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原：六四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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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民主运动过去20年了。这场运动唤醒了民智，揭穿暴政的真面目，但最终不敌暴力镇压，以惨败告终。中国因此而错过了一次民主转型的机会。六四民运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较量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的关系，但民运自身的局限也是一个致命的关键。

这些致命的缺陷表现在：

1，对中共心存幻想。六四民运从学运开始。学生们跪地上书，请求中共恩准对话、反腐、实行民主改革。但共产党从来都是非友即敌，你不是我的人，就是我的敌人，没有什么公平对话，只有枪杆子说话；再有的就是绝食抗议，学生以为党会像父母那样爱护他们，并做出某种程度的退让；面对戒严和军人的威胁，天真地以为这是吓人的把戏，直到开枪了，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

2，激情多于冷静。学生、市民们以一腔热血呼唤民主，勇气可嘉。但他们忽视了对手的绝对强势，包括武器和心态。中共是不怕死人的，只怕打你不死。中共从闹工潮、学运、武装起义，到对抗国民党，建国后的多次杀人运动，一路过来没少杀人，所以也不会在乎多添一桩血案。多杀几个不多，少杀几个不少。

3，说教多于务实。20年前，民主、自由、人权等词，太广义，太新鲜、“太反动”。民主制度的好处，论证来论证去，还是制度，只停留在政治层面，没有直接地落在国计民生上。一般人眼里，民主又不能当饭吃，它不是米饭馒头、老婆孩子和住房，所以不值得用性命去争取。只有反“官倒”比较明白，最有号召力。如果做个调查，也许当年的“民主女神”柴玲，不会比现在的“抗暴女神”邓玉娇更有震撼力，因为所有人都能读懂邓玉娇，却并非所有人都能读懂柴玲。所以，民运走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就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了。当年“造谣大王”肖斌出差北京，正好耳闻目睹屠城血案，在街头接受美国有线电视CNN的采访，用血流成河等语言形容屠城惨象。回到大连，他的画面正好被央视转播，要通缉他，结果被两女子看到后，义愤填膺地、毫不犹豫地举报了。他为此入狱十年。如果他在政治文明程度高一点的城市，就可能会躲过这一劫了。那两女子的“觉悟”，让很多文明人觉得不可思议。

4，精英政治导致某种程度的孤立。六四学运后来发展成民运，并非学运的初衷，他们很单纯地只想直接地跟中共叫板。这跟清末的“公车上书”非常相似。后来，市民、社会各阶层加入，让他们无法控制局面，就出现排他倾向。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人从湖南到北京，向毛像扔油漆，向独裁专制挑战，结果被学生纠察队送交警察，导致三人被判重刑，喻东岳还在监狱被折磨至精神失常。六四民运被镇压时，不少保护学生、拦截军车、烧毁军车的“暴徒”被判重刑，但是他们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后援，有些仍在监狱，有的出狱后，生活极为艰难。如果学生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给这些难友以实际的帮助（也许帮助过，只是外界不太知道），应该会得到更多的支持，更有凝聚力。民主的实现，是要靠全民争取的，单打独斗，终究不是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的对手。所以，各人、各团体，如果能求大同，存小异，才能实现目标。同时，相容也是民主的一个要数。

尽管六四民运存在着种种局限，但仍不失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运动。看看近日中共对网络、天安门广场和异议人士的过度控制，就知道民运的力量没有减弱，仍在壮大。等到下一场变革的来临时，中国人会变得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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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0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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