随后数年贯彻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孩子的瘦肚皮有了初步保障。



1963年,孩子们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偶像——雷锋。这位偶像在孩子们心中也一直住到至少上世纪90年代。孩子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雷锋做啥我做啥”——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盼着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当这些受助者问孩子们名字时,他们会扑闪着大眼睛,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而最后这句话,也成为80年代小学作文的必备句式之一。



上缴苍蝇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活动最后演变成硬性指标,每天都要交几十只苍蝇,表示自己为祖国卫生做贡献……一位当年的孩子回忆说,“我在上学路上也时刻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大道,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



60年代的孩子,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填饱中成长。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作为红小鬼的他们,得到又一次“精神丰富”的机会。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丰富”,却是扭曲的,被愚弄的,反天性的。



【70年代的童年: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70年代度过童年生活的孩子,阳光特别灿烂,因为红太阳高悬。样板戏是他们的流行音乐,《红灯记》就是他们的S.H.E.、《沙家浜》就是他们的周杰伦,《智取威虎山》就是他们的林肯公园乐队。



当时的物质依旧贫乏,但孩子们的心情是快乐的。女孩跳橡皮筋、跳格格、踢毽子,男孩打弹子、拍画片、扔子弹壳……与人交往的游戏,与大自然玩耍的游戏,是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期以前,孩子们的娱乐主流。在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嬉戏的场景,他们背着军绿书包——这在当时可是最时髦的饰品,好比今日的LV;骑着28加重的自行车,或者徒步滚着铁环,呼啸而去。若在乡镇间,还可以看到儿童笑嘻嘻地追赶拖拉机,跳上车斗,或者就吊在车尾,蹭搭便车。



部分早熟的小孩子,不满足于玩这些幼稚的“过家家”游戏,他们跟在各种战斗团身后,观看甚至参加武斗。在武斗重灾区的重庆,就出现过10来岁的小孩为武斗者运输武器,活像巴黎公社那位著名的“公社小男孩”。



孩子尚武的习气,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充分表现。板砖、刀子和武装带上,刻着生活在70年代的孩子们的童年与青春。这一切得到了领袖的默许与倡导,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负责人时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978年是关键的一年,革命的童年至此终结,改革的童年即将全面铺开。一元将走向多元,专制将走向威权。孩子们对此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他们的生活,仍将迎来相应的、沛不可御的变化。



【80年代-90年代中期的童年:质朴游戏】



生活在80-90年代中期的孩子,拥有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幸福的童年。在这个年代,旧的毒素虽未肃清,旧的美德也还残存。孝顺、义气、忠诚、舍己为人……,是真实且主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商业海潮渐次弥漫,但尚未席卷所有角落。要言之,政治对孩子的关照,在这个年代明显减弱;商业对孩子的诱奸,在这个年代也未为主流;孩子的群体习性浓厚,不像稍后时代的独生子女那样经常沦为小孤岛。于此年代成长的孩子,有相对自在的空间,相对密切的人际交往,更可能健康成长。



质朴游戏是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的集体记忆。滚铁环、拍烟片、打子弹壳、丢沙包、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斗鸡、抽陀螺、抓子儿……印象深刻的还有吹纸人,就是剪下连环画中的骑马战将,互相吹着厮杀。技术好的能吹出各种角度的旋转,还能把纸人吹起来从半空中落下刺对方脑袋,最后这招其实不实用,但是很有型,可以从心理上打击对手。



在质朴游戏之上,电子游戏冉冉升起,大约始自80年代后期。从最早的魂斗罗、超级玛丽、沙罗曼蛇等插卡式游戏,到后来的街霸、侍魂、三国志等街机游戏,深入童心,风靡一时。



与此同时,港台乃至日本、欧美流行音乐、影视、卡通等娱乐产品也大规模登陆中国内地。由此衍生了不干胶明星贴纸、海报、磁带、录像带、报刊等等产品。



当《霍元甲》播放的时候,可说是万人空巷。在孩子心中有同样重量的电视剧还有《射雕英雄传》。《射》片中翁美玲、黄日华、苗侨伟等人的不干胶,更是遍布大小书包、文具盒、笔记本。



就动画片而言,男生最爱《变形金刚》,他们常在空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模拟变形的声音,一边大叫“汽车人,变形出发!”;女生则爱《花仙子》,每个女孩心里都藏着一片七色花。就漫画而言,日系的《圣斗士》、《七龙珠》,港系的《中华英雄》、《龙虎门》等,都是那个时代孩子的永久回忆。



港产片也是童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雄本色》一出来,叼火柴棍的小男生到处可见;《赌圣》系列,则推广了大背头和巧克力……那是港片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的花样年华。



精神娱乐之外,更有口腹享受。这个时代的主流零食,民俗味道浓郁,萝卜片、烤红薯、冰粉、糖人、棉花糖、炮筒、棒棒糖、拌肠儿……此外,还有现在已少人吃的东西:果丹皮、酸梅粉、麦乳精等。零食中如雷贯耳的品牌,则至少有:大大口香糖、太阳牌锅巴、娃娃头雪糕……



太罗嗦了,人一回忆童年,就是这种鬼样子,但心里一定泛滥着伤感与愉快。



【90年代中期以后的童年:升级与差距】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孩子,毫无疑问将成长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具独立精神的公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下,孤独地成长。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孩子,大多已不屑于或没机会玩诸如吹纸人、打子弹壳的质朴游戏。他们被卷入电脑时代,稍后更被卷入网络时代。



娱乐升级,从电子游戏升成电脑游戏,乃至网络游戏。可是,尽管游戏的花样比之前任何一个年代都多,孩子的孤独感却空前强烈。独生子女是一个因素,新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是又一个因素。在80年代以前,孩子面临的主要是印刷媒介,这种媒介很难制造拟态环境,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与自然交流,与人沟通;到了90年代,孩子面临的主要是电视媒介,可能接触到大量的成人信息或准成人信息,从而早熟。而电视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又使孩子部分失去现实感;这一切在2000年以后变本加厉,因为网络媒介的崛起。我曾见过7岁的孩子在QQ上谈情说爱,也逮住过13岁的初一学生从网络获取色情资讯。在网络世界,真实的社会身份被隐匿,孩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巨量信息又如天风海雨般卷袭而至,孩子很容易就在网络世界中提前成熟,童年的特征及乐趣也随之消失。(不过,也有人提出,网络时代的童年,是“转型”,不是“消失”。)



娱乐升级的同时,孩子的负担也在升级。各种技艺培训:钢琴、舞蹈、国际象棋、书法、绘画……就像十座大山一样罩在孩子身上。此外,还有奥数培训等众多课外辅导。儿童培训课程是一个完整而邪恶的利益链条,而从中最不能获益的,就是儿童本人。



上述只是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还有相当数量的相对不富裕家庭的孩子,没有娱乐升级的愉悦,也没有负担升级的困扰,却如余华所说的,活在巨大的差距里。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各地的孩子,问他们最想得到的“六一”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小结】



普鲁斯特说:“回忆童年,可从世俗秩序中获得短暂解脱,带来对生活的全新领悟”。我们在此回顾共和国孩子这60年的童年生活,希望也能增加对现实世界的一丝理解。波德莱尔说:“天才就是呼之即来的童年”。那么,且让我们在回忆童年、理解童年、珍爱童年中得到这份天才,并以之对待我们的孩子。



60年来,如同我们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儿童生活也从种种束缚中渐渐解放。但是,要让他们的童年成为真正的童年,不受意识形态烧烤,不为世俗私欲侵扰,不因新技术而迷失,也不再有天堑般的差距,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而这样的童年,既庇护孩子们健全地活在当下,也使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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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赞美童年,它让艰难尘世变成短暂天堂,哪怕在混乱、残酷或空虚的年代,它仍是最后的桃花源。我们必须记住童年,它是人一生中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我们“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



洛克认为,儿童是潜在的公民及职业人,因此必须被调教;卢梭则坚持儿童自身的重要性,儿童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对象。他们都只对了一半。所有人的童年,既属于自己,是一张白板,又属于社会,不可避免地被涂抹,同时也以纯洁的镜面折射世运事变。



60年,共和国的儿童已经迎接过59个儿童节。这59个儿童节,穿过不同的年代,经历短缺、质朴,直到今日的繁荣、新鲜,如果为共和国的儿童节勾勒一条曲线,那么必定是向上的、美妙的弧线。



面对60年来共和国儿童的生活,任何一种叙述都是简陋的,任何一种议论都是单薄的。我们能做的,只是讲出自己看到的60年童年曲线轮廓,一种可能发生过的图景。



【50年代的童年:在运动中成长】



生活在五十年代的孩子,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被称为“共和国的同龄人”。1955年的著名儿童题材影片《祖国的花朵》,赋予了红色中国的儿童们“花朵”的专称。



这是一个简朴的时代,也是一个运动迭起的时代。起初,城镇的孩子走出拥挤的瓦房,行在“麻石路”上,去观看镇压反革命的现场。乡村的孩子则跟随父母,去领取土豪劣绅的马、骡子或雕花大床。等到1957年,知识分子的孩子仍旧欢喜地看着《水浒》、《三国》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都出自名家之手。作为孩子,他们不会觉察到,自己的父母常在家窃窃私语,甚至愁眉对坐。。等到1958年,农村的孩子高兴地跟着父母走到公社食堂,吃起大锅饭。猪一头一头地杀掉,孩子们可以吃个饱。但是很快,他们将发现,可以吃的东西太少、太少。



在这个年代的末期,到处矗立起炼铁炉,孩子们去捡煤渣,顺便看叔伯们从炉子里运出一坨又一坨的废铁破铜。而这些疙瘩,原料可能是孩子们家里的大铁锅、铜门环,或者爷爷洗脚用的铜盆。



为了饲养炼铁炉,大批树木被伐倒,孩子们走在日益稀疏的山林里,觉得惆怅。麻雀的叫声也再不热闹,因为“除四害”。孩子是很好的小帮手,用弹弓,用笼子,用网,用敲击脸盆制造的噪音。据说鸟儿除了被打死外,吓死或累死的也不少。



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涌现了一批传唱至今的儿童歌曲。比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人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1957年)。又如,“月亮在白莲花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1958年)。当然,也有更加简单直接的童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





【60年代的童年:身体饥饿与精神填饱】



有一天,孩子在食堂吃到玉米面做的稀粥,开始觉得好吃,一顿吃三碗。以后老吃,就烦了,而且还不顶饱。这其实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此后两三年内,饥饿感成为孩子无法摆脱的密友。即使如此,他们在放学路上也不会去偷地里的蔬菜。共产主义的儿童教育在道德情操培养上相当过硬,祖国的花朵们宁肯选择凋谢,也不会冒着被鄙视、处罚的危险去偷窃。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跟老师一起在学校里种菜。去野地里挖野菜的孩子也络绎不绝,他们有的挖着挖着就一头栽下去,再起不来。是饿死的。这种境况到1962年后有了改善,基本得益于政府1960年提出并在随后数年贯彻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孩子的瘦肚皮有了初步保障。



1963年,孩子们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偶像——雷锋。这位偶像在孩子们心中也一直住到至少上世纪90年代。孩子们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雷锋做啥我做啥”——一看到列车,就想为辛苦的列车员倒水;一看到老奶奶,就希望她摔倒然后上去扶;一看到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得他马上迷路,好送他回家;一看到农民伯伯的拖拉机开过,就盼着它陷入泥坑,可以上去跟同学们一道把它推出来。当这些受助者问孩子们名字时,他们会扑闪着大眼睛,回答:“不要问我的名字,我叫红领巾”。而最后这句话,也成为80年代小学作文的必备句式之一。



上缴苍蝇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活动最后演变成硬性指标,每天都要交几十只苍蝇,表示自己为祖国卫生做贡献……一位当年的孩子回忆说,“我在上学路上也时刻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大道,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



60年代的孩子,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填饱中成长。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让作为红小鬼的他们,得到又一次“精神丰富”的机会。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丰富”,却是扭曲的,被愚弄的,反天性的。



【70年代的童年: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70年代度过童年生活的孩子,阳光特别灿烂,因为红太阳高悬。样板戏是他们的流行音乐,《红灯记》就是他们的S.H.E.、《沙家浜》就是他们的周杰伦,《智取威虎山》就是他们的林肯公园乐队。



当时的物质依旧贫乏,但孩子们的心情是快乐的。女孩跳橡皮筋、跳格格、踢毽子,男孩打弹子、拍画片、扔子弹壳……与人交往的游戏,与大自然玩耍的游戏,是70年代末与80年代中期以前,孩子们的娱乐主流。在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嬉戏的场景,他们背着军绿书包——这在当时可是最时髦的饰品,好比今日的LV;骑着28加重的自行车,或者徒步滚着铁环,呼啸而去。若在乡镇间,还可以看到儿童笑嘻嘻地追赶拖拉机,跳上车斗,或者就吊在车尾,蹭搭便车。



部分早熟的小孩子,不满足于玩这些幼稚的“过家家”游戏,他们跟在各种战斗团身后,观看甚至参加武斗。在武斗重灾区的重庆,就出现过10来岁的小孩为武斗者运输武器,活像巴黎公社那位著名的“公社小男孩”。



孩子尚武的习气,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充分表现。板砖、刀子和武装带上,刻着生活在70年代的孩子们的童年与青春。这一切得到了领袖的默许与倡导,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负责人时说:“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1978年是关键的一年,革命的童年至此终结,改革的童年即将全面铺开。一元将走向多元,专制将走向威权。孩子们对此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他们的生活,仍将迎来相应的、沛不可御的变化。



【80年代-90年代中期的童年:质朴游戏】



生活在80-90年代中期的孩子,拥有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幸福的童年。在这个年代,旧的毒素虽未肃清,旧的美德也还残存。孝顺、义气、忠诚、舍己为人……,是真实且主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商业海潮渐次弥漫,但尚未席卷所有角落。要言之,政治对孩子的关照,在这个年代明显减弱;商业对孩子的诱奸,在这个年代也未为主流;孩子的群体习性浓厚,不像稍后时代的独生子女那样经常沦为小孤岛。于此年代成长的孩子,有相对自在的空间,相对密切的人际交往,更可能健康成长。



质朴游戏是这个年代长大的孩子的集体记忆。滚铁环、拍烟片、打子弹壳、丢沙包、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斗鸡、抽陀螺、抓子儿……印象深刻的还有吹纸人,就是剪下连环画中的骑马战将,互相吹着厮杀。技术好的能吹出各种角度的旋转,还能把纸人吹起来从半空中落下刺对方脑袋,最后这招其实不实用,但是很有型,可以从心理上打击对手。



在质朴游戏之上,电子游戏冉冉升起,大约始自80年代后期。从最早的魂斗罗、超级玛丽、沙罗曼蛇等插卡式游戏,到后来的街霸、侍魂、三国志等街机游戏,深入童心,风靡一时。



与此同时,港台乃至日本、欧美流行音乐、影视、卡通等娱乐产品也大规模登陆中国内地。由此衍生了不干胶明星贴纸、海报、磁带、录像带、报刊等等产品。



当《霍元甲》播放的时候,可说是万人空巷。在孩子心中有同样重量的电视剧还有《射雕英雄传》。《射》片中翁美玲、黄日华、苗侨伟等人的不干胶,更是遍布大小书包、文具盒、笔记本。



就动画片而言,男生最爱《变形金刚》,他们常在空地上跑来跑去,一边模拟变形的声音,一边大叫“汽车人,变形出发!”;女生则爱《花仙子》,每个女孩心里都藏着一片七色花。就漫画而言,日系的《圣斗士》、《七龙珠》,港系的《中华英雄》、《龙虎门》等,都是那个时代孩子的永久回忆。



港产片也是童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雄本色》一出来,叼火柴棍的小男生到处可见;《赌圣》系列,则推广了大背头和巧克力……那是港片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的花样年华。



精神娱乐之外,更有口腹享受。这个时代的主流零食,民俗味道浓郁,萝卜片、烤红薯、冰粉、糖人、棉花糖、炮筒、棒棒糖、拌肠儿……此外,还有现在已少人吃的东西:果丹皮、酸梅粉、麦乳精等。零食中如雷贯耳的品牌,则至少有:大大口香糖、太阳牌锅巴、娃娃头雪糕……



太罗嗦了,人一回忆童年,就是这种鬼样子,但心里一定泛滥着伤感与愉快。



【90年代中期以后的童年:升级与差距】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孩子,毫无疑问将成长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具独立精神的公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下,孤独地成长。



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孩子,大多已不屑于或没机会玩诸如吹纸人、打子弹壳的质朴游戏。他们被卷入电脑时代,稍后更被卷入网络时代。



娱乐升级,从电子游戏升成电脑游戏,乃至网络游戏。可是,尽管游戏的花样比之前任何一个年代都多,孩子的孤独感却空前强烈。独生子女是一个因素,新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是又一个因素。在80年代以前,孩子面临的主要是印刷媒介,这种媒介很难制造拟态环境,孩子有更多的机会与自然交流,与人沟通;到了90年代,孩子面临的主要是电视媒介,可能接触到大量的成人信息或准成人信息,从而早熟。而电视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又使孩子部分失去现实感;这一切在2000年以后变本加厉,因为网络媒介的崛起。我曾见过7岁的孩子在QQ上谈情说爱,也逮住过13岁的初一学生从网络获取色情资讯。在网络世界,真实的社会身份被隐匿,孩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巨量信息又如天风海雨般卷袭而至,孩子很容易就在网络世界中提前成熟,童年的特征及乐趣也随之消失。(不过,也有人提出,网络时代的童年,是“转型”,不是“消失”。)



娱乐升级的同时,孩子的负担也在升级。各种技艺培训:钢琴、舞蹈、国际象棋、书法、绘画……就像十座大山一样罩在孩子身上。此外,还有奥数培训等众多课外辅导。儿童培训课程是一个完整而邪恶的利益链条,而从中最不能获益的,就是儿童本人。



上述只是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还有相当数量的相对不富裕家庭的孩子,没有娱乐升级的愉悦,也没有负担升级的困扰,却如余华所说的,活在巨大的差距里。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儿童节期间采访各地的孩子,问他们最想得到的“六一”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想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小结】



普鲁斯特说:“回忆童年,可从世俗秩序中获得短暂解脱,带来对生活的全新领悟”。我们在此回顾共和国孩子这60年的童年生活,希望也能增加对现实世界的一丝理解。波德莱尔说:“天才就是呼之即来的童年”。那么,且让我们在回忆童年、理解童年、珍爱童年中得到这份天才,并以之对待我们的孩子。



60年来,如同我们国家生活的其他方面,儿童生活也从种种束缚中渐渐解放。但是,要让他们的童年成为真正的童年,不受意识形态烧烤,不为世俗私欲侵扰,不因新技术而迷失,也不再有天堑般的差距,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而这样的童年,既庇护孩子们健全地活在当下,也使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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