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由误入歧途到歧途知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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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自序

尽管，经历了二十五年改革的中共政权，在文明模式的选择上仍然拒绝宪政民主，在当下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固守跛足改革，然而，世界走向民主化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所形成的合力，使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走向，误入歧途的概率越来越小，而迷途知返的概率越来越大。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来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像及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 ”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 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而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极化。

当时，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中国精英阶层，面对着外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的两种模式——英美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德日苏的独裁主义模式——两种模式之争又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对于开放不久的国人来说，本来就已经很难辩别其优劣，何况，当时西方各国的情况也很复杂，自由宪政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制度优势。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极为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剧了这种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日的法西斯主义模式造就了两国的崛起，苏俄模式的崛起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接踵而来的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因一战及其随后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而尽显颓态。于是，德日法西斯主义、特别是苏俄共产主义作为成功的新兴革命显示出朝气蓬勃的一面，而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步入日暮途穷。初生朝阳与黄昏落日之间的对比，资本主义的黄金梦在西方人自己心中破灭，法西斯和共产的极权体制对自由民主体制似乎具有了道义优势，诸多的西方精英先后转向拥抱苏联模式。

其二，这样的制度对比，自然使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晦暗不明，诸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选择发生了由模仿英美转向模仿德日和苏联，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国门初开、突然面对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挤压下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本来就在急遽变动的国际局势面前无所适从，难以进行有定见的模式抉择，只能通过不断变换模仿对象来摸索。同时，中国人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浅薄，又与传统帝制保持着深层血缘关系，对自由民主制度具有遗传性的排斥力，不可能具有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不可能不被席卷世界的“红色苏联热”所裹挟。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人，包括大多数精英分子，仍然因袭着沉重的帝制传统，民智未开的愚昧甚至体现在诸多先觉者身上。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在朝精英就更倾向于选择“德日模式”，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在野精英更倾向于选择“苏俄模式 ”，二者共同摈弃“英美模式”。同时，国家机会主义又使中国的精英以“有奶便是娘”的心态对待外部势力，特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局势之下，当中国的民主启蒙受到内部的重重阻力而难以为继之时，中国精英转向一种以现代性包装的伪新潮就是必然的。以至于对立的国共两党却朝拜同一尊菩萨：苏联模式。苏联所扶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寻求英美帮助未果的孙中山也转向了苏联，按照列宁政党模式对国民党进行了全盘改造。尽管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更倾向于德国的法西斯模式，但作为政党而言的特质，仍然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是也！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经过进一步、退两步的折腾，最终还是误入“苏联模式”的歧途。以至于，直到世界大势已经明朗的今天，中国现代化在中共政权的操控下，仍然蹒跚在“技术模仿而制度拒绝”的“洋务情结”之中。对此，刚刚故去的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将之概括为“后发劣势”，其结果就是政治独裁下的“坏资本主义”，而不是宪政民主下的“好资本主义”。而“坏资本主义”，不仅使现代化的优先目标“人的解放”无法兑现，而且随着腐败加深、贫富分化加剧、政权的合法性和施政效率的急遽流失，很可能把中国引上崩溃之路。

斯塔尔夫人（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el-Holstein 1766-1817 )曾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共产极权正是最现代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它为人类描绘的未来远景之完美和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欺骗性，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技术，它对人的控制和剥夺和它所制造的人权灾难的残酷性，也是史无前例的，不但灭绝公开挑战的政敌，而且灭绝决不会惹是生非的顺民。习惯于本土帝制传统的中国精英，在苏、美两大模式进入势均力敌的冷战之后，也就必然更倾向于苏联的极权现代化：误把现代世界上最空洞的共产乌托邦当作人类的终极理想，也把最野蛮的极权体制当作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正是内外因素的结合，将中国的变革引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中国变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内在的自觉，而是来自外在的逼迫；变革的目的，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变革的路径，不是民间自发争取主人地位的权利运动，而是寻找新救主拯救的造神运动，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极权化。所以，外部环境的晦暗和内部环境的蒙昧的共同作用，将中国的现代化引向歧途。

本来，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实行的“大清洗”和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其惨无人道和效率低下的统治，已经使苏联模式的致命弱点开始暴露，内部危机也开始显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延缓了苏联模式危机的全面爆发，也延缓了人类对苏联体制的批判性清理。二战结束后，苏联模式，依靠武力输出全面占领了东欧，依靠意识形态劝诱和武力援助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从而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帝国。然而，这胜利也意味着极权统治达至顶峰，衰弱已不可避免。斯大林死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不仅来自西欧，也来自苏东集团的内部。在苏联，赫鲁晓夫以极为激烈的态度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极权罪恶，接着是勃列日诺夫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东欧，先后发生过“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团结工会”等反极权运动；在南斯拉夫，铁托独裁的叛逆者揭示了“新特权阶级”的制度现实。这一切，逐步揭去了苏联模式的红色伪装，全面暴露出共产帝国的邪恶及危机——经济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危机，政治上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危机，信仰上马列主义的危机——使西方的左派们也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优越性。要么改革、要么死亡。东欧国家内部的改革呼声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公开化，改革也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东方模式的核心支柱苏联本身也开始摇摇欲坠，不得不进行“公开化改革”。

然而，东欧集团和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反省，在中国造成的却是相反的效应，赫鲁晓夫开创的“解冻时代”，在毛泽东眼中，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因为反对个人崇拜对极权具有颠覆性。所以，毛泽东认为由他本人争夺共产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方面，他公开与苏联决裂，对外开辟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并自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另一方面，他对内开始了一系列把绝对极权和个人崇拜推向高峰的运动，直到“文革”的极权大灾难，才使国人又一次醒来，面对自身的落伍、僵化和衰弱，开始了有限改革。

概言之，1848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整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历经曲折、教训多多，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且是误入了最大的歧途——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好在，人为不行，还有天助，毛泽东的过于疯狂，也导致了极权的过于短命，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又重新开始了又一次现代化的努力。虽然，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直奉行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还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的正途，然而，当下的中国现代化所处的内外环境，皆达到百年未遇之大好，国际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的觉醒，正在共同推动着歧途知返的进程。

在外部环境上，半个世纪的东西冷战，终于以自由制度对极权制度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已经明确：以西方联盟为代表的文明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文明，不但具有充分的道义优势，也具有实现道义诉求的实力优势，其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使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唯有自由宪政一途。现在的威权模式仅仅是过渡时期而已——尽管这个过渡期比起东欧各国会长一些。

在内部环境上，虽然官方仍然坚持维护独裁制度和权贵利益的跛足改革，但权利意识已经在民间觉醒，蕴含着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强大动力。在清末民初被启蒙精英们无视、甚至仇视的私有产权，经过毛泽东时代走向极端的大公无私，经过改革以来民间的不断推动，现在已经反弹为保护私产入宪的全民共识；经过八九运动的正面启蒙和六四大屠杀的反面教训，人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逐步变成全民争取的目标。在国内外争取人权的诉求和运动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下，合法性极为脆弱的中共政权也不得不开始谈论和正视人权问题，以至于，曾经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的敌对观念的人权，在2004年的中共两会修宪中居然被写进了宪法。

现在，中国已经由高度政治化的整体社会变成日益分化的社会，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但起码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和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在经济上，指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使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统意识形态的衰落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趣味日趋多样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坚守权力一元化的僵硬体制，但在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蚕食下，体制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其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一直处在急遽的分化之中。特别是在主流民意的积极压力和消极抵抗的双重作用之下，民间资源迅速扩张，官府资源迅速萎缩，官方固守旧制度的成本越来越高，管制能力也越来越弱，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常态。

故而，中国的变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经成为民间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以民间压力推动现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渐进革新，也已经成为当下改革的有效路径。无论现政权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变革非但无法回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动变革力量——国内体制内外的力量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越来越聚焦于政治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 原载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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