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航：“火线”上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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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野航 | 评论(19) | 标签:所见所闻

——— 一个志愿者的故事

如果说，有一部小说可以揭示20世纪最深刻的本质的话，这部小说就是卡夫卡的《城堡》了。

小说《城堡》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主角K忽然接到一张聘书，他被告知已经被“城堡”聘为“土地测量员”了。于是，K便前往“城堡”，去接受那个职位。但吊诡的是，当他接近“城堡”，却卷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中，这让他越是想靠近“城堡”，越是远离了“城堡”。

20世纪是这样的一个世纪：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人类凝聚了巨大的心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当人类感到快要靠近他们的目标时，那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人类的命运，就像小说《城堡》中的那个K，仿佛被施加了一道神秘的魔咒，他们越是向往天国的光明，越是掉进地狱的泥潭里。

如果说，小说是作家对其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感受的描摹的话，现实世界本身，就是上帝的创作的“小说”。昨天，我就听到了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类似《城堡》的故事。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难以做进一步的考证，但仅就故事所传递出了某种信息而言，就足以让我惊叹于卡夫卡的伟大了。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来自甘肃东乡县的名叫祁光林的青年。在去年的5.12大地震中，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抗震救灾的工作。由于巧合，他找到了我，给我讲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听起来几乎有些魔幻意味的故事。

赶赴灾区前，他的身份是雅安市“西康大酒店”的一名普通打工仔。地震后，酒店停业，他鼓动酒店的同事捐助灾区，但响应寥寥，他捐出他所有的财物，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去当志愿者。

出发前，他找到雅安区政府应急办，请缨参与救援。接待他的当地一个叫母健军的团支部书记。“你是不是党员或退役军人？”书记问道。“不是”，他回答说。这位书记于是说：“你的热情让我很感动，但你不能去”。

“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入党的念头”。祁光林后来回忆道。不过在祁的再三要求下，祁还是被允许参加救援。为此，他悲壮的写下了慷慨赴死的遗书。遗书中写道：“万一我不幸牺牲，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就是甘肃老家68岁的养母。请政府妥善安排，在允许的情况下，把我的骨灰运回甘肃老家，洒在老家的花椒树下······”当然，他的这番表白很快被“合适”地安排进了当地媒体的镜头。

临行前，一个小饭馆的老板为他壮行，送给他一些钱和干粮。为此，他很是感动。

就这样，作为青年突击队员，祁光林被安排上了志愿车，经过长时间的颠簸，翻过了冰雪封冻的夹金山。在凛冽的寒意中，他写下了一篇后来在灾区广为传诵的散文《感恩的心》。

来到汶川县。由于机缘巧合，他被编入参与救灾的部队中，成为了一名不是军人的“军人”。和部队官兵一起，他干起了抢运物资和伤员的工作，并受到部队官兵们的好评，和同甘共苦的官兵们建立了感情。他说，他一到部队，就被告诫要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次，在救援过程中，大家都很口渴，但配备的水很有限，以至于一瓶矿泉水十个人喝、竟然没有喝完，因为大家都想让别人多喝一点。他讲到这里，我不禁喟然长叹：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在祁参加救灾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当时，为了灾后防疫的需要，上面要求灭狗。他执行命令，打死了一条狗。但这惹恼了狗的主人，那人一怒之下，用铁锹将他砸昏死过去。他因此住了三天院。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这一击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他决定宽恕那个打他的人。他想：毕竟是灾民，情绪失常是难免的。为了保住“四川人的面子”，他决定隐瞒他受伤的真实原因，对外只说是“余震中受了伤”。

部队调走后，他仍然留在的灾区，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与当地的三位下派干部一起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此时的身份是甘肃省志愿者代表及雅安市共青团的代表，汶川方面发给了他团徽和团旗。尽管他与那个雅安市共青团其实八竿子打不着，但这已经足以让他打内心里让自己一言一行向党的要求靠拢了。和他一起工作的下派干部的提议他争取在7月1日“火线入党”，他于是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6月19日，汶川县委组织部发函到祁的老家东乡县以及雅安西康大酒店要政审材料，不久，东乡县方面作出了回复，证明祁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没有不良记录、没有参加任何反动、邪教组织。但他在雅安工作的那个西康大酒店却迟迟没有向汶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相关材料。很快，7月到了，他没有能赶上“火线入党”这趟命运的“列车”。

他的入党介绍人下派干部李杰很为他着急，催促他赶快回雅安办理入党事宜。就这样他回到了雅安。

回到雅安，他被授予了“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先进个人奖”。并发给他400元的奖金。他因此也被列入了《雅安市雨城区抗震救灾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光荣册》。而他所在那家西康大酒店，则给予了他英雄般的迎接，总经理专门开会号召全体员工向他学习。并补发他1100元工资（这和他离开时候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雅安雨城区组织部答应他一定在七月份之内将他的入党事宜办妥，他只需要静候佳音就行了。此时的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价值感。激动之余，他将他得到的奖金、工资全都觉给了灾区的孤儿。

有时候，命运就像是一个多变的婊子，一会儿对你嫣然而笑，一会儿却对你冷若冰霜；有时候，煮熟的鸭子，也不一定不会飞走。七月份很快就过去了，他并没有等到所谓的“佳音”。在他上班的西康大酒店，同事也并非因为他的“先进事迹”，就对他特别优待。相反，倒对他多出了几分疑忌之意。他做起了打扫卫生的工作，常常一干就干到深夜。他尽管不免有些失望，但一想到自己要入党的事，便严格要求自己。一次，在一场与同事的纠纷中，他又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这让他在救灾时留下的后遗症更加严重了。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的“党员”，他决定不还手，忍下了这口气。

看看七月快过了，他打电话给他在汶川的入党介绍人李杰。李回复说，在汶川入党也行，建议他跟一位叫李晓燕的书记联系。来自李书记的回答是：在哪里入党都一样。无论在汶川还是在雅安办理入党手续，都不能立即成为正式党员，还有一年的预备期，也就是说，第二年的七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听了这话，他决定仍然在雅安入党，并去往映秀镇做志愿工作。

得知他决定仍在雅安入党，汶川县的组织部为他出具了“鉴定”。在“鉴定”中，对他在灾区的表现，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发函建议批准他“一线入党”。

他于是又回到雅安。可是，在雅安迎接他的，却是当头一瓢冷水。雅安雨城区原团委书记告诉他，“火线入党”的名额已经给了别人。9月19日，他找到雅安市委组织部一位姓曾的科长，曾对他：从各种证明材料上看，他是符合火线入党的要求的。但区政府和酒店并未将材料报上来。所以，市委组织部对此并不知情。他又到区组织部找到一位姓余的干部，这位干部告诉他：酒店决定建立党支部，有意吸收他为建立党支部后的第一个党员。既然已经过了“火线期”，不如就在酒店入党。这时，但明白了他之所以没有能够“火线入党”，乃是因为酒店从中故意拖延所致。

令他更加气愤的是，他在网上看到了酒店关于他参加抗震救灾的另一种叙事版本，在这个版本里，他独自参加救灾的缘起变成了他“向酒店提出申请，并由领导同意，并且全体员工前来送行”。也就是说，他参与救灾的个人行为一下子变成了在酒店安排下的集体行为！

古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段时间中，他因两次被打造成耳痛更加严重了。多次治疗无效，医院建议他动手术。他借钱前往北京看病。在北京看病期间，他顺便到中央组织部咨询他“火线入党”的事，因为他听一位亲戚说，“火线入党”和“普通入党”是很不一样的。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写一份报告，说明情况，然后由中组部转发四川省组部，慎重处理此事。

这时，老家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只好赶回老家，四处借钱为母亲治病。巨额的医疗费让并不富裕的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好留在当地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等待那被许诺的遥不可及的“入党通知”。由于耳痛病所导致的反应迟钝，他多次遭到了辞退。生活陷于非常窘迫的境地。

转眼间，09年也过去了一半。那“入党通知”依然像高悬于云端的烧饼般可望而不可即。他又找到省组部，一开始，还有人接待他，后来，接待他的干部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问那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借以“出差”搪塞。他不甘心，在省组部门口一直等到那人下班，追上去询问处理结果。当然，即使这样，他没有要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

当他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故事告诉我的时候，我有些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入党？入党就那么重要吗？”他对我说：“我当初参加救灾，也没有想太多。只是他们给我了一个入党的盼头，为了这个盼头，我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不让我入党也就罢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呢？我实在是气不过”！

在去年大地震的时候，从电视、报纸、网络对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曾为人性之美、之伟大、之无私而感动地落泪。我们曾想，或许，这一震，真的将震出一个新中国来。但种种的迹象证明，我们是在是太天真了。试想，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那么容易震碎的吗？在20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涤荡下，旧秩序以及伴随着它的那些丑恶的东西仿佛将一去不回头了。可到头来，那集中着人性中所有惰性、异化、黑暗以及扭曲的官僚主义的“城堡 ”、竟依然岿然地屹立在那里，并嘲笑着人类那自以为是的“崇高”理想与“坚强”意志。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祈求别发生大地震这类的事了，因为，我们在去年的大地震中，已经把我们人性中的善良、无私、责任感、上进心给一股脑地透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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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部小说可以揭示20世纪最深刻的本质的话，这部小说就是卡夫卡的《城堡》了。

小说《城堡》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主角K忽然接到一张聘书，他被告知已经被“城堡”聘为“土地测量员”了。于是，K便前往“城堡”，去接受那个职位。但吊诡的是，当他接近“城堡”，却卷进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中，这让他越是想靠近“城堡”，越是远离了“城堡”。

20世纪是这样的一个世纪：为了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人类凝聚了巨大的心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当人类感到快要靠近他们的目标时，那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人类的命运，就像小说《城堡》中的那个K，仿佛被施加了一道神秘的魔咒，他们越是向往天国的光明，越是掉进地狱的泥潭里。

如果说，小说是作家对其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感受的描摹的话，现实世界本身，就是上帝的创作的“小说”。昨天，我就听到了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类似《城堡》的故事。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难以做进一步的考证，但仅就故事所传递出了某种信息而言，就足以让我惊叹于卡夫卡的伟大了。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来自甘肃东乡县的名叫祁光林的青年。在去年的5.12大地震中，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抗震救灾的工作。由于巧合，他找到了我，给我讲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听起来几乎有些魔幻意味的故事。

赶赴灾区前，他的身份是雅安市“西康大酒店”的一名普通打工仔。地震后，酒店停业，他鼓动酒店的同事捐助灾区，但响应寥寥，他捐出他所有的财物，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去当志愿者。

出发前，他找到雅安区政府应急办，请缨参与救援。接待他的当地一个叫母健军的团支部书记。“你是不是党员或退役军人？”书记问道。“不是”，他回答说。这位书记于是说：“你的热情让我很感动，但你不能去”。

“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入党的念头”。祁光林后来回忆道。不过在祁的再三要求下，祁还是被允许参加救援。为此，他悲壮的写下了慷慨赴死的遗书。遗书中写道：“万一我不幸牺牲，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就是甘肃老家68岁的养母。请政府妥善安排，在允许的情况下，把我的骨灰运回甘肃老家，洒在老家的花椒树下······”当然，他的这番表白很快被“合适”地安排进了当地媒体的镜头。

临行前，一个小饭馆的老板为他壮行，送给他一些钱和干粮。为此，他很是感动。

就这样，作为青年突击队员，祁光林被安排上了志愿车，经过长时间的颠簸，翻过了冰雪封冻的夹金山。在凛冽的寒意中，他写下了一篇后来在灾区广为传诵的散文《感恩的心》。

来到汶川县。由于机缘巧合，他被编入参与救灾的部队中，成为了一名不是军人的“军人”。和部队官兵一起，他干起了抢运物资和伤员的工作，并受到部队官兵们的好评，和同甘共苦的官兵们建立了感情。他说，他一到部队，就被告诫要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一次，在救援过程中，大家都很口渴，但配备的水很有限，以至于一瓶矿泉水十个人喝、竟然没有喝完，因为大家都想让别人多喝一点。他讲到这里，我不禁喟然长叹：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

在祁参加救灾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当时，为了灾后防疫的需要，上面要求灭狗。他执行命令，打死了一条狗。但这惹恼了狗的主人，那人一怒之下，用铁锹将他砸昏死过去。他因此住了三天院。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这一击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他决定宽恕那个打他的人。他想：毕竟是灾民，情绪失常是难免的。为了保住“四川人的面子”，他决定隐瞒他受伤的真实原因，对外只说是“余震中受了伤”。

部队调走后，他仍然留在的灾区，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与当地的三位下派干部一起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他此时的身份是甘肃省志愿者代表及雅安市共青团的代表，汶川方面发给了他团徽和团旗。尽管他与那个雅安市共青团其实八竿子打不着，但这已经足以让他打内心里让自己一言一行向党的要求靠拢了。和他一起工作的下派干部的提议他争取在7月1日“火线入党”，他于是提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6月19日，汶川县委组织部发函到祁的老家东乡县以及雅安西康大酒店要政审材料，不久，东乡县方面作出了回复，证明祁在政治上是清白的，没有不良记录、没有参加任何反动、邪教组织。但他在雅安工作的那个西康大酒店却迟迟没有向汶川县委组织部提供相关材料。很快，7月到了，他没有能赶上“火线入党”这趟命运的“列车”。

他的入党介绍人下派干部李杰很为他着急，催促他赶快回雅安办理入党事宜。就这样他回到了雅安。

回到雅安，他被授予了“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先进个人奖”。并发给他400元的奖金。他因此也被列入了《雅安市雨城区抗震救灾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光荣册》。而他所在那家西康大酒店，则给予了他英雄般的迎接，总经理专门开会号召全体员工向他学习。并补发他1100元工资（这和他离开时候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雅安雨城区组织部答应他一定在七月份之内将他的入党事宜办妥，他只需要静候佳音就行了。此时的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价值感。激动之余，他将他得到的奖金、工资全都觉给了灾区的孤儿。

有时候，命运就像是一个多变的婊子，一会儿对你嫣然而笑，一会儿却对你冷若冰霜；有时候，煮熟的鸭子，也不一定不会飞走。七月份很快就过去了，他并没有等到所谓的“佳音”。在他上班的西康大酒店，同事也并非因为他的“先进事迹”，就对他特别优待。相反，倒对他多出了几分疑忌之意。他做起了打扫卫生的工作，常常一干就干到深夜。他尽管不免有些失望，但一想到自己要入党的事，便严格要求自己。一次，在一场与同事的纠纷中，他又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这让他在救灾时留下的后遗症更加严重了。作为一个即将成为的“党员”，他决定不还手，忍下了这口气。

看看七月快过了，他打电话给他在汶川的入党介绍人李杰。李回复说，在汶川入党也行，建议他跟一位叫李晓燕的书记联系。来自李书记的回答是：在哪里入党都一样。无论在汶川还是在雅安办理入党手续，都不能立即成为正式党员，还有一年的预备期，也就是说，第二年的七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听了这话，他决定仍然在雅安入党，并去往映秀镇做志愿工作。

得知他决定仍在雅安入党，汶川县的组织部为他出具了“鉴定”。在“鉴定”中，对他在灾区的表现，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发函建议批准他“一线入党”。

他于是又回到雅安。可是，在雅安迎接他的，却是当头一瓢冷水。雅安雨城区原团委书记告诉他，“火线入党”的名额已经给了别人。9月19日，他找到雅安市委组织部一位姓曾的科长，曾对他：从各种证明材料上看，他是符合火线入党的要求的。但区政府和酒店并未将材料报上来。所以，市委组织部对此并不知情。他又到区组织部找到一位姓余的干部，这位干部告诉他：酒店决定建立党支部，有意吸收他为建立党支部后的第一个党员。既然已经过了“火线期”，不如就在酒店入党。这时，但明白了他之所以没有能够“火线入党”，乃是因为酒店从中故意拖延所致。

令他更加气愤的是，他在网上看到了酒店关于他参加抗震救灾的另一种叙事版本，在这个版本里，他独自参加救灾的缘起变成了他“向酒店提出申请，并由领导同意，并且全体员工前来送行”。也就是说，他参与救灾的个人行为一下子变成了在酒店安排下的集体行为！

古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段时间中，他因两次被打造成耳痛更加严重了。多次治疗无效，医院建议他动手术。他借钱前往北京看病。在北京看病期间，他顺便到中央组织部咨询他“火线入党”的事，因为他听一位亲戚说，“火线入党”和“普通入党”是很不一样的。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写一份报告，说明情况，然后由中组部转发四川省组部，慎重处理此事。

这时，老家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只好赶回老家，四处借钱为母亲治病。巨额的医疗费让并不富裕的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好留在当地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等待那被许诺的遥不可及的“入党通知”。由于耳痛病所导致的反应迟钝，他多次遭到了辞退。生活陷于非常窘迫的境地。

转眼间，09年也过去了一半。那“入党通知”依然像高悬于云端的烧饼般可望而不可即。他又找到省组部，一开始，还有人接待他，后来，接待他的干部的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问那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借以“出差”搪塞。他不甘心，在省组部门口一直等到那人下班，追上去询问处理结果。当然，即使这样，他没有要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

当他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故事告诉我的时候，我有些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入党？入党就那么重要吗？”他对我说：“我当初参加救灾，也没有想太多。只是他们给我了一个入党的盼头，为了这个盼头，我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不让我入党也就罢了，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呢？我实在是气不过”！

在去年大地震的时候，从电视、报纸、网络对抗震救灾的报道中，我们曾为人性之美、之伟大、之无私而感动地落泪。我们曾想，或许，这一震，真的将震出一个新中国来。但种种的迹象证明，我们是在是太天真了。试想，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那么容易震碎的吗？在20世纪里，人类经历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在革命的涤荡下，旧秩序以及伴随着它的那些丑恶的东西仿佛将一去不回头了。可到头来，那集中着人性中所有惰性、异化、黑暗以及扭曲的官僚主义的“城堡 ”、竟依然岿然地屹立在那里，并嘲笑着人类那自以为是的“崇高”理想与“坚强”意志。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祈求别发生大地震这类的事了，因为，我们在去年的大地震中，已经把我们人性中的善良、无私、责任感、上进心给一股脑地透支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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