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说谎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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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戳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
　　1971年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它在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之后，被定为毛主席最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他每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手中总是摇晃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表示它忠于毛主席。但后来知道他竟企图谋害毛主席。他自己对心腹人就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事件败露后，大家对一切漂亮的堂皇言词都打上了问号；对许多明目张胆的谎言也习以为常。社会陷入了伦理危机，说什么话都不灵了，做什么事都没有顾虑了。当时确实有一批人沉沦和堕落走向歧路。
　　在美国发生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身为总统的尼克松说谎掩盖自己在竞选活动中参与的犯罪事实，最后在独立的司法部门的追究之下，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从此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尼克松一案情节虽然没有林彪一案严重，但都是政党首脑，其影响非同小可。
　　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加拿大百米短跑选手约翰逊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奖牌和世界纪录被取消。这件丑闻虽然比之尼克松和林彪事件的影响小，但也引起巨大震动，因为这涉及到过去许多成绩和记录是否有假的问题，涉及到运动会的声誉。全世界几亿热心于体育运动的人所关心的，是优胜者真正具备体格的强健的技巧，而不只是一场骗局。
在我国也有某些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优秀企业家，最后被发现时弄虚作假。其中一个例子是英文报纸（China Daily）1990年12月11日第3版报道广州一邮差历年被评为模范，后来发现他三年内从邮件中偷了近万美元，5万余元港币及上千封信，结果被判死刑缓刑二年。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第9版报道安徽省公证处发布公证书，盖了公证处大印，证明三种香烟“黄山”、“中华”、“红塔山”中黄山牌最好，事后发现是骗人的。1992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报道云南英杰电子工程应用研究所在“WP宽谱治疗仪系列产品”科技鉴定会上弄虚作假，骗取名誉和钱财。本来公正和科技鉴定其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信誉担保。而今这些活动也可以用钱来买，天下还有什么可信赖的事？1992年9月 22日《人民日报》第8版张文祥刊文“新闻报出42度”,说的是过去重庆天气预报不论有多热也只报37度（大概因气温高于37度工厂要停工）,今夏开始报出了42度。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实为奇闻，可是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晚报》1995年7月5日第7版引《新民晚报》报道“淮北成人高考舞弊多”,据估计淮北参加成人高考的2000人中有近一半是在校高中生替考。考试原为鉴别良莠的一种手段，考试而可以舞弊使考试完全失去了意义。 1995年还发生一位知名歌星在舞台上表演时播放事先录好的录音带，欺骗广大听众的事件。《人民日报》1993年9月28日刊登了董天成写的“耍魔术”的文章，并附有两张照片，说的是成都人民北路侧巨大的“万宝路”香烟广告。每当听说“创卫”检查团或其他类似的检查团要来检查时，这广告一夜之间变成了“净化环境，美化市容”的标语牌。原来有人在香烟广告上套了一辐罩布，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这些都是大范围内的欺骗行为。
　　这些事例说明，在大范围内进行欺骗活动是极其危险的事，是极严重的犯罪。他的损失虽然未必计算得出来，但是社会道德水平降低，后果无法估量。
　　有趣的是无论个人、国体或政府，如果经常说谎，最后会受到谎言的报复。当有人造谣重伤他们时，他们无论如何申辩也无济于事，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的申辩仍被人当作假话。说惯了假话的人还以为别人也说假话，于是对外面传来的一切信息都打一个问号，结果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只相信他自以为是的东西。
　　在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对群众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们行为的感染作用也越强。所以有“上行下效”的说法，而从来没有“下行上效”之说。在家庭中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机关里是上级，在整个社会中则是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种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道德面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故宫太和殿皇帝宝座的上面写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光明正大”,目的是宣传皇权代表着真理。然而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成为上层社会腐败的温床。所以贪赃枉法，假公济私，贿赂逢迎，双重人格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相反，一个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不大可能堕落，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影响来营造一个彼此勾结的私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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