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澄清事实：那年北京没“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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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澄清事实：那年北京没“动乱”

[<div id="message1623886" class="t_msgfont">来源：明报      2009-04-25

1989年血案发生后，全世界一致强烈谴责……然而20年来，随着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一些人的看法开始转变，对于当年民运开始出现各种指摘。90年代后期，这种声音开始在海外华人网站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在年轻的海外留学生中，盲目的爱国主义和内地封锁资讯导致的无知，使得他们基本接受政府的宣传。今年，资讯并不封闭、而且一贯支援八九民运的大本营香港大学，居然也出现质疑八九民运的声音。

为了不让真相被歪曲，为了死者和受难者的尊严和希望，为了维护中国人的正义感和良知的质量，我们一批当年的参与者决定撰写一份民间白皮书，澄清这段中国政治史上重大事件的事实和是非。

邓小平绑架共产党和国家

在白皮书中，我们澄清一个关键事实：1989年的中国，在没有发生动乱和暴乱的情况下，邓小平绑架共产党和国家，使用战争机器，对之血腥屠杀，酿成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许多对民运有各种质疑并认为镇压有理的人，总想纠缠在其他的是非讨论中，忘记了六四的罪行是，使用战争机器屠杀平民。他们或者说，学生也有错，或说邓小平是迫不得已。民间白皮书就是要强调一点，六四动用了中国所有精锐战略部队，使用坦克和机枪这样的作战武器，屠杀和平请愿人民。即使根据中国政府事后的公布，按照时序，是所谓的“平暴”在前，抗暴在后；而不是“暴乱”在前，“平暴”在后。即使后来公民抗暴，也没有使用军事装备武装抗暴，而是使用石头、瓦块之类的东西。

……有人说，邓小平的目的还是好的；他感到中国出现了动乱。他们举邓小平在4.25讲话为证，也就是那个“4.26社论”对学潮的指摘。民间白皮书也回答了这个问题。根据中共对文革十年动乱的解释，动乱是指发生砸烂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出现大规模失控的群体暴力行为。

“4.26社论”发表时，学潮就是悼念胡耀邦，既没有夺取党政权力，也没有群体暴力行为。暴力事件都是武警和警察滥用暴力打伤多名学生。“4.26社论”在政治上无限上纲上线，是刺激学潮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其实，动乱也罢、暴乱也罢，都不是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应该使用的词汇。法治政府在法治社会中维持秩序，应该在法律框架中解释自己的行为。如果需要动用国家机器维护秩序，镇压犯罪行为，必须以刑法为依据指出镇压的是什么罪行。在刑法框架中，只有武装叛乱才符合动乱暴乱的特征，才能够动用军队镇压。

事后审判没武装叛乱罪指控

在事后的政治迫害司法审判中，中国政府没有对一个公民提出过武装叛乱罪的指控，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发生武装叛乱。这也表明，六四血腥屠杀毫无法理可言。


“4.26社论”20年，民间白皮书为六四追讨公道

[<div id="message1623889" class="t_msgfont">来源：明报      2009-04-25

20年前的今日是极其关键的一天，持续10天的学潮未止，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一锤定音，将学潮定性为“一小撮人”幕后操纵的“动乱”，指运动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及部分高等学校的“非法组织”煽动起来的，激化政府和人民矛盾。

多名当事人均称“社论”的指控没有理据，而学生不甘被社论诬蔑，翌日各大院校发动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亦促成继后的学运及绝食行动。今日，民运人士联手发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白皮书》，就是要澄清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动乱”，要政府还历史一个公道。

31页长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白皮书》，是由李进进法学博士执笔，王军涛、胡平、严家祺、王丹等人参与讨论及给予意见，并得到60多名学生领袖、学者支持。白皮书主要交代八九民运的经过，澄清当时的运动是和平请愿，北京并没有发生“动乱”，戒严是非法之举等。

“4.26社论”学运转捩点

白皮书第4页提到，“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学生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全体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没有屈服，再次走上街头。”

学运领袖王丹向本报指出，“4月26日的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中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因为4月26日以前，学生情绪本来已大致平复，如果没有社论的刺激，很可能校园里面就会逐渐平静下来。但是社论对学生的刺激很大，使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一下子得以确立，并无法逆转。到底是谁一定要写这个社论？他们的目的是什?？我觉得都是对于了解六四真相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

邓小平坚持不改“动乱”定性

至于与包遵信、李南友等人联名发表《五一七宣言》而被开除党籍的严家祺亦向本报指出，“4.26社论”是一篇言词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学生最难容忍的，是把他们光明磊落的正义行动定为“动乱”，使业已怒不可遏的青年人热血沸腾。他说，如何看待“4.26社论”是八九民运的关键，后来的学运和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主要目标就是否定“4.26社论”。严家祺更认为，邓小平坚持不容改变“4.26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最后酿成了“六四大屠杀”。

另一学运领袖王超华亦说，1989年从学运走向民运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4月27日。4.27大游行的直接导火线就是“4.26社论”。她指当时由于1988年经济改革受挫和1989年初舆论控制大幅收缩，社会上积压的不满情绪本已非常普遍也相当严重，这个社论使用文革语言表达，充满杀气腾腾的暗示和威胁，立刻在北京市民中激起强烈反弹。[</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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