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記憶？守護什麼？ ／馬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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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六四」過去一個星期了，坊間仍在爭論燭光集會的人數多寡，六萬五，十萬三，十五萬，二十萬，各有數據，各有所本，終究找不出可靠定論。今年當然不是例外，以往的每年「六四」，以至以往的每年「七一」，人數估算都是一場各自表述的羅生門鬧劇，在主辦單位、警方、傳媒、學界之間，找不到交集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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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人數真有這麼難？或許是吧，但若有價值，再難亦要去做，而在這問題上，最應承擔重責的是警務單位，因為唯有找出了參與者的確實數字，才可精準評估警力配置、交通疏導、法規執行等各方面的安排是否恰當，尤其累積了長期數據，更為有助維持社會秩序。這是公權力的職責所在，不把這份工作做好，便是失職；如果在失職之後仍要扯謊死撐，便是失信。十多年來，特區政府所公布的「六四」和「七一」人數一直欠缺公信力，其所提出的統計理據亦常顯荒謬，這正反映了警務處的失職和失信，立法會議員應該正視，嚴格要求警方做好調查工作，以盡責任，以昭大信。

其次最有需要精準估算人數者是活動主辦單位和社會學界。對前者而言，參與人數之多寡等於「公司業績」之高低，數字愈大表示愈成功，數字愈低則愈挫敗，民心背向，由此反映，不可不察。對後者來說，尤其對專研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學者來說，參與人數是很基本亦是很寶貴的研究材料，在數字起伏與社會變遷之間隱藏覑某種趨勢線索，足供撰寫高質論文。為了自身利害，這兩類人士皆應努力加勁，弄出一套可信的調查方法，找出一組可信的統計數字，替香港人解開每年兩次的「數字迷思」。

相對於上述三類社群而言，傳媒其實最沒責任估算參與人數，但不知何故，特區傳媒偏偏非常熱中於「數人頭」，不僅每年皆用不少版面篇幅報道各方數據，甚至經常主動出擊，想方設法評估出一組比較讓人信服的參與數字，或許這是香港媒體人的專業，亦是香港媒體人的純良，當他們猜疑眼前現狀，便會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做文章，警方有負於傳媒，其理在此，如果官方數字可靠可信，傳媒即可省回資源，把報社人力用來發掘更多更有意義的獨家新聞，譬如說，多去討論到底有什麼人出席了活動，而在出席之前和之後，這些人到底發揮了什麼「活動能量」。

是的，「有多少人出席」了六四集會固然重要，但「有誰出席」了六四集會和他們「如何理解」六四集會或許更值得深入探究。相較於昔，今年的六四集會有兩類出席人士最為顯眼突出，一類是內地人，一類是年輕人。

內地人，就是中國大陸來港人士，他們絕非長居香港，而是特地為了出席六四集會而來，或從北京，或經深圳，來自各省各市，為了各由各因，在六四之夜，現身維園，舉起燭光，在火光映照裏回憶二十年前的血腥和眼淚。六四當夜坐在維園之內，幾乎在每個角落皆可見到這類人士，他們或三三兩兩，或聯群結隊，「操流利普通話」，毫不避諱地高聲談論覑六四種種。集會途中，大家唱歌，他們也唱；大家拍手，他們也拍；大家喊口號，他們也喊；他們甚至直接跟坐在四周的香港人鞠躬道謝，感激香港人廿年以來對於六四記憶的守護和堅持，他們的誠意感動了身邊的香港人，而香港人的執著亦必感動了他們，待他們返回內地，這個晚上的動人經驗肯定不僅可供他們回味良久，而他們在私下談話裏、在虛擬網絡上，亦早已用了各種曲折的方式 （例如把「六四」寫成「陸肆」以避開檢查過濾！）向世人述說這夜的激動體會。這便是把記憶播種，是六四記憶的另類延續，六四集會的悼念效益早已超越了特區邊界而滲透至中國大陸，要阻擋，已太遲。

另一類顯著湧現於今年六四之夜的人是「八十後」和「九十後」的香港青春世代，他們穿著各式各樣的悼念T恤，臉掛笑容，興高采烈，像參加Rave Party般從開場坐到散場，中途不斷站立，互相拍照留念，替六四集會增添了不少喜氣顏色。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透過傳媒信息而得的悲壯、悲憤、血紅似火，毋寧說是深富創意、可供延伸、融洽溫暖、隱含歡樂；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一場發生於遙遠的廿年前的悲劇噩夢，不如說是一場在此時此刻不斷在他們眼前重演重現的即興行為藝術；甚至，六四記憶之於他們，與其說是對於往事的「記憶」，不如說是對於未來的「創建」，因為今夜來到維園參加了集會，兩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唱過的歌曲喊過的口號，皆必成為他們年輕生命史上的某個里程標記，甚至成為他們用以確認自我身分的某種沒法刪除的行動元素，將來不管是為此感到光榮抑或覺得懊悔（現在不也是有一大堆香港名流連提也不敢提自己曾經聲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嗎？），此時此刻所做的一切皆是「記憶」，他們在替自己打造記憶，行動就是記憶，各人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故各人有不太一樣的記憶，因此，這亦是把記憶播種，到了最後，所有人所守護的必然是兩套記憶，一套屬「公」，可供辯論；一套屬「私」，冷暖自知。而在燭火熄滅的剎那，我們心知肚明，後者比前者更能讓人刻骨銘心，低頭自問，即使騙得了人亦騙不了自己。

內地學者楊念群最近出版了《「五四」九十周年祭﹕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一書，主張對「五四研究」予以「社會史化」，亦即「一是關注五四前後『社會』作為一個論域的產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題的歷史；二是要更多地關注五四發生的社會環境及其演化意義，特別是要覑力研究五四不同群體的行為差異及其後果」。對於「六四」的研究和記憶，或正相同，終有一日，「六四研究」必被容許像「五四研究」般百花齊放、眾子爭鳴，而到了那時候，我們切勿忘記深入追問「誰在記憶」和「守護什麼」之類有血有肉的具體題目，因為，那畢竟是所有人的「六四」，你我他的「六四」，忘不了而又各有所記的「六四」。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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