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的哥本哈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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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李虎军 2009-12-11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国是最受人关注的国家之一。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解振
华，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受关注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人关注。由于主办方技术操作方
面的原因，解振华有三次进入气候变化大会会场时均受阻。这个消息被此间的中国记者写了
下来，很快成为中国多家媒体的头条。他在聚集了上万人的会场中穿梭时，会被来自中国的
年轻NGO代表认出。接下来，他们的合影被放到新浪微博。照片中的解振华，乐呵呵的，看
上去有些憨厚。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次记者会上，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教授阐述中国的碳
强度目标。记者们惊讶地发现，解振华也坐在台下认真倾听。当年担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
一职时，解振华经常需要应对各种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之
后，他被免除局长职务。很多人至今为替他抱不平。后来，解振华成为了分管气候变化事务
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个正部级的职务。有人因此称他为中国的“气候变
化部长”——尽管中国没有像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样设立专门的气候变化部。就这样，
从应对通常意义上的环境污染，到应对气候变化，解振华始终站在风口浪尖。

哥本哈根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解振华经常需要与各国代表团负责人进行磋商。在很多情
况下，磋商其实就是面对面的交锋。2007年印尼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上，笔者曾经采访过解
振华。同样是两个星期的会议，当时他和绝大多数国家的部长一样，只在关键的第二个星期
出现；而今年，他在会议开幕之前几天就已经到了哥本哈根。这位60岁老人身上的压力可想
而知。

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开幕式当天（12月7日）举行的第一场记者会上，他就谈及欧盟所施加的
压力：“刚才欧盟主席国找我谈，提出中国应该做得更好”。对于如何回应谈判对手的这类
要求，解振华可谓经验丰富。他会引经据典——有人戏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
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两本“红宝书”，而解振华显然已经将“红宝书”烂熟于
心；他也喜欢引用数字，来证明对手的要求如何“不合理、不切实和不科学”。解振华的言
论，也成为各界获知中国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的最好方式。

2007年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巴厘行动计划中出现的“三可”成为了一个热门用语。所谓“三
可”，是指“可报告、可监测、可核实”。有人提出，中国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提出
的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应该满足“三可”的要求，即可报告、可监测、可核实，换句话说，要
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但解振华在此间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发展中国家自主采取的温室气
体减缓行动不接受“三可”或变相“三可”的要求；只有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和国际社
会资金和技术支持后采取的行动，才接受“三可”，而且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本身也需要接
受“三可”。

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解振华还首次公开承认了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即“基础四国”
（这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可组合为英文单词“基础”，BASIC）一个秘密文本的存在。这
是一个与“丹麦文本”针锋相对的秘密文本。作为东道国的丹麦，与部分发达国家悄悄起草
了一份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利的谈判文本。至于是否会在哥本哈根谈判期间抛出，尚未可知
。“发展中国家集团不希望、也反对在这个谈判过程中进行其他谈判。这一点中国政府是支
持的。其他谈判应该说不能考虑。如果大家在进行谈判，你又拿出一个新的案文，实际上那
个谈判等于没有作用。”解振华说。“与其让别人提出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
相应的东西？我们还是坚持按原来的方案来谈判，但一旦（有人）提出新的东西，发展中国
家也应该有一个备手。”

今天（12月10日），“基础四国”的那份文本被法国《世界报》披露。尽管各方对这份文本
的看法不一，但解振华三天前的解答，或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舆论的理解。接下来的
几天里，哥本哈根战事将继续。解振华和他的中国同事，以及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最终将
拿出什么谈判结果，仍然充满悬念。但愿解振华以后写一本回忆录，让我们知道他在哥本哈
根期间最真实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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