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与医疗事故的系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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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如何处理医疗事故的
作者：佚名来源：医疗SEO博客时间：2013-03-09编辑：石宜

导语：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的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一个叫作“医疗事故调解处”（以下简称调解处）的机构求助。

标签：医疗事故  处理方式

　　众所周知，德国是个二战后的战败国，二战结束才几十年，德国有跃居世界发达国家，可见其厉害之处。德国也是一个医疗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医疗水平也享有较高的声誉。不过德国卫生组织公布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总数仍达到10万起，其中2.5万起甚至会导致病人死亡。对于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除了通过法院寻求解决的途径外，采用最多的还是庭外解决的方式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一个叫作“医疗事故调解处”（以下简称调解处）的机构求助。

　　德国处理医疗事故

　　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职责是从调解民事纠纷的角度来处理医疗事故，以判断医疗事故中医生有无责任、责任大小以及赔偿数额。

　　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界人士和医生组成。在接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调解处会根据情况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而该小组中必定有一名医生与涉嫌造成事故的医生从事相同的专科，以保证对事故发生的过程进行专业鉴定。但专家小组必须在得到病人和医生的双方同意之后才能开展工作。

　　设立调解处的好处主要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尽可能免去当事人打官司的漫长历程与昂贵费用。类似的案件如诉诸法院，短则三、五载，长则十年以上或许能够解决；而调解处的调解一般都能在一年之内完成；其次，由于该机构的办公费用都是由医疗保险公司支出，因此病人或家属在求助的时候，几乎不用支付费用。另外，由于避免了患者与医生之间“对簿公堂”，

　　也有利于整体医患关系的和谐。不过，调解处对事故的最后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的任何一方不同意该处理意见，仍可诉诸法律。发生医疗事故的病人或者其家属可以对引发事故的医生进行民事以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是确认当事医生是否需要向病人进行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刑事诉讼则关系到是否会对这名医生进行刑事处罚。不过，病人胜诉的概率太小，而且这一过程复杂且费用昂贵。

　　德国媒体报道说，许多告到法院的医疗事故案件最后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多数病人或者家属在打官司的“持久战”中吃尽苦头，为此而耗尽家产的病人家庭也不罕见。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作出有利于医生的判决。统计资料说，法院裁决的案件中只有大约10%判定病人一方胜诉。

　　根据德国刑法典以及《医生责任法》，确实对医疗事故负有责任的医生，会根据情节轻重被判处10年以下不等的徒刑或者罚金。但实际上，法院处理的医疗事故刑事案件中，只有0.3%的案件医生被宣判有罪而受到刑事制裁。

　　目前在医疗事故的司法调查中，除了极其严重的医疗事故之外，一般都要求病人一方提出可靠的证据以证明是医生进行了错误的治疗。复杂的证明过程让许多上诉的病人或者家属疲惫不堪。此外，由于任何对当事医生不利的判决，都会对该医生的职业生涯造成巨大影响，再加上许多医疗事故案例很难判明是医生的错误导致的还是正常治疗结果，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一般都非常谨慎，调查取证的过程因而也旷日持久。这都是医疗事故较少诉诸法律手段的原因之一。

　　不少病人保护组织认为，在今后的司法调查中，医生一方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即不应该由医疗纠纷中的弱势群体病人提供医生存在过错的证据，而应该由处于强势的医生证明自己没有进行导致医疗事故的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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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军：社会舆论对医生不公 医疗改革需进一步推进
作者：孟哲来源：孟哲时间：2013-03-08编辑：孙颖

导语：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赵家军面对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疑问。赵家军说，“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当天，一名医生打电话给我说，院长我手术做完了，头一天下午做到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才结束”。

标签：社会舆论  医生  不公平  医改
　　“将来还有好医生吗？将来谁给我看病”？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赵家军面对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疑问。
　　近年来，“医生”这个职业往往和“红包”、“辛苦费”联系在一起。赵家军说，“这种舆论对医生是不公正的。希望整个社会能换位思考，从客观的角度出发相互包容。
　　赵家军说，”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当天，一名医生打电话给我说，院长我手术做完了，头一天下午做到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才结束“。这样一台手术下来，医生能得到多少钱？赵家军说：”大约会有不到100元钱的收入，外加一顿15元钱的工作餐。社会舆论不能一味地指责医生。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很多优秀的学生不再选择学医了，长此以往，以后谁给我们看病？“医生的工作是一种社会责任，看好病人就是医生最大的成功。”
　　针对看病难问题赵家军说，“现在不是看病难，是看大医院、好医院难。正是看病去好医院这种心理，导致了城市大医院拥堵不堪。这就迫切需要医疗改革。虽然国家已经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障体制，但是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其中，最大问题是农村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农村病患来北京看病，交通、住宿、吃饭的费用都远远超过医疗费用。要改善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只有这样病患才放心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医院检查治疗常见病。”
　　“先看病后付费”能全面推行吗？赵家军表示，“只能是在部分区域实行。每年那些不能支付的费用，医院只能内部消化，做‘呆账’处理挂起来。长此以往，巨额的医疗欠费会让很多医院吃不消。”

为何仅10%的患者信任医生？
作者：周婷玉　沈洋　王海鹰来源：新华网时间：2013-03-09编辑：焦巨

导语：仅１０％的患者信任医生——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院长于金明带来的一项华东地区３０家医院医患关系的调查结果，引起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标签：医患矛盾

　　仅１０％的患者信任医生——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院长于金明带来的一项华东地区３０家医院医患关系的调查结果，引起不少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一个星期通宵达旦地排队挂号，专家５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的不满溢于言表。

　　“一上午要坐５个小时，看５０名患者，连水都不敢喝。”医生的窘状也让人同情。

　　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代表委员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此决心和行动指向，让人们看到医患矛盾化解的希望。

　　一半医学生不愿从事临床　医患矛盾加剧“没有赢家”

　　“到医院就像进了一个黑洞，只能由医生牵着走。”过度的检查、治疗和推诿病人使一些患者不禁疑虑：“我还能相信医生吗？”

　　“我们被患者家属逼到墙角，任凭他们辱骂，有的还要动手，直到警察来才解围。”回想起亲身经历的一场医患纠纷，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儿童医院护士长胡梅英至今心有余悸。

　　医院聘请大量保安，医生戴钢盔上班，患者带录音笔就诊……本应站在同一战壕的医患双方，近年日益走向对立，有时甚至演化为暴力。

　　卫生部统计显示，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陡增７０％，仅去年就有数名医护人员被砍伤。一些医生因此自认是“弱势群体”。

　　医患不信任导致了撒网般的检查，医患矛盾则让医生不敢承担风险，延误或推诿患者。“按说只要有１％的希望，医生就要尽１００％的努力，但因怕纠纷，一些医生一遇难题就放弃。”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卫生厅厅长李利说，医学是实践科学，不敢探索，疑难杂症可能永远治不了，医学不可能进步。

　　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执业环境差，一些医生、医学生开始放弃医学事业。调查显示，近八成医生“不让子女从医”；北京市医学院校本科生中，愿意从事临床医学的只有一半。

　　“医患矛盾中没有赢家。”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医患矛盾突出，不仅损害双方的信任，而且影响医学的发展，最终受害的是全社会和所有人。

　　七成纠纷“症结”在沟通　“视病犹亲”赢得理解尊重

　　“自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中央投入６００多亿元支持了１万多所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这几年社区医院能力有所加强，但人才队伍还是欠缺，难以留住患者。”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部长陈竺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医院不堪重负。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的日门诊量屡破１万；山东省立医院日门诊量平均为７０００多人次，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多。

　　优质医疗资源缺乏且过于集中，任务随之加重，这让许多医生身心疲惫，对患者的提问和疑虑难免敷衍。而医患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恰是沟通不够。统计表明，７０％以上的医疗纠纷由此引起。

　　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认为，医生应该多体恤患者，消除患者的疑虑。“只有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才能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只有说不明白的医生，没有听不明白的病人和家属。”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说，医护人员态度差、沟通欠缺，归根结底是医学人文关怀的缺失。“医生一句安慰，患者可能病已好三分。”

　　“医患双方如果多换位思考，就能多一些理解，少更多矛盾。”于金明代表说，“医疗是高风险行业，有很多局限性和不可预见性，面对疑难杂症，医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但患者对此很难理解。”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则是体制问题。“一定要改掉以药补医的弊端。”陈竺代表说，“如果一个医院、医生依靠从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赚钱，医患关系能好吗？”

　　以病人为中心　逐利就会“走上邪路”

　　报销比例提高，大病医保扩容，随着医保制度的完善，人们看病需求得到释放；“零差率”售药、取消药品加成，规定基层医疗一般诊疗费原则上１０元左右，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数据显示，新医改启动后的３年来，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由３５。３亿增加到６２。７亿，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下降了２０％。

　　医院和医生的工作量则随之增加。我们的工资从何而来？常年超时超负荷工作能保持好态度吗？谁来保护我们的权益？……一篇《医生含泪十问部长》的帖子，引发许多医疗工作者的共鸣。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医疗卫生行业不能去争取‘利益最大化’，‘以病人为中心’是医卫行业的工作准则，如果争取利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就会走上‘邪路’。”

　　为了把医院和医生从医患矛盾中解脱出来，近年各地都在探索医患纠纷处置机制，取得明显成效。山东已有１３个市及３０个县成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达八九成；江西省也已设立南昌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

　　但胡梅英代表指出，调解终究是治标，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恢复医患互信才是化解医患矛盾的根本。

　　“最重要的是让基层医院真正强起来，和大医院形成上下联动、沟通，形成‘医疗联合体’。”陈竺代表提出，大医院要建立“全科医学科”，动员大医院的一些医生通过这个平台沉下去，也带动患者就诊下沉。

　　还有代表委员提出，鼓励、规范民营医院发展，满足人们多元化就医需求，是分流患者、缓解就医压力的重要举措。

　　许树强委员则建议，政府及医学教育部门要重视医学人文关怀并进一步开展相关教育；加强医学人文关怀理论、实践及沟通技能的培训，让医学人文关怀根植于医疗实践中，有利于重建“医患信任”。

卫生部副部长：医生无意当白衣天使
作者：佚名来源：新京报时间：2013-03-09编辑：叶芳

导语：绝大多数医生每天都在救死扶伤，无意被奉为“白衣天使”，也不容忍被丑化为“白狼”。

标签：黄洁夫  医改

昨日，北京，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媒体围访。当天下午，他参加了医卫界分组讨论。图/CFP




　　●绝大多数医生每天都在救死扶伤，无意被奉为“白衣天使”，也不容忍被丑化为“白狼”。

　　——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医患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的医疗服务要求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医生和病人都是医疗冲突的受害者。

　　●为满足患者就医需求，很多大医院开放号源，导致很多医生超负荷工作。与辛勤付出不相匹配的是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这就是一些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的原因。

　　——黄洁夫认为，今后医改方案设计应让医生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体面收入。

　　“医院没有不搞‘科室核算’的，您给我们发过工资吗？您说医院先救人后收钱，这笔花费是您给还是民政局付？”一个早在2007年就诞生的“小医生含泪10问卫生部长”的帖子再次引发关注。

　　昨天，在政协会议医卫界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公开回应这位医生网友。黄洁夫坦言，“如果基层医生对医改如此困惑和沮丧，中国的医改就无法成功”，并指出，在没有具备“全民免费医疗”条件前，“先看病后付费”不宜全面推行。

　　靠财政搞“医药分开”难长久

　　黄洁夫表示，由于我国对医疗服务长期存在不合理的价格管制，大部分医疗服务定价并未考虑人力成本，医生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在扭曲的价格体制下，公立医院以药养医和检查收费成了普遍的补偿机制。北京有多家医院在尝试支付体制改革，试行医药分开。黄洁夫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改革尝试，但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单纯用财政去补贴医院因取消药品加成造成的损失难以长久。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立医院本身，都难以用过去行之有效的计划手段来配置医疗资源。”黄洁夫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符合当前医疗市场运行规律的医保支付制度综合改革，很难形成一个合理的医院补偿机制。黄亦坦言，公立医院改革前景尚不明朗。

　　“先看病后付费”难大范围推行

　　最近，媒体报道引发公众关注的“先看病后付费”能否全面推行？黄洁夫说，在没有具备“全民免费医疗”条件前，“先看病后付费”不宜全面推行。他以英国的全民卫生服务为例，“由于操作不当产生社会福利病，造成财政负担过重，福利过滥，最后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黄洁夫说，事实上，现在的医改，要钱找财政，医保支付要找人社部门，要编制找编办，价格得找物价局……卫生部门其实只是负责卫生事业的一个技术部门，具体进行医改时，更多地只能依靠真正掌握实权的其他各级政府部门，如果无法取得共识，“先看病后付费”只能是在卫生部主管的新农合基金“先行垫付，及时结算”框架下，作为县级公立医院或乡镇卫生院改善医疗服务流程，方便农民就医的一项措施，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城市大医院实施。

　　代表观点

　　公立医院应剥离“特需”

　　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称，医改首先应明确不同医院定位；呼吁国家重视全科医生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在驻地举办小型记者会。这位以直言闻名的医生、院士也在关注医改，思考公立医院改革路径，他呼吁国家重视全科医生、重视乡村医生，“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点，让患者从大医院有效分流，而不是扩张大医院”。

　　公立医院应剥离“特需”

　　谈到公立医院改革，钟南山坦言，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公立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其实是公办民营医院。

　　“没办法，财政投入太少，大概只占医院运行成本10%左右，医院只能想办法赚钱才能生存。”钟南山说，现在公立医院改革非常矛盾。降低药价，责任制，甚至要“医药分家”、药品零加价，增加医事服务费。“在政府没有形成长效的补偿机制情况下，取消药品加价，医事服务费收上去，不还是一样没减轻患者负担吗？”

　　钟南山认为，医改首先应明确不同医院的定位。公立大医院的职责是什么？在钟南山看来，首先是解决疑难病；其次要做研究，做好疾病的早防早诊早治；第三，要把下面挂钩的基层医院、基层医生培训好，能够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可如果把这三条都做好的话，三甲医院病人会大大减少。医院靠什么活？”钟南山自嘲地说。

　　但钟南山也表示，公立医院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中国太大了，每家公立医院都要政府出那么多钱，确实困难”。“但方向一定要坚定：公立医院一定要逐渐增加公益性，剥离特需服务。”钟南山说，在国际上，特需医疗服务，都是由高端的私立医院来做；中国的特需医疗服务，也须由正规的民营医院承担起来。

　　“医改要注重人的培养”

　　如何破解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钟南山认为，医改中，应把全科医学放在非常重要位置，“我非常热衷壮大全科医生队伍”，钟南山说，全科医学搞好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由全科医生构建的基层卫生服务网络一旦运行顺畅，将解决大医院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全科医学是非常系统的医学门类。在钟南山看来，现在，我国的全科医生还不太“全”。“能看常见病，还要能知道患者病情发展后，须要转到大医院的哪个科”，钟南山说，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大医院的专科医生能解决。“全科医生对专科医生将来是极大的促进。”

　　个案

　　青海省长：住院后结算没发生欠账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截至本月，青海省“先住院后结算”制度已实施5月。昨日，在青海团媒体开放日现场，青海省省长骆惠宁表示，迄今为止，“先住院后结算”制度未发生一起恶意欠账事件。

　　自去年9月起，青海省开始在省、州（市）、县、乡四级公立医院，推行“先住院后结算”，即住院时不用交押金，出院时只需结清自付费用。享受上述待遇的不仅包括有医保和新农合的城镇职工、农民，而且还包括无姓名和居住地等身份证明的“三无”病人。

　　骆惠宁说，由于“先住院后结算”实施效果良好，所以今年将扩大范围。此外，今年，青海将打通城镇职工医保和新农合医保，即统一城乡医保标准。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人大代表：媒体负面报道让社会对医生产生误解
作者：佚名来源：京华时报时间：2013-03-09编辑：焦巨

导语：刘忠军代表建议，媒体应对医院和医生加大正面、科学合理宣传报道的力度。

标签：人大代表  医患矛盾

　　京华时报讯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在参加北京代表团分组审议时表示，我国财政性医疗经费投入比例太低，政府应加大投入。

　　刘忠军代表表示，现阶段医患关系依然紧张，社会上总认为病患进入医院就要治疗，且要治好。实际上，不论是用药还是治疗手段都是有缺陷的。目前，治不好病患，一些人认为是医院和医生的问题，这样医生的压力太大了。

　　刘忠军拿起一份报纸，谈到报纸上刊发的一篇题为《医生如果追求利益，就一定走向邪恶》的报道，说这种标题很容易让社会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更大的误解。

　　刘忠军代表建议，媒体应对医院和医生加大正面、科学合理宣传报道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