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企业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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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善、环保和劳工福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一说，越来越成为流行话语，格外为政府部门所喜闻乐见。去年是大灾之年，“企业社会责任”的舆论压力强到了逼捐的程度。今年有所冷却，趁着相对理性的环境，我来谈谈自己对企业责任的理解。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社会分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企业内部按指令分工，一种是通过市场交换，以交易价格来调节分工。社会上流行哪种分工形式，取决于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之间的比较。当管理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时，生产者服从企业家调度，企业越做越大。反之，生产者倾向于自主经营，企业规模缩小。大农场与个体农户分别是两者的典型代表。科斯理论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也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找到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等于把政府变成一家企业，管理企业官僚体系的费用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市场交易费用，于是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差距越拉越大。

因此，企业的责任就是降低管理费用，降低企业管理费用就是提高社会效率。企业不是社会唯一的组织，企业不能代替其他组织，例如政府、工会、宗教团体、NGO和个体工商户,不可能尽漫无边际的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办社会的教训深刻得不堪回首，道理无需多讲。

我想多讲讲企业家群体的责任，更准确的说法是使命。作为国民，企业家也是普通人，但是作为国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企业家群体有更多的资源实现他们精神上的抱负，故称之为企业家使命。

企业的责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给股东最大回报，但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这样。企业家是企业的主人，而非企业的奴隶。企业家是人，是人就应该有道德良心，应该有更多元的追求。日本人曾经被欧美人讥为“经济动物”，如今经过十多年经济停滞，日本人倒是越来越懂得享受生活，“经济动物”的称号遂被人淡忘。

现在许多国内企业家所集聚的财富，已经远超家人生活所需要的程度，也是改“野蛮生长”为“文明进步”的时候了。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

一、守法。守法看似基本，却常被人忽略。因为战争时期，或者文化时期，法律是累赘，能免则免，中国曾经一度仅靠一部《婚姻法》治天下。改革开放后，法制观念慢慢恢复了，但是立法要有过程，从立法到执法、司法也要过程，这个过程法律缺乏应有的和系统性和尊严感，很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养成了轻视法律的习惯。但是商场与战场的区别就在于遵守法律，战场往往一战分胜负，商场的竞争却绵延不绝。一次侥幸违法得逞，不可能次次得逞。违法的代价高昂，宁愿少赚钱也要守法。看到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要理性批评，而不是用行动去违法。

二，勿以“做大企业”为目标。中国有不少企业家焦虑于如何把企业做大，这有政府偏好和舆论误导的原因，更多是承袭那种战争思维，把经营企业看作带兵打仗，不是你死就我活。打仗总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殊不知商场完全相反，越是小的，越是风险容易把握。欧洲百年老店多半是中小企业，国内的老字号也多半是中小企业。实际上大多数创业者只适合领导中小企业，企业规模一大可能就要依赖职业经理人了，但是中国尚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以及所需要的制度环境。我认为目前应该把企业做大当成例外，把企业做好做精当成常态。

三，不一定以上市为奋斗目标。丁磊曾坦言后悔将网易上市了。如果企业盈利能力稳定，没有太大竞争压力，企业没必要赶着上市。上市之后创业者变现是容易了，但是来自资本市场的短期压力增加了，资本的短期目标与企业的长期目标未必一致。现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在西方庞大的经济体系面前像小孩子，还需要假以时日学习公众公司的游戏规则。在规则不明的情况下，上市有些逆淘汰的味道。专心损害股东利益的经营者活得滋润，踏踏实实做事业的企业家为了应付投资者，反倒徒增不少麻烦。与其上市股权变现后投资于他人，不如留在自己手中扩大生产。

四，企业家要有道德担当。企业家不是完人，是人就有缺陷，但是这不妨碍企业家成为楷模。事实上企业家就像演艺明星一样，即使自己无心当楷模，民众也会把企业家当模仿对象。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人和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其人际交往广度和频度都比一般企业职员和普通公务员要多得多。所谓道德就是人际交往的规则和习惯，企业家对道德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刻。相对而言，企业家比高干子弟们等其他富裕群体的原罪更少。如果企业家不站出来做道德楷模，让那些靠不道德手段爬上上层社会的群体占据了民众视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就会每况愈下，反过来又会危害到企业生存。企业家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道德的牟利机会，但是请企业家忍一忍手，企业家有本钱比其他群体更看不起钱。企业家应该对民众为物质享受而投来仰慕，示之以精神方面的熏陶。有人说慈善是富人的游戏，那么道德则是企业家的古玩。

遵纪守法、知足常乐、有礼有德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才会日趋文明，企业家责无旁贷。





——本文发表于《财富生活》2009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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