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欲设“红灯区”不敢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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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内政部长”廖了以认为，“性工作除罪化是必然趋势，不过必须有配套措施。”

　　6月15日上午，台湾“行政院”门口。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一名身着粉色上衣的性工作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面前反对性产业的妇女团体大声呼求工作权。

　　见状，站她对面的“台湾女人连线”秘书长蔡宛芬赶忙捏紧手包、闪躲到一旁，而台湾媒体的“黑炮筒”们立刻架满周边。

　　性工作者哭求权益

　　“下跪者”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今年6月初，当台湾当局开始思考设置“红灯区”的可能性之际，岛内性工作者们觅得一线生机，马上号召支持者要求“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和人权委员们表态废除“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从此不处罚娼妓。

　　为了避免容貌曝光，日日春协会每次上街抗议，性工作者都用各色花布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却反而增添了围观者的好奇心。

　　就在她们15日“陈情”之时，台湾励馨基金会等妇女团体聚到“行政院”另一边，发起了“反性剥削联盟”拉锯战，希望“行政院”决定专设“红灯区”之前一定要三思。

　　蔡宛芬正是其中一员，她大声疾呼“性交易的实质内涵就是一种性剥削”时，不想却被“下跪”一幕突然惊住。

　　据台湾媒体同行介绍，这项引发争议的性交易政策构想，起初源于台湾学者完成的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期间衍生出仿效荷兰“红灯区”的构想：即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娼、嫖皆罚，至于哪些县市要设专区，则由各县市举行公投或交“议会”决定。

　　同日，台湾“行政院”人权小组相关主委表示本月下旬将开会讨论性交易除罪化等议题，届时将建议订定“成人性交易管理法”或“风俗营业管理法”。台湾“内政部长”廖了以则指出，性工作除罪化是必然趋势，但须有配套措施。

　　碍于民意不敢大声说

　　在台湾“内政部”看来，性交易行为是世界各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性交易合法化的国家，都加以严谨的管理政策与管理措施限制。

　　但这样的想法不大被岛内县市长们接受，台湾《苹果日报》对全台25个县市的普查结果显示，仅有云林、屏东、宜兰的3个县市长明确赞成设“红灯”专区，而台北等10个县市长对此强烈反对。

　　民间反对的声音也很高亢。大部分民众直觉是“千万别在我家附近”。台妇援会执行长高小晴讽刺说：若性工作除罪化，会带给社会和下一代不正当的价值观，“我们大学可以关了，从娼门槛低，不需要任何高学历。”

　　台湾性别议题专家、“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特聘教授何春蕤认为，台湾当局愿正视成人性需求是好事，但做法不切实际，“如果没考虑地方民情和性工作者需求，只怕专区最后沦为蚊子馆”。

　　而在执法者方面，台北市一名高级警官指出，警界也分为两派：赞成派认为设专区好管理，反对派则忧心专区周边恐引来其他犯罪，衍生更严重的治安问题。

　　不过，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私下里透露，目前台湾媒体声音看似反对居多，但实际上赞成的人并不少，“不过碍于民意不敢大声说而已”。

　　陈水扁废除公娼

　　台湾公娼业始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74年停止发放公娼馆执照。1997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为出政绩，宣布废除台北市的公娼。在阿扁当“总统”期间，据统计，共取缔3万多名性工作者。因此，陈水扁和性工作者结下梁子，性工作者经常到陈水扁办公室前抗议。

　　有趣的是，1974年前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娼馆至今仍然被允许继续开业。

　　也是自1997年起，岛内对“红灯区”设置与否争议不断。如今，不同的声音虽未有所改变，但身处的社会背景已大有不同。

　　据台湾警方统计，目前台湾有51名“合法公娼”，但普遍业绩惨淡。其他性产业则基本全面转入地下，集中在卡拉OK、酒廊等场所。而据日日春协会粗略估计，台湾现今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达数百亿新台币，至于成立专区后的产业规模则无法估计。

　　“如果成为合法行业，除方便管理外，也可给政府纳税。”台湾问题专家富权接受采访时说。在他眼中，设置“红灯区”很务实。

　　台湾警察大学外事警察系副教授叶毓兰认为，非法性交易一直存在，设专区管理是折衷做法，“从岛外例子来看，设专区无法全面杜绝非法性交易，但至少可加强性工作者卫生、体检、退休等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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