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签名，还是不签名？——读哈维尔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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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签名，还是不签名？——读哈维尔札记之一
来自夏楠律师 2010-02-21 13:39:50 查看原文
楚望台按：这是吾友羽戈05年作的文章，原出处是爱琴海论坛，几年前就和谐掉了。联想起当下的人事，十分有趣，所以扒出来贴一下。我个人认为羽戈对这两位，都有些陈义过高了。

羽戈筒子的博客见此。

　　捷克人米兰·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最初的争论，并不是围绕是否要在声援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展开——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拟的战争，双方并没有针锋相对的直接辩驳。而实在于人类历史的，则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凄然凋零之后，捷克沦陷于苏联坦克的占领，昆德拉为此写下《捷克的命运》，将捷克失败的原由归罪于历史的强硬指令：“作为一个曾经认为‘自己牢牢地掌握着历史的方向盘’然后又非常痛苦地发现历史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的人，他直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的方向盘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中。这就是他认为历史没有人性的原因；似乎历史一代又一代地就像高高地浮在我们之上的一个决定命运的超级世界里，似乎历史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神灵，只能毁灭我们，欺骗我们，虐待我们或——最好——也只能拿我们开玩笑。”哈维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1969年《面貌》杂志的第二期上发表《捷克的命运？》，与昆德拉辩论。在他看来，昆德拉将一切归罪于历史，无疑是“对自己幻想破灭的极力外推”，是将事件的结果当成事件的原因。当回答记者卡雷尔·赫维兹达拉提出的相关问题时，他表示：“历史并不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它就发生在这里；我们都在创造历史——昆德拉通过他的小说，你通过你的采访，宪章派们通过他们的请愿书。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无论好坏，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并不是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
　　
　　我不想用一对大而化之的概念——如历史决定论及其敌人——来打发这场精彩的争论，甚至我不认为昆德拉与哈维尔因为这一风波而构成势不两立的思想双极。早在1954年，哈维尔从夜校毕业，向各个大学的艺术系——还有表演艺术院的电影系——申请学习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在入学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指定的“代理人”一栏，填上的名字就是米兰·昆德拉，尽管最终并没有哪个学校愿意接收他。后来的诸次访谈和演讲，他除了表达对老朋友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赞誉之外，还就一些偏见或污蔑为之热切地辩护。而流亡法国的昆德拉，在1989年惊闻故国“天鹅绒革命”成功收场的消息之后，写下了向哈维尔致敬的《艺术作品般的人生》：“歌德曰：人生应该像一件艺术品。对此高论，我向来特别反感。人之所以需要艺术，正是因为生活畸形丑陋，与艺术毫不相似。然而，在我那位于中欧的年迈的祖国正穿越的伟大日子里，我无比欣喜地获悉，瓦茨拉夫·哈维尔大有希望于不久的将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总统。想到他，我不禁对自己说：在某种情况下（但极少），将人生比作艺术作品也还不无道理。”当然，比较起作为总统的哈维尔，昆德拉更看重作为剧作家的哈维尔。
　　
　　这里我们再引入所谓的签名之争。它源自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托马斯被请求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邀请者是他的儿子，还有一个大下巴编辑，目的是呼吁共和国的主席赦免政治犯。作为潜在的政治犯的托马斯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拒绝。说服他站在受害者一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遭受压迫的受害者。当他的儿子说，“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却开始惊疑，儿子口中虚幻的责任还比不上女友手臂上的实存的乌鸦，于是他吐出一句不知所云的话：“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而在他的决定诞生之前，儿子和编辑纷纷赞许他的某一篇文章写得棒极了，“……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托马斯冷冷地回答：“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我救过几条命。”——“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小说的叙事可能不止一次地显现于哈维尔坎坷的人生历程。作为请愿书的起草者与签名的征集者，他的看法自然不同于托马斯及其背后的昆德拉。首先，他认为签名是对政治犯的精神支援，请愿书使他们感到自己坐牢是有其意义的，“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其次，请愿书与签名“标志着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在捷克历史上，这构成了“七七宪章”乃至“天鹅绒革命”响亮的前奏。此外，作为一种来自下面的压力，旷日持久而沉积为一种不服从的传统，终将令强项的政府低头，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日渐宽松——短期内未必能见效果，但“宁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
　　
　　哈维尔将昆德拉式的想法归结为：“有人不断地怀疑那些请愿者不过是想出风头，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的品质”，“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其实昆德拉抵制的是一种道貌岸然——也可能是大义凛然——的道德高标，但他的哲学里所充斥的荒诞气息，却使他赖以抗争的利器——反讽与戏谑——更接近无意义和绝灭的一面。昆德拉“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
　　
　　哈维尔承认，每一篇请愿书，甚至每一个签名中，都有昆德拉所反讽的那种成分。他不会抹消这一点，他反对昆德拉，是因为后者看不见，或者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那些不明显但更充满希望的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没错，经历过共产主义的荒谬的昆德拉是一个值得景仰的怀疑主义者，但哈维尔则担忧这种怀疑主义走得过于彻底而出现偏执，“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怀疑主义的结果是悲观的，而哈维尔的政治行动却必须摒弃这种悲观。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理念上的争执归争执，回到捷克的历史，哈维尔并不是要作那种挥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异己的一元论者。他尊重昆德拉，尊重托马斯式的不签名的选择。譬如“七七宪章”发布期间，哈维尔就认为：“如果某个人从内心支持‘宪章’而又出于某些原因不便公开签名，那么他可以有很多方式表示他的立场而不必在一张那时仍然隐藏着的白纸上签名。”甚至他曾主动劝阻过一些要签名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宪章’的精神”。哈维尔的宽容与变通也展现在其它方面，如呐喊与沉默，在《狱中书简》里，他写道：“沉默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人的立场，比将它大声喊出和接着很快放弃有意思得多……”
　　
　　所以，签名，还是不签名，在哈维尔与昆德拉那里，并不是责任上的担当与逃避，道义上的勇士与懦夫的冲突，而是两个人对世界与命运的根本看法的歧异——这在1968年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有着更清晰的表现。其实他们都宣判过这个世界的荒诞性质，昆德拉仅仅愿意展现荒诞存在的残酷面容，而不提供答案和出路，哈维尔却要在无意义中发掘明亮的意义，义无返顾地肩起黑暗的闸门；可以说昆德拉是一个理查德·罗蒂所定义的反讽的自由主义者，哈维尔却打算做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但在反抗专制与极权，追求民主与自由这一点上，他们仍决然一致。而在这一前提之下，签名，或者拒绝，正如坚守捷克，或者逃亡法国，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只是一个战略问题。它无关良知，而它高于良知。它无关道德，而它高于道德。

　　2005年12月14日于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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