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补充：余秋雨诈捐与否已经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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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缘起余秋雨的“捐款门”事件，可以很快消停，因为无论澄清还是弥补过错，都不是什么难事：要么出示真实无虚的捐款证据，让质疑者闭嘴。要么爽快道歉，然后掏出钱包，把承诺数额加上利息乖乖递上，不用担心忘了该捐多少无人站出来提醒。谁知事情一波三折，悬念叠出，势头愈演愈烈。在公众和媒体议论鼎沸之际，不但名嘴易中天加入了团战，而且质疑之声还波及到阿来、麦家等曾联合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知名作家。

说句心里话，事到如今，虽然真相尚未大白，但我对余秋雨是否诈捐已经毫无兴趣。折腾这么长时间，一个真问题已经演变为伪问题题，甚至没问题了。从捐建学校，改口为捐建图书馆，再演化为捐一批图书。在这期间，当事人却一直在“躲猫猫”。其间每一幕看起来都颇有戏剧性，但编排拙劣手法陈旧，并无观赏价值。换句话说，如果某一天余秋雨亲自登台，声称他捐的是“一页价值20万元的手稿”，或者“可以从网上下载的电子书”（以上皆为网友提示），无非是事情现有发展逻辑的沿袭，丝毫不会给我意外惊奇。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谙熟戏剧技艺的余秋雨，是否早已对事情会酿成目前局面了然于胸。因为在我看来，自从质疑声起，他一直以导演自居，在幕后指挥各路演员登台。最戏剧性的一幕，是都江堰教育局副局长上场。副局长无视公务程序，不管捐款财务交接手续，以公务身份为余秋雨背书，称他们之间有一个捐款的“君子协定”。我的意思是，“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余秋雨为都江堰杜撰的广告语）果然不假，能在关键时刻拉官员为自己作证，足见余秋雨在“捐款门”这出戏中调度有方，颇显导演功力。

我对余秋雨是否诈捐丧失兴趣，还有个人之外的原因。我希望理性而且善于权衡得失。因此私下算了一笔账，得出的结果大致是，连日来公众通过媒体对余秋雨是否诈捐一事的持续关注和追问，所耗费的社会资源之巨，早已远远超出了20万。全社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目的肯定不仅是为了一笔捐款的真伪和所有地震捐款的清白。也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只为口舌逞一时之快。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和原因。

事实上，余秋雨“捐款门”事发以来，一边倒的质疑之外，也不乏对质疑的批评和为余秋雨辩护的声音。其中为余秋雨辩护的几乎都是有气无力的陈词滥调，可以不理会。而质疑公众群起追问的批评有得到回应的资格，这一类批评的声音，以理性的名义发出，貌似雄浑深沉，认为对余秋雨捐款真伪问题的穷追不舍，是一种不宜鼓励的“道德杀伐”。连被“捐款门”殃及，深感无辜的作家阿来，也不无委屈的希望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力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

我以为阿来是因太过委屈和悲观，一时心急才说出这等词不达意的话。道理很浅显，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但是公众肯定能够。对公众人物在公共空间的言行进行质疑、审视乃至“审判”，本来就是公众的天然权力，而且也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将个人和公众概念混为一谈，正是一些盗名欺世之徒浑水摸鱼的手段。身为公众人物，余秋雨毫无愧色地侈谈世界背景下的中华文化，自命文化苦旅，敢于千年一叹，却如此蔑视当下社会最为重要的诚实、信用、公义等基本的伦理道德，人格危机和道德缺陷历历在目，公众不予以道德谴责和道德修理，难道要视而不见，甚至予以道德褒扬？殊不知，在道德问题上，对公众人物的高标准严要求，正是一个时代公众对社会道德水平的希望，也是社会道德重建的起点。

南都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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