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的台湾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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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的能量继续积蕴到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终于迸发出所谓“台北学运”。

　　台湾的反对运动在时局动荡之下，呈现一九五○年代相对自由开放、一九六○年代转趋沉寂的诡异变化。一九七○年代初期，台湾失去联合国席次，国际社会地位日益孤立，遂有《大学杂志》之创办。当时，《大学杂志》网罗新生代学术、政治、企业精英人士撰稿，虽然本质上并非反对执政当局，但其探讨外交及内政路线应否调整等政策问题，以及求新求变的立场，仍遭国民党内部保守派视为异类。

　　一九八○年代，在内外环境丕变的局势之下，台湾反对运动风起云涌。在政治层面，受到一九七九年中泰宾馆事件、美丽岛事件等手段激烈的反对运动之冲击，国民党重拾民主化步调，六月份宣布恢复增额中央民代选举。在党外人士积极奔走之下，民进党成为台湾第一个道地道地的反对党。

　　社会层面，由于台湾快速转型为工业化社会，农民权益却未得到相肆应的维护，在政治气氛逐步开放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九八八年五月二○日爆发「五二 ○事件」，警民再度爆发激烈冲突，连宪兵都介入驱离。当时场面激烈对立，甚至燃烧汽油弹，导致警民各有受伤。此亦为台湾为民主付出之代价。

　　台湾的学生及知识分子在此氛围之下也逐渐走出校园。一九八六年鹿港反杜邦事件，堪称首宗本土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反污染的小区型运动；同年七月，台湾大学大学学生下乡参与民间社会调查，广受社会瞩目；八七年、八八年学生继续扮演社会运动催化的角色。

　　在那个年代，台湾仍受限于报禁、出版法，但校园内各类突破法令禁忌的「地下刊物」，却如雨后春笋般的短短几年内几乎出现在每个大学校园。首开先河者为辅仁大学的「改造社」刊物，创刊号「献给所有勇于抗争的青年」，随之而起的还有政治大学的《野火》、中央大学的《怒涛》、台大的《浊水溪》、台北医学院的《抗体》等等，甚至连原住民都办起了《高山青》。

　　学生的能量继续积蕴到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终于迸发出所谓「台北学运」。这场历时仅一周的学生活动，初始仅为三位台大学生为声援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因递交「解散国大」抗议书而被宪兵架走，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开始静坐。到当天下午六点多，学生人数亦不过十来人，旁边声援的民众反而比学生多。讵料，短短的几天之内学生、教授就占满了整个广场，日夜、风雨不退。当时，中正纪念堂白色牌楼、围墙上到处被喷上「废除临时条款」、「解散国大」、「要民主自由」等标语的油漆。

　　虽然人数越来越多，学生们依旧坚持只在广场活动，当局亦平和以对。虽然学生的要求很严肃，国民党高层深受震惊，由国安局长宋心濂主持成立「危机处理小组」；但是，在激情的另一面却是另类「社会运动」，透过照片还可以看到当时民众扶老携幼到广场关心学生、关心局势，连摊贩都到广场做生意了。

　　除了这场大型的学生运动之外，八○年代校园里也有反对运动。八○年代末期，某私立大学的某系系主任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高官，在授课方面力不从心，引起学生反弹。该系部分学生遂自发性的联署要求系主任下台，当时甚至有媒体刊登此事。虽然就像当时的所有学生运动一样，校园内外对此事出现正反两极的激辩，但从此一事件即可发现，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反对思想已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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