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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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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7-2009 09:51:5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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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div id="message1638756" class="t_msgfont">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芦笛


刚才下楼看帖,见到陈大夫出来劝诫小克,觉得他的宽容精神很奇怪。他一再谆谆告诫咱们要宽容伪民运,宽容柴玲等等,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了,文明与反文明的意识形态无法妥协,而毛共党文化就是这种反文明意识形态,例如你主张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人家却坚持“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坚决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你还怎么可能与人家咸与维新,共存共荣?连基本的前提都没有,是不是?

伪民运就是新时代的毛共分子,搞的仍然不是西式全民民主,还是“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绝不给反对派以同等言论自由那一套,只不过是旗号换了而已,难道文明人能袖手坐视这种赤化西方的反动努力?这不是要效法毛共,剥夺伪民运的发言权,而是要揭露批判其党文化根源。他们不同意,尽可在同一平台上反驳就是了,此乃自由论争,有什么必要出来做滥好人,劝双方休战?不拨乱反正,把那伙挂民头卖毛腊肉、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毛共余孽造成的意识混乱澄清了,中国人就没希望理解西方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

再说,您要充当和事老,也得双向操作吧?我现在龟缩在芦区,哪儿都不去,每天至少几千字地写,还要看历史书籍,哪有功夫去和人打架?上这儿劝架岂不是找错了地方?

网争倒是小事,我怎么也没法理解陈大夫为何要劝小克向柴婆娘道歉,这滥好人当的实在出格,你怎么看不出来,该道歉的是那害死成百上千人的烂婆娘(请小昭原谅我这粗坯),不是良心上没有一点鲜血的小克?你怎么专门实行“春秋责备贤者”,指责毫无过错的一方,姑息养奸,包庇纵容那些丧尽天良的野心家?这样下去,何以杜绝未来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你以所谓“裹挟”论为柴玲辩护,我看根本不成立。我是文革过来人,比谁都熟悉暴民心理是怎么回事,专门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40周年》的长文中论述过,这儿随便引上一段: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Lipmman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
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
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
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
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
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
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1+1+1+1+……+1=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89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
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
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
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
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
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
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
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
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
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
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
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
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
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
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
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
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
(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
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
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
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
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
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
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
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89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
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
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
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
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
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89学运期间小偷
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
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
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
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
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
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
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
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
豫地干出来。”

然而这并不是原谅柴玲的理由,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因为毛共的“斗争哲学”教义将“妥协”当成最可耻的罪行谴责,而这套党文化教义就是指导八九学运的基本精神,使得学运成了毛共党文化的强大负筛选场,把所有温和的学运领袖都撵下台去,同时也为精通共党斗争权术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个排众而前、青云直上的良机,柴玲就是这种经过层层负筛选脱颖而出的人渣。

局外人不知道,当学运领袖其实具有强大的诱惑,镁光灯下全国瞩目的风头能极大地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呼风唤雨、一呼百应、改天换地、书写历史的虚幻的权势感与自我陶醉感简直就不是凡人能抵抗的。柴玲就是冲这爬上去的,她已经在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
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
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
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
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这段话也泄露了她采用的争夺权力的战略:抢占最高的道义制高点,显示最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毫不妥协的骨气。这就是扫荡一切竞争者的最强大武器,必能让她在这激烈竞争中胜出。除此之外,她也深通共党那套权术。据戴晴说,柴玲的城府之深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学领等人开会时她一言不发,下来后便在学生中散布流言蜚语,指责谁谁是阴谋家,投降派,要出卖民主运动。

戴晴的揭发我看完全是真实的,在1989年5月28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她从头到尾都在指责“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吹嘘自己怎么怎么与这些人作斗争,像煞了江青同志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我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种种迹象表明,
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买学生中的一些变节分子,主要
他们想大力地扭转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整个葬送我们这场学运。”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
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
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
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
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
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像。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
(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
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
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
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
他这个形像。”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
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
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
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
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
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
乾净。”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
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
都是坚定分子。”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
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
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
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
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
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
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像,什
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
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
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
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
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这些话泄露了她“保卫天安门”的决心来源。六四发生前夕,学运已经处处显示了难以逆转的自然消亡颓势,根本不是早期那种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局面了。学生们耐不住持久战与消耗战,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以致学领们不能不在那儿树立个民主女神像招揽游客。柴玲的讲话流露出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与绝望:“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特别是“爱国维宪会各界会议”议决27日撤出广场,更激起了她的绝望的恐惧,理由她也如实讲出了: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
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
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
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很明显,如果学生真的遵照那决议在27日撤出广场,运动和平结束,则她就要被政府投入大牢,蹲上17年的大牢,她怎么也不能甘心,于是就决定死赖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唯一的阵地”上,这理由她也说得明明白白: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
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
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
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
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
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
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
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
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
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
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
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
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
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
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真实的图景与陈大夫的想当然完全相反,不是学运推着柴玲辈向前,而是柴玲力挽狂澜于既倒,她靠最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与路线斗争觉悟,打倒了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与“特务”,坚决反对首都爱国维宪各界会议撤出广场的决议,率领十几个人赖在广场上,自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甚至与副指挥李禄策划自焚,使得市民们为了保护他们不能不去堵入城的军车,成全了当局的大屠杀。如果不是柴玲等少数人靠抢占党文化斗争哲学的道义最高点,劫持了学运,学生早在六四到来前就撤退了,那也就不会有大屠杀的发生。当然柴玲辈不免被投入黑牢,但毕竟代价要小到不可胜计。

陈大夫和其他柴玲同情者的误区,是以党国统治者或民主国家的领袖去推想学领,又不曾如我这样,不但全程密切同步跟踪学运,过后还看了好几本西方专著,对学运相当熟悉,却以想当然代替真实图景,以为柴玲如常规领导那样,身不由己地被民众推着走。其实哪有这种事?八九学运是纯粹自发的群众运动,学领随时可能被群众抛弃,只有蓄意以最激进的口号蛊惑群众,并先发制人抓“特务”、“奸细”、“投降派”、“阴谋家”的野心家才能始终保持“权力”。

柴玲就是靠这策略爬上去的野心家,当运动转入自动消亡的低潮时,她害怕政府秋后算账,率领一小撮人赖在广场上,以情感讹诈(emotionalblackmail)的下作勾当打动市民的侠义心肠,让他们为保护学生们去与钢铁怪兽拼搏,最后一个个陈尸街头,换来的却是那伙人渣“身有彩凤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由中央情报局的保镖护送出国(这是吾尔开希到达西方首次露面时西方报纸的报道)。如果不谴责这种以民命为刍狗的下流行径,中国就永远断不了此类悲剧。宽容这种毛共“运动群众”的下流战略,不仅对不起长街上倒下的许许多多生灵们,也无异于对未来的中国人犯罪。

最后说点无关的个人观察。个人觉得,陈大夫其实是最没有宽容精神的同志,不但见不得同性恋,而且连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路德教、安立甘宗都无法容忍,体现了典型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特色(如今鄙人所在的地区已经实行“三教合一”,新旧教的教众已消除门户之见,作礼拜时再不选择教堂。我太太常去的那个教堂就有许多天主教徒鱼目混珠。只有陈大夫还在英勇捍卫教门的纯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口口声声“宽容”“和解”,要咱们停止批判党文化与伪民运那些毛共余孽,这到底是何高明道理?窃以为他恰好弄反了,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兽奸也好,鸡奸也好,自摸也好,干卿底事?拜耶和华也好,耶稣也好,圣母娘娘也好,佛陀也好,安拉也好,撒旦也好,人家的自由,你管得着么?这些事毫不妨碍公众利益,个人根本就无权置喙。然而对真正败坏人民心智的毛共党文化及其现代代表人物,他却又奢谈“和解”与“宽容”,真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

另外,我对陈大夫的“基督教救国论”特别是反复叫卖的那什么四六不通的于歌的谬论也真腻透了,再说一遍:迄今为止,无任何证据表明民主的发生与基督教有任何相干。早在耶稣出世前,古希腊罗马就有了古典民主实践。现代民主的代议制基本上是从那儿来的,多出来的主要是人权观念,但这观念从《圣经》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它的来源一是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封建契约制度萌生的法律权利(legalrights)观念,以《大宪章》为代表,二是洛克发明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理论,我已经在旧作《再谈基督教在欧洲的勃兴和经典文明的衰落》中介绍过了。

从历史事实来看,现代民主制度在基督教国家的发生率甚至低于独裁制度的发生率。德国、意大利、俄国、南美各国都是基督教国家,种族政权统治的前南非也是基督教国家。其中俄国和德国甚至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极权制度。我知道陈大夫立即要用上帝的面目出场,判定天主教和东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才是,但我也早就指出过了,纳粹德国信奉的是新教,南非信奉的也是新教。即使陈大夫再以上帝的名义把路德教打为邪教(或至少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从而成功地将德国开除出基督教世界而捍卫了理论的完美,则我也早就指出过原生(亦即不是靠外力强行植入而是自发产生)的民主国家里有一个恰好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因此,于歌之说,只证明了“信教使人愚昧,狂热地信教使人导波(double)愚昧,以救国的名义传教则吹波(triple)愚昧”。

总而言之,如今的时代早不是政教合一的时代,陈大夫错过了中世纪那“真正的基督教”的黄金岁月,堪称遗憾。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2005" target="_blank">芦笛自治区[</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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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http://yilubbs.com [FROM: 190.120.0.0]

※ 修改:.Fenlix 于 Sep 30 18:51:28 修改本文.[FROM: 128.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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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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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下楼看帖,见到陈大夫出来劝诫小克,觉得他的宽容精神很奇怪。他一再谆谆告诫咱们要宽容伪民运,宽容柴玲等等,我已经反复告诉他了,文明与反文明的意识形态无法妥协,而毛共党文化就是这种反文明意识形态,例如你主张人人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言论自由,人家却坚持“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坚决剥夺反对派的发言权,你还怎么可能与人家咸与维新,共存共荣?连基本的前提都没有,是不是?

伪民运就是新时代的毛共分子,搞的仍然不是西式全民民主,还是“民主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绝不给反对派以同等言论自由那一套,只不过是旗号换了而已,难道文明人能袖手坐视这种赤化西方的反动努力?这不是要效法毛共,剥夺伪民运的发言权,而是要揭露批判其党文化根源。他们不同意,尽可在同一平台上反驳就是了,此乃自由论争,有什么必要出来做滥好人,劝双方休战?不拨乱反正,把那伙挂民头卖毛腊肉、打着民主旗号反民主的毛共余孽造成的意识混乱澄清了,中国人就没希望理解西方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

再说,您要充当和事老,也得双向操作吧?我现在龟缩在芦区,哪儿都不去,每天至少几千字地写,还要看历史书籍,哪有功夫去和人打架?上这儿劝架岂不是找错了地方?

网争倒是小事,我怎么也没法理解陈大夫为何要劝小克向柴婆娘道歉,这滥好人当的实在出格,你怎么看不出来,该道歉的是那害死成百上千人的烂婆娘(请小昭原谅我这粗坯),不是良心上没有一点鲜血的小克?你怎么专门实行“春秋责备贤者”,指责毫无过错的一方,姑息养奸,包庇纵容那些丧尽天良的野心家?这样下去,何以杜绝未来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你以所谓“裹挟”论为柴玲辩护,我看根本不成立。我是文革过来人,比谁都熟悉暴民心理是怎么回事,专门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40周年》的长文中论述过,这儿随便引上一段:

“为什么直接民主会导致暴民专制?这道理Lipmman已经说过了,简单来说
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个体的综合效应小于单独的人。个人幽
居独处时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们杂乱集合在一起,不按严
格规矩约束其行为,则必然像把铀块胡乱堆积在一起一样,引出‘蠢疯链
式反应’,使得全体丧失理智,变成可怕的野兽。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过我记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认为,当个体变
成群体时,就从用大脑思维的人变成了用脊髓思维的野兽。如果用理工科
干面包喜欢使用的“数理比喻”来表达,那就是:

1+1+1+1+……+1=一个无穷大负数

凡是亲历过文革和89学运的人都应能同意这个‘数学比喻’吧?不过,
这其实只是现象观察,没有指出发生机制是什么。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人类天性决定的。人类天生有表演欲,并具有接受
外来情绪影响的官能。作为个体存在时,表演欲无所用武,不会出来干扰
思索,个体也没有外来情绪干扰,因而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思考。但
如果处在人群中,则他必然要在潜意识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须会根据这
期待,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使之与主导大众的情绪合拍,否
则就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谓‘随大流’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随大流’乃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一个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
的事,就是被群体拒绝。因此,通过‘随大流’来获得起码的个体安全感
的本能,大概是写在我们基因中的。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行为
发出者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迎合群体。相反,他们常常误以为那是自己
自发的反应。

换言之,当个体处于人群中时,必然要在情感上进行‘调谐’(又是理工
比喻),将感情的‘波长’调得与大众的‘主旋律’一致,发生‘情感共
振’。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则原来的情绪基调立刻进入正反馈式的强化放
大,再输出去感染他人。这样情绪互相感染,共振越来越强烈,大众便进
入所谓‘群体催眠’阶段,彻底丧失理智,变成了彻底为肾上腺支配的感
情动物。

至于那最后输出的效果是什么,则完全取决于最初的基调。如果是哀伤,
则最后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壮,则大众到最后全成了‘英雄’
(亦即充分进入角色的戏子);如果是崇高感,则大众最后统统成了圣人;
如果是仇恨,则大众最后就成了嗜血的疯狂野兽。最终输出方式可能不一
样,但有一点绝对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现攀比竞赛,使得情绪越来
越极端,行为越来越过火,越来越走火入魔。

凡经过文革的老帮菜,都应该见识过上述种种场合:仇恨驱使下的批斗会,
群情越来越沸腾,最后与会群众统统变成发疯嗜血的野兽,高帽越做越大,
铁牌越作越沉,毒刑越来越毒;在群体拜神活动中,像章越作越大,口号
越来越响,忠心表得越来越肉麻;好总理逝世后则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
越来越伤心,在灵前宣誓的人越来越显得悲壮崇高,等等,等等。

正因为见够了这种群体催眠场面,89学运发生时,我不用看电视就能猜
出那局面来,知道谁也抵挡不住那种‘群体情绪电磁场’引发的‘共振作
用’。后来看戴晴的文章说,他们本来到广场上是想去劝学生撤退的,但
一到广场立刻就被那无比悲壮的气氛彻底征服俘获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
去说服谁,云云。

这种经历我早就有过,好总理逝世时,我到广场上去看热闹,照样涕泗横
流,比死了老子娘还伤心,过后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骇然。

可笑的是许多同志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点,至今还在引用89学运期间小偷
绝迹的事实来论证‘革命的净化作用’。他们不知道所有的革命开头都有
这阶段,初期必有‘群体圣徒阶段’,法国大革命的这‘圣徒初阶’最明
显,但后来巴黎肉食店供应的却是断头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体圣徒还
是群体刽子手,那转化可以发生在旦夕之间。其原因毫不难明白:情绪从
来就是翻来复去毫无稳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续的。

总而言之,当个体自发形成集体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情绪,理性说服毫
无作用,而煽动群众效果最强烈的情绪就是仇恨,一旦群众被仇恨刺激起
来,则立刻要出现互相攀比竞赛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大家彻底丧失神智,
变成丧心病狂的野兽,什么灭绝人性的勾当都能脸不变色心不跳、毫不犹
豫地干出来。”

然而这并不是原谅柴玲的理由,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因为毛共的“斗争哲学”教义将“妥协”当成最可耻的罪行谴责,而这套党文化教义就是指导八九学运的基本精神,使得学运成了毛共党文化的强大负筛选场,把所有温和的学运领袖都撵下台去,同时也为精通共党斗争权术的野心家们提供了一个排众而前、青云直上的良机,柴玲就是这种经过层层负筛选脱颖而出的人渣。

局外人不知道,当学运领袖其实具有强大的诱惑,镁光灯下全国瞩目的风头能极大地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呼风唤雨、一呼百应、改天换地、书写历史的虚幻的权势感与自我陶醉感简直就不是凡人能抵抗的。柴玲就是冲这爬上去的,她已经在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不小心泄露了天机:

“那么多人争夺权力,我从来不迷恋权力,我只是为了,为了良心,我才不
愿把这个权力放弃给那一小撮那种投降派和阴谋家。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
争夺这权力,而发起一次一次的攻势。我感觉这不对(哽咽)我就是想全中
国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
了,不要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这段话也泄露了她采用的争夺权力的战略:抢占最高的道义制高点,显示最坚定的革命立场与毫不妥协的骨气。这就是扫荡一切竞争者的最强大武器,必能让她在这激烈竞争中胜出。除此之外,她也深通共党那套权术。据戴晴说,柴玲的城府之深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学领等人开会时她一言不发,下来后便在学生中散布流言蜚语,指责谁谁是阴谋家,投降派,要出卖民主运动。

戴晴的揭发我看完全是真实的,在1989年5月28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中,她从头到尾都在指责“阴谋家”、“投降派”、“特务”、“奸细”,吹嘘自己怎么怎么与这些人作斗争,像煞了江青同志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我想,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计划。种种迹象表明,
而且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消息,政府正在收买学生中的一些变节分子,主要
他们想大力地扭转和削减广场上的组织领导力量,整个葬送我们这场学运。”

“对,对。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学逐渐被政府收买,他们作一种学生中的
特务和奸细。这么跟他们讲,你们能让同学撤走的话,那你们就是人民的
功臣,国家的功臣,人民会记得你,国家会记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
话,那么周围的便衣随时可以调动。”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作为一些知识阶层的人,成立了一个知识……什么各界联合会议,爱国
维宪委员会,在昨天会上我很愤……愤慨,因为我感觉到这些人也是在利
用学运重新塑造他们的形像。我一再抵制这种倾向,象刘晓波把吾尔开希
(断)对不起,上面说的可以删一下吗?要推举他作发言人什么的。我在
运动中对这类人有些看法,吾尔开希,就是他,曾经利用他的影响,他所
处的那种领袖地位,对整个学运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已经发生两次
了,最后一次给我们坚决抵制,而且罢免了。但现在他们有些人要重新树
他这个形像。”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
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
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
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

“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要撤
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的什
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么反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清洗
乾净。”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为我,(哭)因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
出卖这场运动,在葬送这场运动。”

“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去,
都是坚定分子。”

“那天我从知识界联合会,就是昨天,回来的时候,我哭了。(哭)我感
觉到我那么热爱广场上这几万万的孩子们。(哭)我有责任用我们的生命
坚持到底,但是我又觉得我很悲哀,我实在是无力回天,(哽咽)我一个
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说中国人,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太不幸了,不要
再自相残杀了,中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哭)

“二十七号撤离这个决议是所谓的爱国维宪各界会议决定的。他们造成了
很坏的影响,当时我也在,但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力。
同时,兴奋点集中与他们有一些人要通过这个运动树一些自己的形像,什
么什么的,而且我没有坚决抵制这种东西。他们这些人决定在新闻招待会
上发布,来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后来我们一再声明,还造成很坏的影响。
但是可以说肯定有人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就想告诉大家,现在广场是我们
唯一的阵地了,我们再失守这个阵地话,那么中国就要复辟了,我想每个
同学都有自己的判断。”

这些话泄露了她“保卫天安门”的决心来源。六四发生前夕,学运已经处处显示了难以逆转的自然消亡颓势,根本不是早期那种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局面了。学生们耐不住持久战与消耗战,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以致学领们不能不在那儿树立个民主女神像招揽游客。柴玲的讲话流露出了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与绝望:“我们本来有五六百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人。”特别是“爱国维宪会各界会议”议决27日撤出广场,更激起了她的绝望的恐惧,理由她也如实讲出了:

“当时我参加运动的时候,也就是25号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筹委会,
当时可能混进了便衣或什么,我们在聊天,我说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说以
前判三年,后来判五年,现在加到七年,后来加到17年。当时我很悲哀,
我在想十七年以后我出来就四十岁了,很不甘心的呀。”

很明显,如果学生真的遵照那决议在27日撤出广场,运动和平结束,则她就要被政府投入大牢,蹲上17年的大牢,她怎么也不能甘心,于是就决定死赖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唯一的阵地”上,这理由她也说得明明白白:

“可好多同学都不明白,我们现在在广场这是我们最后唯一的阵地了。有
人一再主张撤,这撤,唯一高兴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么呢?我是总
指挥,我一再要求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就是为了抵制这种妥协,这
种投降派。而且作为北京高联和外高联,外校的高联,他们很愿意要这种
权力。”

“政府这方面已经逐渐的稳固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坚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团结起来,因为到最后只有是人民跟这
个与人民作对的政府来较量了。

同学们老在问,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能达到什么要求,我心里觉得
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
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
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们真正才
能团结起来。

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
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
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
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
广场。如果是这种同学们自我崩溃,自我瓦解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
要撤回原地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这样的一种情况:党内的所有的比较先进
的什么思想有点民主意识的人,还有历次运动中,象什么四五运动,象什
么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运动中没有被打下去的人,这次一下全被
清洗乾净。而且邓小平就说了,是有极少数的人,党内有,好像社会上也
有,学生中也有一小撮。”

所以,真实的图景与陈大夫的想当然完全相反,不是学运推着柴玲辈向前,而是柴玲力挽狂澜于既倒,她靠最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与路线斗争觉悟,打倒了形形色色的“阴谋家”、“投降派”与“特务”,坚决反对首都爱国维宪各界会议撤出广场的决议,率领十几个人赖在广场上,自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甚至与副指挥李禄策划自焚,使得市民们为了保护他们不能不去堵入城的军车,成全了当局的大屠杀。如果不是柴玲等少数人靠抢占党文化斗争哲学的道义最高点,劫持了学运,学生早在六四到来前就撤退了,那也就不会有大屠杀的发生。当然柴玲辈不免被投入黑牢,但毕竟代价要小到不可胜计。

陈大夫和其他柴玲同情者的误区,是以党国统治者或民主国家的领袖去推想学领,又不曾如我这样,不但全程密切同步跟踪学运,过后还看了好几本西方专著,对学运相当熟悉,却以想当然代替真实图景,以为柴玲如常规领导那样,身不由己地被民众推着走。其实哪有这种事?八九学运是纯粹自发的群众运动,学领随时可能被群众抛弃,只有蓄意以最激进的口号蛊惑群众,并先发制人抓“特务”、“奸细”、“投降派”、“阴谋家”的野心家才能始终保持“权力”。

柴玲就是靠这策略爬上去的野心家,当运动转入自动消亡的低潮时,她害怕政府秋后算账,率领一小撮人赖在广场上,以情感讹诈(emotionalblackmail)的下作勾当打动市民的侠义心肠,让他们为保护学生们去与钢铁怪兽拼搏,最后一个个陈尸街头,换来的却是那伙人渣“身有彩凤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由中央情报局的保镖护送出国(这是吾尔开希到达西方首次露面时西方报纸的报道)。如果不谴责这种以民命为刍狗的下流行径,中国就永远断不了此类悲剧。宽容这种毛共“运动群众”的下流战略,不仅对不起长街上倒下的许许多多生灵们,也无异于对未来的中国人犯罪。

最后说点无关的个人观察。个人觉得,陈大夫其实是最没有宽容精神的同志,不但见不得同性恋,而且连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路德教、安立甘宗都无法容忍,体现了典型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特色(如今鄙人所在的地区已经实行“三教合一”,新旧教的教众已消除门户之见,作礼拜时再不选择教堂。我太太常去的那个教堂就有许多天主教徒鱼目混珠。只有陈大夫还在英勇捍卫教门的纯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口口声声“宽容”“和解”,要咱们停止批判党文化与伪民运那些毛共余孽,这到底是何高明道理?窃以为他恰好弄反了,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兽奸也好,鸡奸也好,自摸也好,干卿底事?拜耶和华也好,耶稣也好,圣母娘娘也好,佛陀也好,安拉也好,撒旦也好,人家的自由,你管得着么?这些事毫不妨碍公众利益,个人根本就无权置喙。然而对真正败坏人民心智的毛共党文化及其现代代表人物,他却又奢谈“和解”与“宽容”,真不知该如何自圆其说。

另外,我对陈大夫的“基督教救国论”特别是反复叫卖的那什么四六不通的于歌的谬论也真腻透了,再说一遍:迄今为止,无任何证据表明民主的发生与基督教有任何相干。早在耶稣出世前,古希腊罗马就有了古典民主实践。现代民主的代议制基本上是从那儿来的,多出来的主要是人权观念,但这观念从《圣经》中找不到任何线索,它的来源一是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的封建契约制度萌生的法律权利(legalrights)观念,以《大宪章》为代表,二是洛克发明的自然权利(naturalrights)理论,我已经在旧作《再谈基督教在欧洲的勃兴和经典文明的衰落》中介绍过了。

从历史事实来看,现代民主制度在基督教国家的发生率甚至低于独裁制度的发生率。德国、意大利、俄国、南美各国都是基督教国家,种族政权统治的前南非也是基督教国家。其中俄国和德国甚至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极权制度。我知道陈大夫立即要用上帝的面目出场,判定天主教和东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才是,但我也早就指出过了,纳粹德国信奉的是新教,南非信奉的也是新教。即使陈大夫再以上帝的名义把路德教打为邪教(或至少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从而成功地将德国开除出基督教世界而捍卫了理论的完美,则我也早就指出过原生(亦即不是靠外力强行植入而是自发产生)的民主国家里有一个恰好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因此,于歌之说,只证明了“信教使人愚昧,狂热地信教使人导波(double)愚昧,以救国的名义传教则吹波(triple)愚昧”。

总而言之,如今的时代早不是政教合一的时代,陈大夫错过了中世纪那“真正的基督教”的黄金岁月,堪称遗憾。

作者:芦笛 在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bbs/viewforum.php?f=2005" target="_blank">芦笛自治区[</a> 发贴, 来自 [<a target=_blank href="http://www.hjclub.info/" target="_blank">http://www.hjclub.info[</a>[</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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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9-2009 21:34:01 | 只看该作者

Re: 芦笛: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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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看的时候想着要批评一二三点,看完都不记得了……
先从最后几段说起吧,前面的记起来再补。
芦笛最后几段的中心观点是这样的:假如学生27号撤离了,则大多数人平安无事,而柴玲等少数学生领袖会被秋后算账,于是柴玲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以情感讹诈挟裹大多数人留在广场,当自己的挡箭牌。
这个观点首先就有几个逻辑上的不通:一,秋后算账只是几个学运领袖(“柴玲辈”)所担心的吗?共产党善于秋后算账,这至少在当时可是常识吧,而且过往“算账”范围之广、打击面之大(想想五十五万右派),说一句“人人自危”不算过分的描述吧。事实也正是如此,从426社论开始,学生的要求里就有了保证不秋后算账这一条(而那时柴玲这个“野心家”还没有“靠策略爬上去”呢),并且这一要求贯穿了整个学运。要说担心秋后算账,广场上的学生哪个不担心秋后算账?就算按照芦笛“担心秋后算账者为自身考虑必然要挟裹民众”的强大逻辑,那也是整个学生群体(或者还要加上知识分子、工自联等等)一起来挟裹民众,轮不到柴玲一个人来担责任
二,如果柴玲真的要挟裹民众为自己流血,为什么到军队清场的时候反而同意撤离了?按照芦笛的逻辑,不是正该死抗到底吗?让军队杀进来啊,坦克撵过来啊,反正只要柴玲不松口,学生是不会走的呀。等到杀得差不多了,“中央情报局的保镖”们神兵天降,把她小两口“护送出国”不就大功告成了?——可是事实偏偏相反,如果不是“激进派”的封从德在最后关头想出了“比嗓门”的一招,又自作主张地宣布撤的声音比留的声音大,广场上不知要多牺牲几条人命。
三,“一个个陈尸街头,换来的却是那伙人渣‘身有彩凤双飞翼,腰藏美元一路通’,由中央情报局的保镖护送出国”,这种断烂朝报是不值一驳了,芦笛其他关于柴玲是“阴谋家”的论据,无非来自两处。一是戴晴所说的“柴玲的城府之深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另一个就是那盘录像带。戴晴的credit倒也不必提,至于那盘录像带,芦笛纯粹是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对话背景的情况下断章取义而已。95年卡玛刚拍完《天安门》的时候,《北京之春》组织了一次学运领袖的讨论,封从德当时就对这篇录像带的背景做了澄清(当时相关人士都在场,封从德那番话的credit可以说得到了认同),算是给芦笛这类深文周纳的诛心之论一个总的反驳吧:

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5/220/2003130163510.htm

封从德:我需要讲的事情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我听到刚才包括苏炜讲的好象是为
柴玲辩护,还有很多朋友也很想为柴玲辩护,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有一个前提
,好象柴玲她哪怕这么讲错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谅解,这对柴玲的 video 是一个有
罪假设。大家好象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讲话。对这个 video,我是一个见证人。大家
允不允许我多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情况给大家讲一下?主席?(于大海:不要超过太多。
)好,谢谢。这个 video 其实有很多大家不太了解的背景。现在大家觉得柴玲当时
思路混乱,这主要是因为她有三个思路,在这个 video 里边,前面的两个思路她不
敢明确地讲出来。第一个是她为什么想离开这个广场:她不敢讲,她当时是为了去
南方,去发动联省自治,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记得是五月二十八号那天下
午,她找到我,说她要去南方,要我也一块跟她去,她说她已经作了这么一个 vid
eo。六年过後,我是前个星期在巴黎才收到,才看到这个 video的,我不知道在座
的大家有多少人见过这个 video 。刚才项小吉说,根据史实,应该先见了东西再说
话,但是我觉得好象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个  video 就在说话了。我不知道这里有没
有人真正看过这个 video。(张伯笠:我看过的。)还有谁?(辛苦:有人看过 trans
cript。)这个transcript是很不全的,这是第一。第二,我看到的时候大吃一惊,
因为在整个这个 video 里柴玲都是哭着讲的。因为她当时知道离开广场是很危险的
情况。离开广场,其实不象现在报纸上说的那样就意味着她自己要求生,反而是..
....(苏炜:离开广场其实更危险。) 因为广场上是几万同学,你共产党怎么来抓!
一旦离开了广场,你一走出去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我跟她两个人,这是很容易抓
的。当时她跟我讲的时候,我首先意识到离开广场其实是很危险的。第二,我觉得
也不太符合学生运动的基本定位。就是说,我们这是一场新民主启蒙运动,不是一
场政治运动。我们既不是希望李鹏下台,也不是希望赵紫阳上台,而这是社会其他
阶层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可以去作的。学生的基本的定位只是为民请愿。我不多说
这个,再接着讲当时她这个 video 的基本情况。她的第一个思路,她不敢明确讲,
因为需要保密,我想大家能够理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思路,柴玲为什么想离开广场,大家可能看到那个 transcript 也
会很吃惊,就是柴玲骂了很多人,点名骂了吾尔开希,可能 transcript 没有讲。
因为现在刘晓波在国内也是被抓,我觉得在这里要讲他的情况的话,我会觉得很内
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被这样地公开,被误解,所以我觉得我不能不出来
说明当时的情况。这是五月二十八号作的 video。五月二十七号,军涛也在,就是
有这个联席会议。当时那个会,柴玲下来就跟我哭,她觉得好象有些人,其实是所
谓的知识精英,有他们个人的动机在里面。这个会有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是关於
十点声明,就是我们撤还是不撤。根据我现在所有能够查到的当时的报纸和当时老
木讲的那个情况,张伦讲的那个情况,我想这个军涛可以作见证,就是本来知识分
子起草的十点声明,是说六月二十四号撤的。这是起草的最初的草案,後来因为我
说广场上没有钱,因为北高联五月二十三号撤走的时候,二十四号只留给了我们九
千块钱,当时广场上有几万同学,每天要四、五万的资金,买面包就是最大的一笔
资金,根本没有钱能够可能留到六月二十四号。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接受我们
建议,就改到五月三十号,这样胜利大撤退。第二天联席会议再改回到六月二十四
号。当时李禄和军涛可能谈过什么,我具体不清楚,但是还是有所改动。第二点,
我现在不得不说出来的是当时柴玲为什么那么伤心,我可以作证,她绝对不是一个
想在这个运动中去掌握什么权力的人。但是在五月二十七号,刘晓波从他的理论出
发,说我们这个运动需要一个英雄,要中国的瓦文萨这样的英雄才有凝聚力,我们
才能形成一个公民的制衡机制,对中共有一个制衡作用。这是他的一套理论,根据
这套理论,他提了很多很多点,说明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推吾尔开希出来作民运发
言人,作中国的瓦文萨,当时我记得开希也马上补充了几句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讲了自己为什么可以来作人民的发言人,来代表整个这场运动,他当时让我很
惊讶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是最有个人魅力,因为对媒体我也是最有知名度的,
所以我可以做这个”。我想开希可以作补充,以後王丹,还有很多同学都可以来作
见证。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很清楚开希的做法,他是很容易在拿着
话筒之前很理性,跟你是很好的朋友,说得很好,但是一旦开希拿到话筒之後,他
往往是以组织的名义说他个人的话。最最典型的例子,是两次喊撤的话,现在大家
都会说撤就对了,不撤就错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复杂。比如说五月二十一号晚
上那次喊撤,开希拿着话筒当时就喊撤,喊撤完了,当时很多同学马上起来反对。
王丹过了十分钟後,马上就来作了一个纠正。王丹说,开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不代表北高联的意见,也不代表广场指挥部的意见。所以在五月二十七号那个联席
会议上,我就觉得我有责任来反对开希作人民发言人。我当时提到两点,第一,这
个运动也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因为当时已经太乱,确实也需要这个,但是人
民发言人至少得有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和法律社会的知识;第二,你得有一种遵守民
主机制、民主制约的习惯,不能拿着话筒说你自己的话。你是人民发言人,只是一
个发言人。当时开希就说第一点知识不够,有刘晓波这样的老师可以来指导我;第
二,组织约束,我以後可以拿着话筒接受人家的约束。当时我记得已经是下午五点
了。从上午十一点一直开到下午五点,当时因为广场很紧急,我和柴玲当时每天至
少是上百人甚至几百人来提建议,还有很多的运作,所以我们就很急。我当时就以
退场来表示说我不同意。当时大家也就退场了。我记得军涛过来劝我,说我太激动
了。所以柴玲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很伤心,她当时就哭了,她说想不到还有这么些人
为了权力,为了个人的名义。如果现在看的话,也许我们说错了。但是当时确实是
那种心情。第二,另外一方面的权力压力还来自於“外高联”,很多外地的同学向
广场指挥部夺权。包括最後的绑架,我和李禄就经过六、七次的绑架,在座的白梦
,还有很多人都是被绑架过的。所以我们当时很伤心,因为在广场上除了指挥部,
从北大筹委会到这个绝食团指挥部,到广场指挥部,这一个体系的运作机构,我觉
得比较健全,比较顺畅。这是从四月十九号就开始的比较连贯的一套组织体系,我
觉得除了这套组织体系以外,广场没有其它的实力机构能够取代。这是我个人的看
法,也许不对,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在当时,我觉得这样去进行权力争斗,确实
是很伤心的。我个人有几次好伤心的,後来因为有一些比较坚定的知识分子,我很
感佩他们的人格,所以我才一直坚持到六月四号。我想我很难多作别的补充,以後
我会更详细地写文章。我很遗憾,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在内部好好地去讨论,但是现
在已经变成了公开的一场争论,这样的内部情况,我也就没有办法不来说它。

【 在 sisyphe (sisyphe) 的大作中提到: 】
: 转文,不代表个人观点,想骂的别冲我来[<img src="/smilies/icon_hammer.gif"></hammer>
: 芦笛: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 [<div id="message1638756" class="t_msgfont">不是学运“裹挟”柴玲,而是以她为代表的激进派劫持了学运
: 芦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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