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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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siyu 在 09-05-28 09:56

吴国光

（原题）改革的异化与政治危机：关于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2007年1月中旬一家美国智库组织的一次中国问题论坛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稿。在这篇发言中，作为对‘改革终结论’的补充和深化，作者又提出了‘改革异化论’，并围绕这个论点展开了对于中国政治危机的分析。现在，虽然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是作者的观察和分析并未过时。今征得作者同意，分两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零零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于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两个基本手法

我的粗略的观察是，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政府维持所谓稳定的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种方法。

第一个方面是强制的（coercive）方法，可以称之为“控制”或者“压制”。从1989年以后，它越来越依赖党对专制机器的控制。比如，通过对于政法委的强化，党对政法系统的控制比一九八九年之前更严密了。安全部门的作用，现在也比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化了。包括党对宣传部门、文化事业的控制，很多人关注它的‘放开’的一面，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同时，这种控制的强制力增加了。比如党委或者宣传部门给某个刊物一个禁令，或者是更广泛一些的禁令，那都是很有强制性的。强制的管理在加强，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效能往往是直接的，这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利用经济的手段。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收买”。从经济上讲，要想行之有效地运用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这是经济手段最重要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基石。具体地说，即使在总体经济表现比较亮眼、正面的情况下，资源总还是有限的，那么还必须要制定一个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稳定的战略。他们有这样一个战略。比如说，一九八九年以前，经济上的好处，主要是在农村，而八九以后呢，主要是城市得到。这个里面，我认为，背后主要是维持政治稳定的考量。就社会群体来看，一九八九年以前，农民得到了比较多的好处，而八九以后呢，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甚至是外国人（首先是外国资本家，还有属于外国人的其他群体）。

随着资源的增长，社会群体受惠的余地就更大了。余地大了以后，我觉得，江泽民还是按照后一个思路来维持稳定。那就是在后面这些获益的社会群体之中寻找新的、更加明确的政治结盟。扩大到资本家也来‘入股’共产党，就是这个思路最为典型的一个体现。总体来说，就是依赖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使党的政权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吸收更多的人作为小的“持股人”进入这个党，和党的利益绑在一起。最近几年，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党员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年的增长幅度，都是几百万，现在党员总数已经有七千多万。在未来的七、八年内，应该会增长到一亿。假设党员都可以受惠的话（当然一定有一些个案不是这样，这里仅从宏观上来看），以一个家庭三口人计，一亿的党员受惠就大约等于三亿人受惠。当然，一家人中间可能不止一个党员；反过来呢，也可能还有其他亲戚也跟着受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总之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进入这个党，主要就是得到好处，归根结底是经济好处。这样，党的政权就可能被一个很大的人群所拥有，至少是象征性地来拥有。他们不再是因为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或者其他什么理想、信念而进入共产党、而拥护现制度；他们就是为了经济好处，这就是被收买成为保持所谓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胡锦涛上台以后，还想把这个办法扩大到农村。依赖手中的经济资源的增长，继续扩股，试图让农村也享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一九八九年以来，当局对于它所主导的社会收益分配，有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完全是为了政治稳定。现在稍微调整一些回去，这是明智的。可是，问题是，现有的‘持股者’，是不乐意看到这种发展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二．专制主义的‘软力量’：从利益收买到灵魂收买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宣传、意识形态的方面。或者用时髦的概念来说，就是“话语”（discourse）的权力、‘软力量’（soft　power），也包括搞公共关系。这个方面不可小看，它是可以左右社会心理的。这里面，我观察到一个历史的发展脉络。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来看，首先是靠强制，特别是六四之后到一九九二年初的一段时间。接下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国家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它的经济收买手段就越来越有效。时间一长，这种经济上的收买，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收买。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好处以后，逐渐地，你有一个心理内化的过程，把你拿这个好处的这套交易合理化的过程，你就开始认同这种收买，认同产生这套东西的那个制度安排。这样，本来以为已经破产的那套政府话语，就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基础，这就产生了新的属于这个政权的那种话语权。中国当局现在很自觉地在利用这一点。知识分子加入了它这个精英联盟之后，也很主动地在这个方面贡献力量。经过这些年，这个方面他们制造了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民族主义、盛世论、和平崛起、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等等，还有硬件的，比如海外的孔子学院。这些都是“soft　power”，不仅在国际上来说是“soft　power”，在国内也是“soft　power”。这就是说，随着一九八九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国当局所能够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从一味的强制，发展到了再次有效地建立了话语权力。随着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增加，话语权力有了强有力的物资支撑，从利益收买就逐渐发展到灵魂收买了。

三．体制改革的异化：是制度变革，还是维持稳定？

维持现政权、现制度的稳定，它还有第四条办法，那就是体制层面的变革（institutional reform），包括行政、法制、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改革的举措。具体的一些内容，我后面再展开。这里先把这一条也提出来。当然，这四条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说新技术的出现？我这里没有把它单独地列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多重的效应。比如说，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因特网的发展。它可以帮助社会力量的发展，有削弱现行体制的效应；但是当局手里有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来利用它，也可以帮助维持专制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如果它对当局有帮助的话，也是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来起作用的。比如说，当局对因特网的控制和利用，是建立在强制力和经济收买这样一些基本手法上面的；当局通过它来扩展自己的话语影响，也属于我们上面谈到的第三条。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当中，前三个是比较具有确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功能是什么，这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一定有助于当局维持目前状态的社会稳定。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那些实现控制的手段，一定有助于政权的稳定性，而不会相反；而经济资源的增长和对于一定社会阶层的经济收买，也一定是有助于政权的稳定。这些东西的发展趋向，也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方面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也就是说，强制的力量会被进一步强化，经济资源的占有也在进一步被强化，话语力量的建立和扩展也在进一步被强化。其次，应该也比较清楚的是，当局强制力的加强，当局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的进一步丰富，当局话语权力的扩展，都决不会导向当局要改变它的统治方式这样一个方向。而是恰恰相反，在现制度下这些方面越发展，现制度就越没有可能会主动走向变革。对这一点，也许还有不少人还抱有幻想，以为多少年之后，比如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当局信心十足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启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wishful　thinking，逻辑上完全说不通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继续作点分析。

可是，这第四个因素，也就是体制变革的因素，它的价值、后果、前景和趋向，比较来说，都不大确定。就价值和后果来说，体制变革的性质，究竟是维持现在政权的稳定呢，还是它也有可能导致别的方面的后果？它的趋向和前景，是在持续地深化、发展呢，还是根本无关痛痒、越来越没有实质内容了呢？总的来说，这类体制变革，是在不断地削弱现有制度呢，或者其实是在强化现有制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回答，差异是很大的。简单地说，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下。第一种，不妨称为‘持续有效论’，就是认为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包括三层吧，即行政的、法制的和政治的，这个改革是在不断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有效地在推动中国的进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它有效、持续也好，不管是当局主动的还是公民社会力量迫使它在这样进行也好，总之，这种看法乐观地认为改革是在持续地进行，尽管可能是缓慢的，基本上有效，尽管有的时候有些方面的改革的效果不一定那么明显。这样的改革，这样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前景就是渐进、和平地转换到民主化。在这里面，也还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是着眼领导层、着眼党国的，认为当局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种良性的改革。也许为了权力的问题，这样的改革有时候会有所收缩；因为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这种改革不是进展得很理想，但是，这种看法认为，当局从长远来讲是认同政治改革的目标的，甚至是认同民主化的目标的，要给他们时间来慢慢推动。另外一种呢，认为当局也许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不情愿的，但是它为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因为内部斗争而为了权力的巩固也好，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也好，它必须推动经济上的、法制上的、行政上的这几方面的改革，甚至不得不推动政治上的改革。而这几方面的改革，最终会带来一个当局所没有预期到的政治后果，这个政治后果就是民主化。总的来说，这两种判断都是认为改革是持续有效的，体制改革可以使中国和平地转变到民主化。他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当局是主动还是被动在进行这样的持续有效的改革。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了，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了。或者说，尽管当局也不是完全没有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层面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效果。这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就是‘没有’或者‘无效’‘，与前面谈的那种看法是持正好相反的意见的。这样一个判断下，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基本的看法就是会出现危机。不过，有人判断危机会随时、马上出现，而且当局无力驾驭，这就是所谓‘崩溃论’。另外的学者呢，比如裴敏欣，则不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崩溃论’。裴敏欣所讲的，是“停滞论”（stagnation）或者“衰败论”（decay）,就是说这套东西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政治改革的缺位使得这个体制不能够有效地具有应付这种挑战的能力。最后其实也还是要发生危机，不过相对来说危机来得比较长程一点，很可能是停滞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到来。对于危机到来的后果，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说危机出现以后，因为现行体制的控制力降低，反而可能使得民主化转型出现机会，可以叫做‘危机转型论‘；另外一种是估计危机会产生混乱并且持续下去，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一般与‘崩溃论’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看法，是赞成裴敏欣的观点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强调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阐发，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构成第三种判断。所强调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其实存在这样一个比较有效的但是非常有限的制度性的变革。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从根本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目前不存在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但是，从当局的利益来看，从维护其权力垄断但又要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目前的中共政权完全没有做什么体制层面上的调整。在他那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政治改革的，特别是有行政层面的改革。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常常各执一词，有的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有的看法相反。在价值的层面上，我同意说中国目前不存在政治改革，而且我认为连经济改革也已经死亡了；但是，从实用的层面来讲，当局并不是一味守成、完全没有作为，而是也在挖空心思地动动这里、弄弄那里，要使目前这个制度、也就是政治权力垄断的制度，更为有效地运转乃至持续下去。这个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但是也不是纯粹的‘停滞‘。也许应该视之为‘异化的改革’。我们知道，‘异化’的本意，就是事物走到他自己的反面去了。改革本来是为了改变他那个制度，现在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那个制度，巩固他那一套，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制度下的所谓稳定。

四．‘鸟笼改革’的边界和效用

所以，我说这个体制变革同时具有“有效性”和“有限性”。它的有限性，在于这种变革完全是为了巩固现政权、现制度的，此外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它的有效性，也在于它确实也是可以帮助现政权、稳固现制度的。当然，对于前面第一种看法来说，也就是认为中国改革持续而有效的那种看法来说，它可以认为，这种“有效”和“有限”的变革从长期来讲是可以制度化的，它可以使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上也“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找到一个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这就是说，“有效”性逐步积累，终于会压倒“有限”性，从长期来讲，“有效”性大于“有限”性。这种看法，属于权威主义巩固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没有看到这种‘有效性’是对什么东西有效，高估了‘有效性’的累积效应，低估了‘有限性’的刚性制约。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普遍利益和政权利益视为了一体了，认为对于巩固政权有效的东西就会对于促进民族利益有效，或者反过来，认为这个政权为了有效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不得不逐步向对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有效的东西靠拢。这种假设，如果不是共产党那一套拿人民利益说事的骗人花招的话，那就是政治上很幼稚的看法。用江泽民批评香港新闻记者的话来说，‘too young,sometimes naive’(太年轻，有时太天真)。

接下来我想集中地谈谈这个“有效”和“有限”的改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改革，带有什么样的含义。我认为，对现行体制来说，它在中国推行任何的一个所谓改革，其实都在试图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能够有效改善治理，有效解决它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不管多么有限的效能，总是能够有效地减轻一点问题，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有效地维持权力的垄断，决不能够使它的权力垄断受到挑战。在这两个之间，那个选择空间是非常狭窄的。我们知道这句老话，所谓“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用我这里的概念来解读，就是说，不能有效解决治理问题，那就等死罢；而如果不能维持权力垄断，那就是找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它确实找到了一条路，摆脱了它在政治上的这个“二律背反”，既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维持了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但是，这条路，是以政治上没有出路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它只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那些负面效应。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条折中的道路呢？当局是不是也正在走这样一条折中道路呢？这样一条折中道路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能够走得通呢？

所谓“折中道路”，就是刚才讲的，既能够解决治理问题，又能够维持权力垄断。那么它就必须在这两个边际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回到“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这个说法，就是“半吊子“改革，就是说，找死也没有找到家，等死也又不完全等死，不断地在试图拉长等（死）的时间，也拉长找（死）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在这样一条钢丝上，在这样一种拖延的时间上，把现在的政权和制度相当长时间地维持下去。“长期巩固论”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东西看成可以制度化的来解决问题了，是认为这样的拖延战术就可以给它更大的回旋余地，最后那些问题、困难就拖掉了，最后就可以解决了，或者说是不了了之，以不了为了之。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政权，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尝试这样一种战略。

实行这个战略，我认为，它也有成功的一面。昨天贺卫方教授讲过，那些法制方面的改革，虽然很有限，但是它对法制的品质有一些有效的改善。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维持一党专制这个方面，却并没有任何松动。包括昨天汪永晨讲的这个环保团体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环保团体也好，其他公民社会性质的团体也好，在他这个政治框架内，实际上都有两重性质。一个是帮助改善治理品质，解决治理中的一些问题。这既是在帮助这个社会、民族、老百姓，也是在帮助这个政权。因为有这个效能，所以这个政权是允许他们存在的。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你的这种努力，一旦有可能挑战这个政权的权力垄断，在这一点上它就一定要卡死你的。这个底线，它是十分清楚的。它就给你这么一点儿空间，让你发挥可以帮助它解决问题的那一面的功能，限制你可能质疑、挑战它权力垄断的这一面的可能。昨天那个有关水坝建设的听证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个事情对于共产党来讲是不影响一党专制的，你做成功了也不影响一党专政的，反而可以在局部有效地改善制度。这并不是说它想让你这么做，而是说，社会力量的兴起，逼得它不得不给出一点空间。但它要掌握对于这点空间的边界界定。不是全部卡死你，它现在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了。但是，你想要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问题？那也绝对不行。这个刚性框架的制约也好，公民社会团体的本来的活动方式也好，这样都使你努力于局部、个别问题的改善上；而你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努力，实行这种改善，从客观后果来讲，对这个政权、这种整体的制度框架，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就是说，你帮它发挥了那种不影响一党专制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治理的功能。当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对于行政改革，我认为更是这个样子。

导语：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困境：小改不能解决问题，大改反而引爆问题。所以，扩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这件事情，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从制度、领导层、掌权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会做的。

五．作为硬制约的‘有限性‘

因为有这种尝试、有这样的成功，所以我把‘体制改革‘这一条也列为当局维持稳定的四条基本战略之一。问题是，这种不触及基本的东西、但是可以让现体制得益的这种鸟笼改革，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一直玩下去呢？这就不能不认真探讨它的有限性的这个方面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人，是比较容易忽略它的有效性的方面的。为了不要为自己的感情、偏见所蒙蔽，我前面特意尝试发掘一下这些改革的有效性是在哪里，有效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方面，我还想指出的是，前面讲的这四个因素，实际上是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比如体制改革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也许它那种所谓‘改革‘根本就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它只要允许这个东西有象征性的存在，这个东西就可以在国际上发挥公共关系的作用，这个作用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强的。我并不是说那些做法制改革的，做了就是要去给这个制度来进行政治装饰；我的意思是，它必定要用它的框架把你扭曲，否则它就用强力来扼杀你。你一旦触及到它的权力垄断，那它的第一条就上来了，就是强制这一条上来了。如果你还没有遭遇到这一条，只能说你的行动尚未危及他的底线。你的局部的、个案的改善治理，对它的国际公关作用、对它的话语权威的支撑作用，是你所不能掌握、但它可以充分利用的。有些人因为利益的缘故，被’收买‘了以后，心理内化还是有困难。那就是说，我可以拿你共产党的好处，但是我觉得你共产党这套东西我还是很难接受。可是，当共产党夸夸其谈’政治改革‘的时候呢，甚至还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这样的人就可以justify（合理化）自己的选择了。他们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说共产党会慢慢地走到你所愿意的那个方向的。这些东西，都是这种体制改革的有效性的方面。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有效性”非常“有限”，短期内可以巩固现体制，但是长期来看是危机。我个人是这样一种看法。我认为，当局的体制性变革，在短期内可以是有效的，但长期内是一定会发生危机的。这个有限性，首先一条，也是很清楚的一条，就是它不可能普遍地解决和改善治理问题。昨天贺卫方教授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法制改革处处遇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如意算盘，也有很不如意的一面，这就是改革的有限性在制约它的有效性。在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各个层面的停滞、衰败、乃至危机，不仅存在，而且持续发展。打个比喻来说，就是药力下得不足以治病，所以病情还在恶化。昨天于建嵘教授讲到的这个社会骚乱和抗议都在持续上升的现象，就是一个证明。改革的有效性，是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比如说，环保团体已经出现了，它并不挑战政府的权力垄断，但是当你允许它来帮助解决治理问题的时候，它在解决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触及你的基本政治框架。这些团体会要求说，你这样子不行呀，我还要进一步往前推啊，否则解决不了这个环境问题呀。我想法制改革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当局的危机意识是很强的。之所以这样，我想，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实际存在的这样一些有关治理的问题，而且也看到了它用来借助解决危机的这些方法之中其实潜伏了很多的“危险”，对这个政治框架来说是危险的。所谓“饮鸠止渴”，我想共产党应该是体会很深的。

六．看不到推动政治改革的前景

如果现行的改革不足以解决问题，当局会不会为时势所迫而进一步的扩大、深化、和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行政、法制、政治层面的改革，来应付不断积累的危机因素呢？我对此一贯是持悲观的看法。这里面原因很多。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它看到了帮助它解决危机的这些因素，本身就对它构成潜在的挑战，当然它就不愿意再继续扩大这样的因素。再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了，一九八九年以来他应对危机是基本成功的，而这个应对的主要方法不是进行政治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认为，中共领导层在一九八九年以来积累了这样的经验，它也认为这一套镇压、收买等等的方法是有效的。既然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要改弦更张？我看不出这个道理。那对他们来说是自找麻烦。我们总在说，你不进行政治改革，就会有大麻烦。可是，过去这些年的经验表明，有政治改革的时候，这个政权反而有麻烦，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麻烦；那之后不搞政治改革了，或者是镇压与收买为主，间或来点儿我们前面所说的‘异化的改革’，并非真正改革的改革，它的日子倒过得很好了。我们所说的那个麻烦，是从民族利益着眼；可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着眼，它现在反而没有了这些问题。他们的这种经验的积累，他们这样的惯性，对继续它这套做法只会增加信心，很难设想它改弦易辙去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从实际情况看，中共干部阶层近年来对于政治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认为政治改革重要而转变为不这么认为了。这从中央党校在学员中连年进行的关于改革的调查结果就看得很明显。前几年的调查，政治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排在前两、三位，被认为是必须进行的事情；而最近一次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对于政治改革乃至行政改革都没有兴趣。（有人插话：中央党校调查了三百五十人，一般都是中央机关的干部，高校出来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六,还有什么当老板的占百分之五。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三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了；而百分之六十八点五六的人，则认为虽然严重，但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般来说，都是中间阶层比较难以推动，因为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比较大。基层出于不满会要求改革，高层有时候出于整体政权的理性利益也会要求一些改革，而中层往往是比较有阻力的。前几年，中层干部已经认为政治改革很重要的情况下，这个政权都不推动政治改革，现在中层干部也都认为这不重要了，不要搞政治改革了，这个政权怎么还可能会推动政治改革呢？这也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悲观的又一个理由。

然后就是知识分子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体的心态，它的价值取向，恐怕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愿意看到民主化。（有人插话：有人已经提出来了，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主要是发展的问题）。另外，也缺少国际压力。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要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七．花拳绣腿的所谓‘政治改革’

我们转而看看实际情况呢，看看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东西呢。当然，当局一直在说，实际上政治改革也还是在做的，比如说党内民主。吴仪上次见美国商务代表团，就有两个卖点，一个是党内民主，一个是行政改革。有一些我们这种背景的学者，对中国党内民主的看法，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的看法是，它是在做一些东西、一些试点，比如说党代会的常任制，取消地方党委的常委会，还有干部公议、减少支出，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等方面的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的看法。

比如说，党代会的常任制，这是这几年国内讲的比较多的，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讲政治改革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东西。可是，我现在的看法是，这个东西不会起作用，搞了也不过如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只有一次是实行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常任制的，那就是从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八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但是，恰恰是在八大一次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之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非常大的转折。八大一次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在四、五十页的报告中，只有四次讲到毛泽东思想或者引用毛泽东；一年半以后，还是这个代表大会，同样的那些代表，又开了第二次会，刘少奇做了一个只有二十几页的报告，却有二十三处引到毛泽东。这你就可以知道，毛的权威，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就是1956年的秋天到1958年的春天，经过了“反右”以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以后也会写一篇文章讲一讲。毛在八大一次会议受到挫折，毛泽东思想也从党章里拿掉了。但是，通过“反右”，他掌握了主动权，到八大二次会议他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这就是说，这个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常任制，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并没有强化党的代表大会的权力，更没有制约中央领导人的权力。结果是，他自己都保不了自己，八大与九大之间就发生了文革，然后八大也就没有什么三次会议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名义上，党代会的代表都应该还是常任的呀，没有什么决定取消它呀，结果呢，连个会都开不成了。从这个经验来看，我认为，党代会代表即使常任，也作用不大。更何况，现在这也只是在很少的地方搞一些试点。取消常委会，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取消书记办公会，这个东西的政治效果就更扯淡了。几个副书记，削减成两个副书记，这就算是政治改革了？已经在做的这些东西，就改善治理来看也好，就扩大权力的分享来看也好，我都看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实际意义。

要说有实际意义的，就是差额选举了。十七大代表的选举办法也已经出台，按照官方媒体的宣传，差额比例扩大了，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会更民主。但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刚刚结束的作协选举，得票人数最少的候选人当选为主席。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内定要作主席的，不满意这个内定，结果得票很少。少也没有关系，照样按照内定的方案作主席。这个就很讽刺了。这样的差额选举，它的政治效应，是靠上而不是靠下。这就是说，如果不靠上面的话，你就会被“差”下去；你如果听上面的话，不管得票怎么样，上面都会支持你的，一定会在差额选举中想办法保你的。这根本就不能算是选举了，顶多走个投票的过场而已，还侈谈什么‘差额选举’？作家协会的选举尚且如此，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不管它在那里说多少多少差额，实际上又怎么可能真正民主呢？从理论上讲，没有党与党之间的选举竞争，党的内部就不可能具备民主竞争的动力。事实上，政党民主总是先于党内民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种没有党与党之间的民主竞争却反而先有了什么党内民主的。美国可以说是民主竞争的一个例子了。可是，美国两党竞争这么多年，两党的内部却一直并不民主；它也不过最近、八十年代以来吧，才开始有党内民主。就是这样的党内民主，是不是民主的进步，学术界也是很有争论的。Zakaria就认为党内民主对整个民主制度是有相当的破坏作用。他说，美国的民主最近出了毛病，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党内民主，有了党内民主就使得党内的初选不是作为一个思考策略的这样一个功能，就成了国家的基本选举都一样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从所有的这些理由来看，我对党内民主这个东西抱有很大的怀疑。

再一个就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强化行政能力，不涉及根本权力的重新分配。我们刚才讲的有限性，其实主要就是在这里。即使那些行政改革它都在做，有限性也还是存在的。

再深一层来讲，回到危机问题上来讲，可以说：现在如果它真的改，危机可能爆发得更早，实际上可能诱导危机的爆发。原因在于，第一，政治改革会使得现在的政权的利益共识被打破。现在这样子运行了十几年，内部运作的利益共识也有了，内部运作的程序也有了，一改的话，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压制的危机因素，就会爆发出来。还有一个原因会使得政治改革诱发危机，那就是期望值升高。如果真搞一些改革的话，民众的期望值就会升高，结果呢，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所讲的，参与的渠道不可能马上就到位，但参与的欲望高涨了，这个就会形成社会问题，出现乱子。其实，一九八九年的事情，背后就有这个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小改不能解决问题，大改反而引爆问题。所以，我觉得，扩大、加快、深化政治改革这件事情，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从制度、领导层、掌权的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会做的。

八．控制力增长背后的变数

说来说去，他们并不是靠实行政治改革来维持稳定，他们是靠我前面讲的那三条，就是强制、收买和宣传。关于这三条呢，联系对于政治危机问题的分析，我再稍微讲几句。

第一条就是强制力。它的控制能力在持续增长，这是很明显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都会持续地增长。但是，问题在于，控制能力并不能直接地解决社会问题。它是一个“马后炮”。它是在危机出现以后，把它按住、卡住、压住。危机越多、越大，这个强制的力道就必须越大才行。这就是说，在目前社会经济环境的治理病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下的药就会越来越毒，药力就越来越霸道。从常识来讲，一个健康的肌体在这两个力量下挣扎—我假设它这个强制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同时看到社会危机因素是越来越多—这样两个东西同时并存，就算它能够持续地压制住，不出大乱子，我觉得它的后遗症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拖得越久，危机就会越大。按不住的那一天就是火山爆发的一天。单就病症和药力之间的赛跑来看，也许五年、八年不成问题，它能控制得住。就是说，虽然药力大，但还不至于把它的体制破坏，它用强制的控制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病症也还是有这个力量的，应付各种各样的局部危机它还是有这个力量的。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毒害，那是很厉害的；这种强制下的稳定拖得越长，这个社会的内在失序就越加发展，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长远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前景。

第二条就是经济收买。这是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昨天伟建讲到，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再能维持十年就差不多了。我对经济问题完全外行。我有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是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大概都是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期，然后就进入经济的衰败。当然，在这个类比中，中国有它经济上的优势的一面，内部市场比较大，它可以相对转变一下增长模式，发掘一下内部市场；它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局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等等。但是，与日本相比，它同时也有很多的劣势。比如说，法制不行，软件的这些东西都不好。这种类比当然很粗糙，我们只能粗略地来看。人家搞了三十年，那我想，算中国可以搞四十年，维持四十年经济增长，那现在也快走到头了。其实经济学家的讲法也不见得有什么科学根据。林毅夫说中国可以这样高速增长一百年呢。这么讲我看是很武断的。能源的、资源的、环境的、国际的、劳动力价格的、投资的等等这些因素，都是硬性的制约，从那里找那么多的资源来维持中国目前这个状态的增长再搞七十年？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病态。单纯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恐怕百分之四左右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了。可是，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它的经济增长率一旦下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那整个社会、制度恐怕都大成问题了。经济增长率如果降到百分之六、百分之五，这个政权的这第二条的能力就大大地降低了，老百姓的预期也不一样了。它用这个办法搞稳定就难以支撑了。

第三条就是话语的东西、心理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我观察到，这一方面的转变，相对现实状态的变化来说，往往有一个‘滞后效应’。比如说，一九八九年的时候，当局治理的方式已经转变到依赖暴力，到一九九二年以后又加上了经济收买，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话语，大体上还是一九八九年以前的。这个方面的转变，要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实现。举个例子，就是关于民族主义，我看到’零点‘公司做的一个调查，记得是一九九二或者甚至是九四年做的。它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哈尔滨、武汉等地调查，列了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问哪个国家是你最喜欢的。占压倒多数的答案，是美国，还有日本、新加坡。这明显还是一九八九年之前的那种社会心理。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滞后效应‘相当长。如果我这个猜想有道理的话，那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之后，也还可能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现在社会心理的特点，可以说是保守的、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是对这个政权、这套制度有利的。也许，当经济的增长降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危机濒临爆发的时候，这样的心理的东西还可以继续作用，对这个政权和这套制度起支撑的作用。

以上这些东西，都是现政权针对国内社会的层面，即政治学所谓的state—society相度来展开的。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也很重要。国际因素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好。但是，比如廉价产品出口啊，环境问题造成的全球环境危机啊，能源的国际竞争啊，则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国际环境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的情况下，这个国际环境会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决定中国是不是出现政治危机。此外，台湾问题，还有香港，甚至西藏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很大的变数。当然，中国内部的社会层面也有一些变数，比如反对派如何组织自己，如何开展反对运动，这会增加变数。还有就是领导层内部的变数。我们知道，领导层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现在，权力交接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在江和胡之间是和平地交接了，从胡到下一代呢？是不是这个模式就制度化了，今后都可以这么搞了呢？再有一个，就是偶然事件太多了，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图景的原因。有时候偶然事件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 本文已作为《动向》杂志2009年四月号、五月号特稿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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