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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记录片的诞生---《朱令的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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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5-11-2013 00:50:2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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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志愿者zenyup采访《朱令的十二年》的编导朱宁。此片的播出,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与期望,看看编导自己的叙述,便可知其中辛苦一二。


一部纪录片的诞生


朱宁。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编导。
2005年底,他开始采访、拍摄朱令事件。
2006年底,他的纪录片《朱令的12年》在经过一年的拍摄,修改了40几版之后,终于得以通过审查。
2007年1月22日,《朱令的12年》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首播。

在节目播出前,帮助朱令志愿者对朱宁进行了一次访谈,希望可以了解到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纪录片的幕后故事。



Q: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朱令案的?

A:是1995年底,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清华女生铊中毒的事件。当时有很多传言,就是说那个女孩得了某种无法治愈的怪病。没想到,12年以后,我自己却要作为一名电视台的编导去亲自讲述这个事件。

Q:你是什么时候接受这个采访任务并开始进行拍摄的?当时,你的拍摄初衷是什么?那时候想到会拍这么长时间吗?

A:我是在2005年11—12月间接到台里给的这个任务,因为那时互联网上又出现了有关此事的消息,我们也知道12年来始终有人在关注这个案件,而且《东方时空》当年就做过有关朱令的片子,曾经报道过这件事,很多当事人,包括贝志城和陈震阳,都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所以,到了2005年下半年,我们就想继续跟踪一下这个案件,看是不是还有新的内容可以进行报道。

2005年12月,我第一次到了朱家,并着手准备采访和拍摄。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多当事人根本联系不上,或者联系上了,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无法接受采访,尤其后来《孙维声明》一出现,互联网上对此事的热炒使许多当事人避之惟恐不及,害怕惹火烧身。所以,在联系许多重要当事人未果的情况下,我就决定放弃这个选题。但是,我仍然在关注这个事件,心里的那份牵挂始终放不下,希望自己能为这一家人做点什么。

但是,所谓“山穷水尽,柳岸花明”,奇迹不断会出现在朱令事件中。那时,我想联系陈震阳教授都没有联系上,因为有谣传说,他已经去世了。直到2006年6月,我想去找找陈震阳教授的旧照片,结果跟他过去的一位同事联系上了,通过他才知道,陈教授还健在,并拿到了陈教授的电话号码,很快就联系上了他,于是对陈教授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采访。此后,事情出现转机,我又联系上了贝志城,对他进行了两天的跟踪拍摄和采访。再后来,又遇到了帮助朱令的志愿者,并确定了以志愿者为叙述人的采访角度。我觉得片子终于有戏了,一切变得顺利起来。

但是,在接手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想到,拍摄工作会出现那么多复杂的情况,也没有想到会拖这么长时间。

Q:为什么很多当事人不愿意或者不能接受你的采访呢?

A:首先,我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没有明确说法的案件。这些当事人,他们生活在各自的社会环境中,需要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负责,他们担心自己会说错话,他们害怕会伤害到他人,所以,很多人宁愿隐藏身份,做些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那些同学们,就更可以理解他们的犹豫或者沉默。

另外,我对采访对象的底线就是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所以,我也会尽量配合采访对象,对他们进行必要的保护。

Q:在这一年的拍摄过程中,你拍摄了多少小时的素材?修改了多少遍?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A:我一共采访了9位当事人,拍摄了40几个小时的素材。这个拍摄量远远大于我们平时制作的片子。因为一般的片子,我们只拍摄5个小时左右的素材就够了。对一个选题进行这么大量的拍摄,朱令案也是绝无仅有的。修改了多少遍?这个我都已经数不清了,大概40几遍吧。为了安全播出,后期制作时,我的大量工作都是在对成片进行删改,不断地删,不断地剪。因为中央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要对公众负责,对一个尚未有权威结论的事件,我们需要更加谨慎的态度和立场。

Q:请用五个词来形容你这一整年的拍摄。

A: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说,那就是“吸引”“遗憾”“希望”“沮丧”和“勉强”。

吸引。朱令案对于一个电视台的编导,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选题。这个事件虽然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个偶然事件,却可以从中折射出十分丰富的内涵和主题,包括亲情、友情、人性的光辉、人性的阴暗。这个事件给人很大的思考空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内容在里面。所以,一开始接手,我就被这个选题吸引住了。

遗憾。虽然这个选题很有吸引力,但是后来很多当事人都联系不上或者不能接受采访,使我一筹莫展。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想尽我所能去为这困难中的家庭做点什么,帮帮他们,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角度,报道也是徒劳的,我又何必再去触动两位老人本已平静的生活呢?考虑再三,我后来还是遗憾地决定暂时放一放。

希望。虽然暂时搁置了,但是,我始终都在关注这个事件,也在为采访做着资料上的准备。直到夏天来的时候,我又联系上了一些重要的采访对象,又看到了希望,觉得这个片子有戏了,那时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沮丧。后来发生了采访素材不能使用,改变采访角度的事情,成片又进行了大量的删改,那个过程确实令人非常痛苦,非常沮丧。

勉强。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剪辑,现在片子终于通过审查可以安全播出了。不过,这个成片还是很勉强的。首先是我自身知识、经验和阅历的局限,另外,片子的采访也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制约,比如无法采访到很多重要的当事人,还有播出条件的限制,很多内容和主题都无法充分地表达。所以,从纪录片的角度,这并不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但是,当这个片子呈现给观众的时候,如果它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它就是有价值的。

Q:我知道,有很多家电视台的记者都曾经来朱家拍摄过,但是后来又都相继放弃,你也在拍摄过程中遭遇到这么多的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拍摄朱令案吗?

A:当然会。其实,当初接手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坚持这么久,可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事件中,我就再也放不下。其实这个事件本身并不特别,但是,它触动到了我心灵中最柔弱的地方。之所以再次下决心做这个题材,是那天看到了帮助朱令的志愿者,他们深深地打动了我。说实话,不负责任地在网上发几句牢骚太容易了,可是真的肯在现实生活中做点事情的人又有几个呢?所以,那天当一位志愿者欣然同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就决定重新拾起这个选题,从志愿者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新的解读!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今后,我还会继续关注朱令,在需要的时候,还会跟踪拍摄,用我的镜头去记录真相,呈现真相,解读真相。

Q:很多帮助朱令的人都是在网络上凝聚起来的,人们把这个群体叫做网友。后来,是你第一次赋予这个群体以“志愿者”这个光荣的称号。你怎么解读志愿者在朱令事件中的作用和意义?

A:志愿者这个群体出现在朱令案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朱令案的转机,同时,对于千千万万像朱令一样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转机,甚至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个转机。志愿者是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进步、更加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的鲜活力量。志愿者不仅给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带去生活的希望和心灵的慰籍,使无助的人们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和情义,同时也对事件向前推进发挥着实际作用。志愿者这个群体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身心也得到了净化,所谓“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相信,志愿者们能够通过他们的努力创造奇迹。

Q:请你谈一谈你的采访对象吧。你如何理解他们?

A:每次在采访朱阿姨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的平静甚至麻木。我理解哀莫大于心死,她经过这么多年的苦痛,也许只有这种心态才能使她顽强地支撑。吴叔叔倒是个乐天派,但是,这个乐天派却也有让我动容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在采访中问他,“为什么贝志城拿来网上求助反馈回来的信件时,你们家属没有对医院坚持要求去做铊中毒检测?”本来在问这个问题前,吴叔叔还是面带笑容的,但是,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停顿了一会儿,眼圈红了。他告诉我,当时看到令令疼得死去活来,那么痛苦,他们感到特别无措,就是想让医生赶紧想办法去救她,不要让孩子这么遭罪。说完这话,他的眼里满是泪水。

贝志城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他具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的存在使这个事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从当年积极推动互联网救助,坚持己见,揭开病情真相的倔强男孩,到11年后再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掀起互联网缉凶热潮的私企老板,他每一次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他已经成为朱令事件的一个灵魂人物,也是所有帮助朱令志愿者的一杆旗帜。可以说,贝志城是时势造就的英雄。

陈震阳教授也是朱令案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位非常正直、善良、优秀、敬业的学者。我觉得用再多的溢美之辞去形容他都不过分。12年前,他通过科学、严谨的检测得出朱令两次中毒的结论,12年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面对镜头,更是勇敢地说出他作为一个研究铊毒的医学专家对这个案件的认识——99. 9%他杀。

Q:纪录片的本质是发掘和还原事实真相,作为这部片子的导演,你最后找到事实真相了吗?

A:纪录片的真相与一般人所理解的真相是不同的。纪录片要通过独特的角度和大量的细节去记录真相,呈现真相,解读真相。我们不是要关注事件本身,而是要关注人本身,要表现人性。我要传递的是事件中的每个人对事件的反应,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呈现人性的不同侧面。比如,我采访志愿者,是希望能通过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解读这个事件。这些普通人的参与可以打动观众,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我希望解读他们关注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解读他们的心路历程,并记录志愿者是如何改变和推动这个事件的。

我采访朱令的同学,从他们的经历可以发掘出更深刻的主题。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聚集到北京,聚集到清华,组成一个集体。他们原本要在五年的时间里共同学习、生活、成长,走过一段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但是,一个突发事件彻底地改变了他们这个集体——一位同学中毒遇害,另一位同学成为犯罪嫌疑人。这个事件,对于那些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无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甚至深刻地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现在,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他们如何重新看待那段往事?这个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以后的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价值?他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都做了什么?这些都是我想关注的。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在经受考验——人性、自我、友情、爱情……“痛苦”这个词太薄,对他们远远不够。青春本是人一生中最蓬勃、最激扬、最闪亮的一段美好时光,但是,对于朱令的同学,他们的青春却是如此残酷。

Q:在这一年的拍摄过程中,哪些时刻或者镜头使你感动或者震撼?

A:最让我感动的是,朱阿姨带着朱令在小花园里做伸展运动。还有陈震阳教授在对我讲述铊毒对朱令的侵害时,他说,“她的神经被摧毁了,被彻底摧毁了!”我当时听到他讲关于铊毒给人体带来的疼痛时,我自己就感到特别疼痛,我想象不出那是一种怎样的疼痛,这种感觉抓住了我,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还有一些时刻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但是却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朱令事件也深深地改变了我。每个卷入其中的人都在被改变,我们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事件。这是我们所怀有的美好愿望罢!

(转自: http://blog.sina.com.cn/u/4b57161c010007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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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5-11-2013 01:04:23 | 只看该作者
  朱令大舅妈的陈述:

  1. 朱令经常到您母亲家练琴,她有没有跟您或者家里其他人说过身体不适?大约什么时间?掉头发、眼睛不好是什么时候?

  答:其实,朱令在那学期就没有来练琴了,我们都没有见到她。后来是12月初,大约就是5号以后,朱明新打电话来,让我去看看朱令,说她肚子疼得厉害,我就去了宿舍,结果去了两次都没见到人,因为那时朱令为了准备12.9演出,一直在乐队练习,也没有见到她们宿舍其他人。

  2. 朱令有没有跟您或者家里人提到宿舍同学关系?

  答:没有。也没有带同学来过我家里。

  3. 您去过她宿舍吗?发现过什么?

  答:我就是因为她肚子痛的事去过几次她们宿舍,结果去了好几次就只见过她一次,还是在她1995年2月寒假返校以后。当时,她躺在床上看书,吃东西,非常虚弱。

  4. 当时您向薛方渝报案后,他的反应是什么?都说了什么?

  答:4月28日晚上8:30-9:00,我接到朱明新的电话,说令令是铊中毒,要我去薛方渝家汇报情况,报案。我去了之后,把情况跟薛一说,他没有感到惊讶,好像已经知道了似的。然后,他立即给李舜伟(注:协和医院医生,双方是老朋友)打了电话核实,然后就打电话给王大中和贺美英,两位领导都同意报案,他就又打电话给保卫部部长,那位部长好像很不在意,嘻嘻哈哈的。第二天早晨7:00,我觉得不妥,就又去薛家,希望学校采取行动,把现场封锁起来,把那三个女生安排到其他地方住,把所有物品留在宿舍等候警方调查取证。但是,薛说,不好安排,马上要校庆了,而且他们班女生也安排了五一旅游,不在宿舍,所以,不必封锁现场。

  就这样,我们等到五一春假结束后才等到派出所的通知,要求我们来派出所做笔录。笔录时,他们通知我们,宿舍发生盗窃,但是好像不是为了偷钱,因为地上散落着很多钱,而且夹在书里的钱也没有丢失,却偷了很多个人物品,但是贵重物品和钱都没有丢。当时,我到宿舍时,李慕成和李树森就都在那里了。

  李慕成后来就是在清华派出所的门口对我说,就差一层窗户纸了,等好消息吧。而且,也是他告诉我,李树森他们很下功夫,居然在石家庄找到了清华大学买铊的发票。

  当时,派出所给了一张朱令个人物品清单,这张清单上没有任何与入口有关的东西,包括饭盒,杯子,筷子,勺子,食品等统统没有。我很奇怪,就去问薛方渝,他也很奇怪,于是就说他去问问。过了很长时间,他打电话告诉我,朱令的杯子是不是一个不锈钢的,孙维在她床底下给找到了,好像是掉到床底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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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朱令的大舅妈是清华大学教师,家就住在清华园内,与朱令的宿舍相距不远。她也是朱令案件的重要证人之一。


  小埙_向阳花开:
  访谈是我做的,但是也不是我做的。当时,在大舅妈家昏暗的客厅里,三人面对面,我问的问题,做的记录。那天,陪朱令母亲去清华,拍摄了实验楼,宿舍、去水房的甬道,等等。晚上,我还请朱令一位同班同学吃饭并做了访谈。那天,在送朱令母亲回家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人在车上,她说了下辈子不要孩子的话,最后竟成了新闻标题,挺伤人的。但是,这些访谈的背后是整个帮助朱令志愿者团队在做准备,志愿者LIN准备了大量问题,手写了扫描成图片发到我的邮箱。事后我又整理成文,交给朱家存档。朱令案,从法律意义上已经划上休止符,从我的角度,也早已结束。剩下的,就交给历史,交给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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