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解放军的1989（节选） 蔡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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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放军的1989（节选）
     蔡铮 (博讯 boxun.com)

   
    （第二章：号子）
     车停了，歌声也中止了。我身上的人开始挪动。他们踩着我。身上压的挪开后，我被拖得站了起来。好一会我站不住，过了一会我感到四肢还是我的，我有点惊喜。我还能活动，我还活着！胸骨也没被压断！
   
    我们被推打着，拖着向前，一片混乱。哭叫声，吼骂声混成一片。我们正被赶到他们昨夜挖好的坑旁。他们会先枪毙我们再埋还是会像日本鬼子对付游击队一样把我们活埋？哪个死法好受些？天哪，有人得为我们报仇！可谁知道我们就这样被弄死？就是有人知道，他们找谁报仇？
   
    我突然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我闻到地下坑道里发出的阴冷的潮霉。我听到各种声音的回音。我们可能被拉到个地下坑道。他们要在这里处理我们？他们把我们手上的大铁链换成绳索。我有些糊涂：这是哪儿？我被推坐在地上，地面坚硬，潮湿，冰凉。有人问我姓名，单位。然后我眼上的蒙布被解开了。好一会我什么也看不到。渐渐地我看到我在一个四面铁栏的笼子里，坐在小桌前黑幽幽的人在记录什么，许多黑幽幽的人站在旁边。有个黑幽幽的人上来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了。有人命令我把衣服脱光。这是间地下室，这里的人全像鬼。这是个秘密监狱？墙壁黑幽幽的，顶板黑幽幽的。他们要干吗？
   
    “起来，跑！”一个黑幽幽的人狂吼一声，对我挥舞着根黑棒。我的衣服鞋子都被丢在我怀里。我站起来抱起衣服鞋子，不知往哪儿跑。铁门打开了，对着一个阴森黑暗的长廊。我浑身发抖，牙齿打架。 我只得往那长廊里跑。“快！快！快！”我跑到走廊尽头，墙上有扇门打开了，一个黑衣人守在门边，我一跑近，他就抓住我的肩膀，在我背上猛击一拳，吼一声：“进去！”
   
    我被推进一间屋子里，背后的门关上了。
   
    我抱着衣服鞋子，看着这间屋子，好一会才明白我是被收监了。许多眼睛如灯泡对着我，那灯泡都镶在一付付鬼脸上。他们盯着我的目光让我害怕，象是饿虎正打量着丢进笼子来的一只怪兽。我不知所措。他们也像被我吓呆了，都只盯着我，好半天没人吭声。
   
    “把衣服放下！”好一会有人憋足气对我下达命令。我看着他，这家伙眼睛发亮，胡子连鬓，有点胖。我把衣服放下。这是个号子，看来一时半刻我不会被处死，我得跟别的罪犯呆一阵。
   
    “站直了！”我立正。罪犯常常欺生，我得打好地盘。“向后转，转！” 最好是先听他吆喝，他吆喝必是有点权力，先别跟他计较以惹麻烦。我转了一圈，转过来，堆上笑。
    “你哪来这一身肌肉！”他好像乐了，可马上又变换了腔调：“招了：你为什么进来？”　他死盯着我。
   
    打码头的机会来了。“我是当兵的。这是个误会。我进了戒严区，身份证上没盖钢印。他们没权关我审我。我要是犯了法得由军事法庭处理。”
   
    “你是解放军？”大胡子眼瞪大了，环顾四周，许多人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多脸上都有了笑意，大胡子也笑了。“难怪！从现在起，你得听我指挥，按监规办事，不然你就日子难过。我叫大胡子，以后就叫我大胡子。明白了？”
   
    我双手抱拳，对着大家行了个武行僧的大礼，“各位，以后请多多关照。”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少废话！听我的：把衣服穿上！”大胡子恼怒地喝叫。
   
    我突然感到一股火从心底直冲头顶。操你妈！你以为你是谁！你再敢跟老子吆喝老子扭断你的脖子！我盯着大胡子，大胡子也瞪着我。我半天没动。算了，别跟他计较。他们那么打你你还手了吗？忍了吧。这是监狱。他可能是监狱里安插在这里管我们的。我挤出傻笑，然后哈腰捡起衣服穿起来。
   
    大胡子靠墙坐下。紧挨着他的有四个，一边两个，像是一伙的。
   
    我穿好衣服，大胡子又下达命令：“把监规大声读一遍！”墙上贴着“拘留所守则。”那“守则”说的是要服从管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散布谣言，制造是非，要揭露他人罪行，要向监管上级及时反映违反监规动向等等。
   
    我读完，大胡子给我介绍了那靠墙的四个。一个是指导员。指导员曾在陆军当过连指导员，三十五岁左右。他面貌和善，老成持重，有竭力维护尊严的样子。他好像是这个号子里的主人。他说他是因经济问题进来的。挨着他的是小白脸。他的脸确实很白，非常清秀漂亮。他来自四川。他说他是因为给工厂卖高音喇叭不给工厂钱进来的。另外一个叫眼镜，一个瘦高的戴眼镜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是个售货员，因为把收的钱装了自己荷包进来的。大胡子眨巴着亮晶晶的眼睛，像是有些得意：“我偷自行车。小事。我靠偷车过日子。他们休想搞清我到底偷了多少车。我不承认，他们拿我没治。”他轻松玩笑的坦白让我有些迷糊。他说：“记住了，我们这里只叫绰号，不叫真名。你就叫‘解放军’”墙的另一边还有十几个人，他们没有绰号。一个躺在地上，他的背伤了，坐不了。大胡子说他们都是政治犯。
   
    大胡子说：“不许谈政治。一切行动听我的，叫你睡你就躺下；叫你起来，你就站直了。有一个马桶，只许拉尿，谁也不许在这里拉屎。人人早上都得去外头的大茅坑。要是在这屋里拉屎，拉自己裤裆里，用裤子打包。”　说完，他叫我坐到政治犯那别。
   
    大家都坐在离地半尺的木头板上。那木头板盖住四分之三地面，另四分之一是水泥的。在木板边的水泥地上放着一排鞋子。木板上红线画出十二个铺位，一边六个。几张薄被叠得齐齐整整放在屋角木板上，毛巾都摊在木板靠墙处。在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挡着的小窗洞。那个小窗洞是唯一的进气口。也许那小窗洞可容我钻过去，当然得先去掉那几根铁栏杆。我可沿墙爬到小窗上，可那铁栏杆我扳得断吗？那外面是不是有人把守？
   
    从被抓到现在，我没尿过。我的尿道没坏吧？我忙到马桶边去试试。只滴下黑黑的几滴，像是尿火，有股灼痛。尿完，我在靠墙的地方坐下来。我得想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这里，我如何才能转危为安？
   
    我被关在铁笼里。他们随时都会把我拎出去宰了。这是个直通地狱的过道。但奇迹还会发生。现在关键是得在这里站稳脚跟，不被欺负，也不跟任何人打斗。
   
    我坐下来不一会，有人敲门。大胡子和指导员忙站到门边。门贴地的地方有个洞。塑料碗，一桶汤和一大堆窝头从那洞里递了进来。大胡子负责接收分发。每人一碗茶色的汤和两个窝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窝头。那窝头黄灰色，像个大竹笋。我咬了一口，糙硬如沙，我嚼了很久，没法下咽，只得把它吐了。我把窝头还给大胡子。指导员说：“就这。一天两餐。不吃会饿的。试着嚼，慢慢来。” 我一点也不饿。我尝了尝那汤，有点咸味，便喝了一碗。
   
    晚餐我也只喝咸水汤，夜里就睡在那木板上。我们十几个人挤在六个人的位置上，只能侧身睡。我肩膀太宽，压着一只膀子侧身无从入睡。一早，刚要入睡时大胡子就叫起来：“拉屎？每个人都得去！不然就拉自己裤裆里！”他踢醒还睡着的。有人醒了，说没有拉的，大胡子喝问：“要是在这屋里拉，我要你吃了！”
   
    我只想到号子外去看看，也跟着跑出去。茅坑在走廊尽头的左边。在茅坑门口坐着一穿湿黑衣脸白得像鬼样的人。茅坑里地是黑的，墙是黑的，顶板是黑的。地上有六个条形坑。要走运就会抢到一个坑，可二十来人，总得有人共坑。共坑不能屁股对屁股，那茅坑只两尺来长，只得先到的就蹲前面，后到的蹲后面。谁都不能等。只有十分钟。地面潮湿滑脚，茅坑里臭气熏人。我刚蹲下，那个幽灵样的守门人就站起来喝叫：“五分钟，三分钟，起来！起来，走！走！”他挥舞着黑棍。那个赶我们进来的也冲进来，踢还蹲着的人的屁股，“起来！孵蛋啦？走！走！”那些还没拉完的只得提了裤子往外跑。在走廊里有许多看守，每个人都挥舞着黑棍，谁落在后面他们就抽，“快！快跑！快跑！”在号子门口，一个看守守在门边，把跑近的一个个赶进号子里；前面号子里的都已等在他们号子门口，等着冲向茅坑。
   
    连着两天我什么都没吃，只喝汤，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饿。有时想拉，可每次蹲到那茅坑上却拉不出来。我习惯了独自一人悠闲地蹲在那儿，一蹲蹲半个小时，常常蹲在茅坑上看书看报。那茅坑里却到处都是人，前面人的屎气如白烟腾起直冲鼻孔，后面人的尿溅到屁股上，臭气直往脑里钻。没法拉。
   
    第三天早上，我刚蹲下去，那人就叫起来，“走！走！”我正要站起来，突然黑了天，什么也看不到，声音也突然没有了， 我跌在地上。我要死了？可我还清醒，我忙趴在地上，闭着眼，不敢动。慢慢地，我感到有一缕清水流过我脑中。好一会后，我睁开眼，又看到东西了！我站了起来，提起裤子跟着往回奔！
   
    回到号子不久，小腹绞痛起来。我要拉了，我没法坚持。我对大胡子说：“我要拉，要用下那个。”如果大胡子不许我用那便坑，我非打得他认爷不可；如果他那帮人谁敢出来帮他，我就连他们一起打，天塌下来再说。
   
    大胡子盯着我看看，又望望指导员，“你看呢？”　指导员说：“这是头一回。早上他去了大茅坑。下不为例。”　大胡子马上高声宣布：“快拉！你是解放军。你去了茅坑。我们今天就破例一回。下不为例！”我很感激，忙蹲到便坑上。满屋的人就都捂上鼻子。
   
    拉完后我感到饿了。我开始嚼那窝头。我居然嚼下去半个窝头！接下来的一餐我吃下一个窝头，再下餐我能吃两个窝头，然后两个都不够了。大胡子立了规矩，每餐发饭前他都重复：“人人都得一是一二是二，不然我就饿死你。吃不了两个就上交，不许私藏。要是两个不够就举手，我们按需分配，决不让你挨饿！”每人就两个，很多人吃不完，那吃不完的就都归大胡子和他们那帮人。每次按需分完后大胡子都会高声问：“有没有不够的？”喊完他就伸着脖子探找。从没人举过手。
   
    每周吃两次馒头。还是一人两个。我吃罢两个馒头还饿，看别人慢嚼细咽我难抑口水。我举起手，“我还要一个。”大胡子没听到。坐我旁边的代我叫：“解放军还要！”大胡子大声喝问：“谁还要？”听口气我便想作罢，为多吃个馒头打一架不值。坐我旁边的抬高声音：“解放军！”大胡子坐在靠门，我在人堆中。他喊叫：“谁？站起来！”没退路，我只得站起来，“我。”他亮玉玉的眼望着我，“是你呀。我说哪个能吃三个！”他举起一个馒头，“递给解放军！按规矩办，吃多少拿多少，保证不亏你！”坐我旁边的都有些得意，仿佛与我共同获胜。我刚拿到馒头，眼镜也举起手，“我也还要一个！”眼镜还在啃第二个。大胡子高声宣布，“给眼镜一个！”
   
    饭后，大胡子满脸怪笑，凑到眼镜身边，叫眼镜给他点地。眼镜挪了挪。大胡子坐在眼镜身边，开始在眼镜身上摸索。“这是什么？”他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一耳光抽在眼镜脸上，眼镜的眼镜打飞了。眼镜嚎哭起来。 “操你妈！你想糊弄我？你什么东西？你要三个！拿出来，给老子吃下去！”他摸出那个馒头，戳着眼镜的嘴，左右开弓，猛抽着眼镜。眼镜扭头躲避，大声嗥叫。大胡子边打边吼，“吃呀！吃下去！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想玩老子？吃！吃！吃！”大家呆呆望着，没人吭声。只有大胡子的怒吼和眼镜的哭嚎。眼镜边哭边求饶。大胡子并不饶他，站起来狠命地踢他。眼镜缩作一团，任他踢。
   
    我惊呆了。眼镜怎么不还手？他怕什么？这是他们内斗，我也不便出面。大胡子踢了好一气指导员才起来制止。大胡子还骂个不住。指导员对眼镜说：“这是你的不是了。吃多少拿多少。”眼镜嘤嘤啜泣，哭得像个小姑娘。
   
    当夜，眼镜就被赶到我们这边来挤着了。只能躺在地板上的老马睡到他的位置上。老马有些胖大，他说他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还立了二等功。他进来是因为对戒严部队砸石头。他被打的很惨。肋骨被打断好几根，内脏也坏了。血水从口里鼻里不断流出来。他的饭是单独送的。
   
    人越来越多，有的来了几天就走了，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有时屋里有三十多人。而一般犯罪占了一半铺位，所有其它人都得在仅够六个人躺的位置上挤。很多时候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很多人都得站着，更不用说睡下了。夜里为解决睡觉问题，只得让更多的人站着值班。每夜号子里都轮流值班，犯人看管犯人。值班由大胡子安排。每班两个小时，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七点。每班由他们中的一人领班。领班可以坐下，别的就都只能站在水泥地上。水泥地上可站十来人。人多了就让更多的人值班，这样就解决了睡位不够的问题。
   
    一天夜里我跟大胡子同班，十点到十二点。他干坐了一会，就从木板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拿出一个馒头，掰下一片，正要往嘴里塞，抬头看到我。他便勾指头叫我过去。我过去，他叫我坐下，然后把馒头一分为二，递给我一半。我摇头不接。我羞于在人背后偷吃――其实是当着人偷吃－－那么多同班的在看着我们。他满脸微笑，用馒头碰我的手。我很感欣慰－－他只邀请我与他共享这美味佳肴。我很饿，可我说：“多谢。我不饿。”“真不饿？”我点头。他笑了，这才开始吃。他把馒头撕成一片片往嘴里塞。有些碎末掉在他腿上，他从黑毛上捡起那碎末，把嘴张得老大，伸出红红的舌头来接着，然后合嘴开嚼。脸上的肉便鼓动起来。
   
    刚值完班躺下，门开了。有人叫：“蔡铮出来！”　大胡子说：“提审！”我感到突然被吊了起来。我以为他们会放过我。不提审即意味着没问题，只等着出去，要是他们老审你，那就大事不好。我刚进来时已经审了一遍。
   
    我开始哆嗦。我忙忙找衣服。我的上衣刚洗了。大胡子递给我小白脸的西装。我光背穿上西装和条短裤，慌忙跟着那人往外走。出第一道门时他们给我戴上铐子。然后过了几道门，到了一间小屋子。那里已有四个人等着我。一个穿武警服，是个中校。他脸如生铁，脸上有很多疙瘩，像铁皮上钉的钉子。一个面目和善的中年人拿着笔坐在中校旁。一个满脸黑肉又矮又胖的坐在屋角，手上拿根大棒。他脸上的肉多得打架，一双小老鼠眼在黑肉中翻动。他上着黑短袖衫，手臂粗壮，肉爆出来。他是那种典型的五短身材：身子短，手短，脚短，脖子短，还有就是那话儿短。还有一个穿白衬衣的站在武警中校后边。
   
    他们叫我坐到靠墙的凳子上，刺眼的灯都对准我。那个和善的拿笔的说：“坦白交待。我们都知道你干了些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指着那个武警说：“他是国家安全局的，来问你些问题。准备好没有？”
   
    这些天他们已经详细调查过我干了些什么。他们可能还有录像。我在街上做了些什么他们全知道了。他们可能到北大去过，也到我部队去过。他们知道我以空军战士名义给戒严部队写的公开信吗？如果他们知道，我不坦白，那就更被动了。天哪，要是他们知道那事，我就彻底完了！我可以告诉他们一切，但绝不能提那封信！
   
    我点头，全身绷紧了。
   
    “你怎么被逮住的？”
   
    我说我是去赶火车回家路上，因为身份证上没钢印，又对戒严部队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才被逮的。
   
    “这么简单？”国安局冷讽着问，“按你的意思这全是个误会？”
   
    我说：“主要是误会。”
   
    “我看你不老实！”他突然大吼，“给他点颜色！”　那团黑肉咆哮一声，跳过来挥舞木棒猛击我的后颈。白衬衣冲过来，拿根电警棍就往我脸上戳。我抬起手，扭头来躲。可那黑棍还是碰到我脸上。一个炸弹在脸上爆炸了，我大叫一声站起来躲那电警棍。国安局和黑胖子扑过来一齐把我按在凳子上，我死命叫着，“别――别――我说！我不敢撒谎！”
   
    他们突然住手了。我的魂吓掉了，我浑身剧烈哆嗦。
   
    “你还敢不敢撒谎？”国安局问。
   
    “不敢，不敢！”
   
    “你必须合作！不然我要你成植物人！你是个反革命！你想不想活着出去？怕不怕脑子失灵？”
    　
    我点头。我知道他们什么都能干。脑子坏了比死还糟。
   
    国安局递给我一支烟，“你是个聪明人。你得跟我们合作。吸口烟，好好想想。”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烟。我浑身抖得厉害。书记给我点着了烟，我没吸。
   
    “休息一下，好好想想。从你到北京的第一分钟说起，你干了哪些事。你休想骗我！我干这行二十年了！你以为你骗得了我？”他把灯调得对准我的眼睛。那灯光刺眼。
   
    好一会后，书记说：“准备好了？”　我点头。
   
    “你不会再耍花招吧？”国安局又问。
   
    “不会。” 我精疲力尽了，我被烧干了，我残废了。我羡慕电影里的共产党。他们能忍受烙铁烙，夹指头。我不能。我怕电警棍。只为现在不被废掉，我得什么都说。明天要杀要剐是明天的事。
   
    “这才明智。告诉我，你属于哪个军自联？”
   
    这个蠢问题哪冒出来的？他想让我钻套子？
   
    我说：“我没听说过这类组织。”
   
    “你们部队有没有军自联？”
   
    “没听说过。”
   
    “撒谎！”国安局大喊一声，“给他提个醒！”那一摊黑肉如旋风窜过来，对着我的脖子就是一棒。我恼怒地大叫：“我没撒谎！我没听说过军自联！”
   
    国安局挥挥手，那摊黑肉又滚到一边抱着棒子坐着。
   
    “你杀了几个军人？”
   
    “我从没看到过军人被杀，我也从没动过手打过军人。”
   
    “别给我撒谎。我们有录像，承认了省麻烦，等查出了我们就剥你的皮！”国安局说。
   
    “你不信可以看录像嘛。”
   
    “我们会看的。好，现在告诉我们从你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捕，你到哪里去过，坐的哪趟车，你住哪儿，见了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不能错过一分钟。我们知道你干的一切。休想撒半点谎！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让你生不如死！重复一遍我说的！”
   
    “告诉我们从到北京的那一刻到被逮你干了些什么，每一分钟，不能撒半个谎，不然我们废了你。”
   
    “用你自己的话说！”
   
    “告诉你我到北京后的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半点不漏。”
   
    国安局走过来，抓住我的下巴，他的爪子扣进我的牙，他字字钉钉地说：“看着我的眼睛。”他拨起我的脸，让我看他的眼。他有双象瘟猪般的眼睛。“你撒谎就等于自杀！我马上把你的脑子废了。明白吗？”
   
    我只能嗯嗯。
   
    “好吧，开始。”他松了我，坐回去。
   
    我突然浑身冒汗。我得理理。哪些当说，哪些不当说。我做的哪些事会让我脱不了身？我说了这，他们会追问那。他们会顺藤摸瓜。他们会用我说的来判我死刑。我得解释那传单是怎么进到我背包里的。说是北大学生给的，可我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不然那学生就会倒霉。我得说那自行车是怎么来的；他们可能有录像，所以我得告诉他们我在北大门口高举床板摇晃的事，反正我没碰过任何人…….
   
    我开始述说我这几天的经历。
   
    当我说到六月五号早上我在木樨地看到坦克被烧时，国安局问：“你烧了几辆？”
   
    “我根本就没靠近。我怕汽油味和烟味。”我说的是实话。我感到庆幸：我没烧坦克。那时我真想去烧它几辆。烧它几辆坦克才解心头之气，才算为保卫百姓做了点实事！我看到有人在旁观者的欢呼声中举着火把，钻到坦克底下，点着火，钻出来，站到坦克顶上欢呼，被围观的人鼓掌，多么英雄！我没去，只是因为我怕闻坦克被点燃后喷出来的烟臭。怕油臭烟臭是唯一阻止我去点坦克的原因。
   
    “撒谎！”国安局大吼一声，“把电警棍拿来！”像通了电，那黑肉又跳起来。我也跟着大声抗议：“你可查看录像！要是我烧了车枪毙我好了！”
   
    国安局挥挥手，黑肉又退回去了。“我们会看录像。你知道撒谎会有什么结果。继续讲！”
   
    我被蒙上了双眼。他猛推着我向前快走。我必须快走，我不知下一步会踏到哪里。前面可能会是万丈悬崖，我一步就会要了我的命，而另一步又可能踏在一个满是小鸟的窝里，毁灭无辜的生命。他们推着我，鞭打着我，踢着我，不让我掂量言辞。我必须说些殃及他人的些什么或殃及自己的些什么。我竭力避免那样，可我要踏脚，不然我会摔倒；我不知哪儿是鸟窝哪儿是悬崖。我得小心不说出牵涉到他人的事。可我被吊的时间太长了，我太累了，我无法细心选择。我往外吐着，吐着，有时竟沉浸在对经历的叙述中。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所见所为的一切。我所见所为的一切此时压迫着我的神经要奔跑出来，呈现在他们面前，这样才让我感到松快。我筋疲力尽，无力去选择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我的神志被摧毁了，我无力思考。我放弃了思考。到最后，我连在部队给政委信箱塞传单的事也说了出来。
   
    他们对我的坦白很满意。审问结束后都快五点了。他们叫我在笔录上签字。我完全瘫痪了。我只想他们快点放我走。“签字前你得念念。”书记把一大叠纸塞到我手里。我眼不能聚光。我没有精力去关心我的未来，我没有未来。我叫他把笔给我。“有记错的没有？你得看啊，有误就吱声。”书记叮嘱。我只假翻了一下，“没错。”我签了字。
   
    回到号子里，难友们正在酣睡。我在一个大学生身边躺下，浑身剧烈哆嗦，牙齿打颤。我全身被烤干了。我紧紧抓住那个学生的双臂，他醒了。我说：“我完了！”他抓住我的双臂，“你说了什么？”“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给戒严部队写信的事在我脑子里越长越大，越来越重，像个巨大的石头，我承受不住它的重压。下回我要把它抛出去，以免受这重压。“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你杀了当兵的？”我摇头，“你烧了车？”我摇头。“那就没什么怕的。别怕！再也别承认什么，死不承认！睡吧，别担心，没事的。”“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说：“要是你都受不了，那谁还受得了？”他笑了，“睡吧，别担心。”
   
    是啊，我没说什么要命的。我害怕是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要向他们坦白我写了封“告戒严部队书”的事。那事扯出来就大了，可我什么都说了，这事我没跟他们说呀。
   
    我平静不下来。我是强人，大学生们都围在我身边，从我这里找安慰。我不强，一下电击就把我催垮了。我忽然想起杨秀清，他被俘后写了坦白书。历史书上说：他成了可耻的叛徒。他是在铁笼子里写的。那时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已越过了生死之界。他将述说他人要他述说的一切，那于他也许是个解脱。
   
    好像土匪绑架了我，要我交出一切，我却拒绝交出钻石，那才是他们真正要的。那钻石在我脑里越长越大，它挣扎着要蹦出来。吐出它，我心里就松快了，没什么藏掖的，他们就不会再来压榨我。我只等着他们再提审我。再提审我我就把这事吐出去以求解脱。（此书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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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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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一个美国同学家吃完晚饭回来。。。
真是怎样两个不同的世界啊。加拿大女同学害怕夜里开半个小时的车去上课，因为怕车坏路上，被人拖出去强奸谋杀了。问我怎么就不怕。有什么高招。。。

这些美国人，加拿大人，怎么能够想象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还有个同学说不知道那些美国的建国之父怕什么，为什么会恐惧他人。。。人也有合作的天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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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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