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子：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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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见证】麻子：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2004-6-3-64q



已经十年了，有时真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十年前的那个清晨，当我回到位于中关村的家里的时候那种麻木的感觉。我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参加过四月十八日的大会堂前静坐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大概有几千字的东西，将整个事件记了一个流水帐（注１）。五月十三日到五月十九日参加绝食期间，我也坚持在一个小本上记下所见所闻和自己的经历感受，后来还整理了一本“绝食日记”。但是关于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的那个夜晚，我没有写下任何具体的事情，我只记得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回忆过那天晚上的经历。不断在我脑海中跳出来的，只是一个一个的片断。十年后，当我想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有些细节已经模糊了。我想，如果我再不认真地回忆与记录，留在我脑海里的，就将永远只是那些由黑暗、火光、奔跑的人群、枪声、叫骂斥责声、士兵与军官们凶狠的面孔、黑洞洞的枪口、极度的愤怒与极度的恐惧等等等等组成的一个个片断了。如果真的等到我的记忆再也没有任何史料价值了，作为一个在长安街上经历过六四之夜的人，我也许会感到责任感上的愧咎。



   １、 出发



   绝食之后，我一直在家里休养，几乎足不出户，连近在咫尺的学校（北大）都少去，基本上只是凭中央电视台、ＢＢＣ和美国之音的新闻，以及父母带回来的消息了解外面的情况。当时的感觉是，五月十九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形势的确紧张了几天，但是到五月底六月初，形势就越来越松了。军队进不来，好象也没什么办法，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精神和身体上也相当疲惫了，广场上基本上是些外地学生住在香港人捐的帐篷里“坚守”，中央一直没有什么声音，媒体基本上没有站在戒严部队一边，人民日报甚至有一篇关于北京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的报道。但是大家又好象都不知道该怎么下台。广场上一会儿树个神像，一会儿办个婚礼，一会儿又有“四君子绝食”，这恐怕都是学生领袖们在寻找刺激因素，给已经疲塌下去的运动打强心针，但似乎效果不大。



   六月二日，同宿舍的老九到家里来找我，通知我说可能快复课了，复课以后马上就是考试，吴老师在六月三日上午讲他那门课的复习重点，让大家去参加。就这样我六月三日上午去了学校，在三教上了一堂复习课，抄了一大堆复习题。下课后在学校吃过饭，骑车到天安门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在六部口碰到了警民对峙，一颗催泪弹在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可是正如有些回忆者已经提到过的，那种催泪弹只是让人觉得有点辣嗓子，并不让人觉得想流泪。街上有人递给我一块布，让我捂住鼻子。我后来把这块布带了回来，想着也许还会有用。回到学校吃过晚饭，还在三十九楼后面的空地上和几个同学踢了会儿球。这时候已经听到戒严部队的通告了，而北大的广播站在号召大家去广场和街上支援，并提醒大家部队会用橡皮子弹，让大家多穿衣服。印象比较深的是，广播里反复讲述当天下午在长安街上一个女生的腿被催泪弹炸伤的故事。



   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想去广场，但是老九认为还太早，他坚持说我们九点出发应该差不多。不知道他这个时间的概念是根据什么定的，但是我不想一个人去，所以只好等着。后来想想，也许还真是老九的这个决定救了我一命。我们躺在床上听着北大筹委会的广播，广播里不停地报告哪个哪个方向的戒严部队使用了橡皮子弹。九点多钟，老九、老万和我三个人骑车出发了，目标是天安门广场。老九和老万都穿着军大衣。我没有军大衣，但也穿了一件在六月天已经显得相当厚实的大绒衣。我们的目的是防橡皮子弹。我还把下午得到的那块布也带上了，以防催泪弹。



   ２、 两把菜刀



   海淀黄庄一带街上的人不太多。人民大学门口有一些人聚在一起一边听人大学生的广播一边在议论，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老九兴之所至喊了句“打倒李鹏”，引来一些喝彩。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枪声的，大概是过了白石桥就听到了。但是因为一直认为是橡皮子弹，所以也没在意。一路骑到甘家口，远远看到马路中间站着很多人，把汽车道和自行车道都堵住了。骑到近前，我们被一对年轻夫妇拦了下来。他们看样子象是附近部委里的机关干部。他们抓住我们的车把急切地说：“你们不能再往前了，前面已经开枪了，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我这才看明白原来街上站着的大概都是附近的居民，他们看到往南向木墟地方向去的人，特别是学生模样的人就拦下来，告知前面已经开枪了，是真枪真弹，让来人不要再去送死了。说实在，当时听到军队用的是真枪实弹，我的心里猛地跳了一下，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民子弟兵”真的会用真枪实弹射击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不到两年前，我们还在三十八军的教导团军训了一个月，与部队的班排长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后来还和我们班长通了很长时间的信，直到他调到另一个部队。可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就是这样的军人现在在用真枪实弹射击我们??



   可是我们已经到这里了，让我们就这么掉头回去肯定是不愿意的。我跟那对年轻夫妇说：“我们必须要去，我们还有同学在那边。”僵持了好一会儿，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们，就说：“你们实在要去，就把这个带上，也许能防防身。”说着，递过来一本“中国青年”杂志。我莫名其妙地接过来，发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夹着两把菜刀。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又非常感动。我把菜刀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向他们道了谢，就又往前行了。道别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泪已经快下来了。



   ３、“学生到哪儿去了？”



   再往前，枪声就更加清晰和密集了。骑到玉渊潭附近，就不能骑了。这次不是因为马路上站满了人，而是汽车道上空空荡荡，没人敢走，偶尔会有人拉着平板三轮车疾跑而过，车上躺着死伤者，也看到一辆救护车飞驰过去；而自行车道上蹲满了人，也让人不敢再往前骑了。自行车道上的景象很奇怪，人人都蹲在那里，把自行车放在身前，好象自行车可以当个掩体似的。从玉渊潭到木墟地桥的这一段自行车道上，就这样一路蹲了一长溜的人。开始我们三个人还一起往前移动了一段，后来老九学着别人的样，把自行车横在身前，往那里一蹲，说什么也不走了。到后来我和老万也失散了。我这时觉得自行车反而是个累赘，就把车放到玉渊潭公园墙外的一个车架上。我把那本夹着菜刀的杂志放在车旁边，而没有带在身上，因为我不认为真的有事时它们会起什么作用，而我倒觉得它们是件很好的纪念品（后来我母亲用它们作了种花的铲子）。



   这时候大概木墟地桥这一段路已经被戒严部队打通了，枪声渐渐稀疏远去了，桥上在一辆接一辆地过军车，那种势不可挡的阵势的确让人觉得恐怖。也许历史上有很多异族军队攻破城池，大军入城的景象与这类似，但是现在杀进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自小受到的多少关于解放军的教育在一瞬间被翻了个个儿。



   我一直摸到了桥栏下面的河堤上。这里已经蹲了有五六个人，有人在从堤顶上的人行道上把方砖揭下来砸碎，再把碎砖块递给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用这些碎砖块砸向那些从桥上驶过的军车。其实这么扔砖块对那些军车和军车里的人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们不敢直起身子站得很高地扔，大部分砖块根本投不到军车那里，即使有个别砸到了军车上，也就是隐隐约约听个响。但这也就是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除了叫骂以外表达愤怒的唯一方式了。我一边扔砖头一边在想，要是现在哪辆军车停下，士兵端着枪杀过来，我们这几个人唯一的逃命方式大概就是跳到河里去了。蹲在我旁边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一听他说话就知道是个老北京。他投了一块砖头后在那儿嘟囔：“这会儿学生都跑哪去了？”我一听马上回了他一句：“我就是北大的。”蹲在他另一侧的一个小伙子也跟了一句：“这儿还一个师大的呢。”他一听好象立刻来劲儿了，跟我们聊起来：“我跟你说，真是太惨了。我这么会儿已经抬了俩下去了。看我身上这血。有一个就在我旁边，一枪打在肚子上??”



   ３、 烧军车



   过了一会儿，这拨军车大概要过完了，我们从桥下远远望过去，只见最后两辆卡车在木墟地路口当街停了下来，最后一辆车上的士兵跳下车来，大概有一个班。我们以为士兵要来搜剿“暴徒”了，顿时紧张起来。只见那个班的士兵先是列队，然后就跑到前面那辆车那里爬了上去，前面的车就开走了，留了一辆空的军车停在路口。过了一阵子，周围的老百姓看看前面的军车已经走远，后面也还没有新的军车上来，就渐渐围拢过去，有人爬上卡车，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也就是一些军用垮包和水壶。我捡了一个垮包，里面只有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旧饭盒。这时候有人提议把军车烧了，很快火就点起来了，而且很快就蔓延开来，不一会儿整个车子就烧了起来。我到这时才开始猜测这辆车是故意留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让人把它烧掉。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下表，时间是十二点左右。



   这时候枪声又渐渐近了，大概是下一拨部队到了。人们四散逃开，找掩体藏身，我记得我是藏在路口东北角的一根电线杆后面，旁边是个垃圾桶。可是大家却看到有一个人盘腿坐到了马路中间。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拼命冲他喊，让他赶紧离开那里，可是他象是没听到似的象个菩萨样地坐着。映着军车燃烧的火光，伴着旁人的喊叫声和渐近的枪声，那个人就那样坐在那里，那个景象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而我甚至忘记了他后来是怎样离开那里的，是被人硬拖走的还是自己离开的。



   ５、“怎么办？”



   等这拨军车又过去，人们重新聚集到街上。这时我意外地与老万重逢了，我们就一起开始随着人流沿着长安街向东走。我们一开始的目的地就是广场，而人们似乎也都在担心广场的形势。两个五十多岁的大婶见到我们就急步走过来抓住我们的胳膊说道：“学生，现在可怎么办哪？你们说现在可怎么办哪？”学生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而且是行动上的组织者，因而作为一个整体，似乎学生有了某种地位，可是现在面对着这两位大婶的问题，我这个学生该怎样回答呢？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我只觉得窘迫与惭愧。可是又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在复兴门附近，我们追上了停在那里的军车。不知道前边出了什么问题，一长溜军车停在那里不能前进，而每一辆车周围都围满了老百姓。我也挤到了一辆车的下面。下面的老百姓在斥责那些军人，具体的言辞记不清楚了，无非是指责他们靠老百姓养活却用枪来镇压老百姓。车上的那些军人面无表情地听着，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却突然嘻嘻笑起来，也许是觉得这些下面的老百姓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好笑。这下下面的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嚷着：“你笑什么？你还有人心吗！”“你不就是有枪吗？有种的下来！”“下来！下来！”。士兵们不知道是不耐烦了还是得到了命令，站在车尾的几个开始冲着天开起枪来。枪声一响，围住车子的老百姓轰地一声四散奔逃，钻进路边的胡同或是仅仅躲在行道树后面，我跟老万就是这时候又失散了。过了一会儿，枪声停止，人们象蚂蚁一样又渐渐露出头来，渐渐围拢起来，斥责叫骂又开始，直到下一轮枪声又起，人们又四散奔逃，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军车继续往前开走了。我在那一刻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是住在这附近的普通居民啊！没有任何利益驱动，甚至连理想主义可能都谈不上，他们只是凭着一种良知，就在这里用血肉之躯“辗转于文明人发明的枪弹中”（鲁迅语）。



过了王府井路口，看到一个中年人一路走过去，用一件被鲜血浸染的衬衣在每一个临街的商店橱窗玻璃上写下大大的两个字：“人血”。



   ６、“谁不怕死？”



   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到了可以看到大会堂的地方就走不动了。我们的前方三四米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排平端着冲锋枪的士兵，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我们，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人用枪口指着，而且是在那么近的距离面对着那么多的枪口，那种阴森的感觉到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毛骨耸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军训练习打靶时连长发出的严格命令：枪口绝对不许对着人。）然而，最令我震惊的还是那些士兵的脸，那些钢盔下面年轻的脸。我那年只有二十一岁，可我依然觉得那些脸是多么年轻啊。那些士兵大概都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可是那些年轻的脸上却充满了仇恨，因仇恨而显得凶恶。这些年轻而凶恶的脸已经成了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印象。我至今也不理解，是什么东西使这些年轻的士兵在自己祖国的首都，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面对着自己的同胞，面对自己的同龄人，产生了这样的仇恨呢？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喝令我们退回去。我扫视了一下，这时我周围的人大都是学生模样。我们开始沿着原路慢慢地，很不甘心地向后退去。我们这时是在西长安街的南侧便道上，我们一边退，那一排士兵一边平端着枪紧紧地压上来，并且呵斥着让我们快走。我们的旁边也出现很多士兵，象押解犯人一样押着我们向西走。我们中间的几个人似乎还想做士兵的工作，结果遭到一顿呵斥，有个士兵还骂了一句粗话。他的粗话一骂出口，我们这些本来就一肚子怒气的书生一下子炸开了，纷纷叫起来：“凭什么骂人？”正叫嚷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官突然跳出来，用手枪“砰砰”朝地上开了两枪，打得火星飞溅，然后他大喝一声：“谁不怕死！不怕死的出来！”我们一下子都哑了，低着头默默地继续走，但是我想这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气炸了，因为我自己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声音：“我需要一枝枪，我需要一枝枪！”



   就这样一直走到新华门。突然，一声呼喊，在新华门前站岗的几排武警（注２）抡着棍子，嗥叫着，呈扇面横过马路向我们冲来。人们开始好象一下子惊呆了，等到明白了怎么回事，轰的一下开始狂奔起来。我一开始跑就一脚踢在了一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上，身子一下子扑了出去，但是根本没有第二个念头，爬起来接着跑。后来想想，什么叫做“逃命”，什么叫做“恨爹妈少生两条腿”都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快跑，千万不能摔倒。因为我听过武警围殴，乱棍打死人的传说，心想如果摔倒了，被几个武警围住打可就完了。可在这时看到前面不远有个高大的民警站在路上，手里拎着根电警棍，警棍上一点蓝幽幽的光在一闪一闪。我也听过电警棍的厉害，被它点一下，倒在地上动不了还算轻的，关键是如果倒在地上，还是要挨武警的乱棍。就这么一迟疑，我的腰上已经重重地挨了一棍，由于是在向前跑的时候从后面挨的棍子，我的身子一下子扑倒在一棵行道树的树坑里，当时心里喊了一声：“完了！”所幸的是，没有第二棍、第三棍落在我身上，我能够爬起来继续跑。关于那场逃命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人行道的最里侧有几个女生很惨，大概是前面有一个人摔倒了，结果导致后面好几个人摔成了一堆，那种在极度恐惧下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哭叫声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心惊。



   这场逃命到现在为止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刻。在后来的日子，每当我精神状态不佳，或是学习工作压力较大时，我经常会做同一类型的梦，就是被人追杀。追杀者和场景会有所不同，但是情节总是类似，就是一开始我拼命地逃，但是结果总是逃不掉，最后在绝望与屈辱中醒来。



   ７、“没希望了。”



   武警并没有追出多远，那个手持警棍的民警也没有在我跑过他身边的时候电我一下。大概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尽快把我们赶走。到了六部口，看到有一些人在往马路中间搬隔离礅，又有人把一辆大公共汽车推到了路中央。我没有多停留，继续往西走，经过了这一夜，已经相当疲乏了，而且看看大势已去，我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了。过了西单，马路上的人已经不多了。在电报大楼附近，有几个人坐在马路边，交流着各个医院收到的伤亡者的数字。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对那天晚上的伤亡情况有点概念。而我现在居然连那些数字已经记不真切了，大概是复兴医院一二百人，儿童医院四五十人，其他医院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大概是临晨三点多钟。正聊着，来了一个骑车的中年人，告诉我们他在找他的两个儿子。他说兄弟俩天一黑就出门了，而他已经骑着车在长安街上来回找了几趟了。“看来是没希望了。”他说，还苦笑了一下。我们大家只能说些安慰的话。他那种作为父亲又绝望，又焦虑，又心存侥幸的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从木墟地往北，印象中街上就没有什么人了，也许是我头脑发木，根本没有注意到。只记得过了人民大学，有一个骑车的人从我身边过，看到我身上有血迹（其实那是我自己的血。我在新华门前摔了两个跟头，手掌擦破得很厉害，流了不少血，顺手擦在了衣服上。）就小心地凑过来问我：“真的打起来了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楞楞地看着他，他大概觉得我不对劲，赶紧骑走了。



   大约早上六点多钟回到家里，只有父亲和弟弟在，见了我好象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说：“吃点东西吧。”我就默默地坐下来，正在这时，妈妈从外面进来了，她半夜听到有人在楼下叫喊，以为有人来报告我的消息，然后就再也没法安心，跑到人民大学门口的广播下面听消息，一直到现在。她进门后一眼看到我，一下就哭出来：“你还活着呀！”



   ８、其他



   以上记录的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篇东西是想交给“华夏文摘”的“六四资料馆”的，所以我只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见证人的角度去客观地记下我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时候听到的故事很多，我从在北京医科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听到北医的那个死难学生是怎样在广场上穿着白大褂举着红十字旗奔跑时被一颗“开花弹”射中头部的；我从北京科技大学的同学那里听到他们学校那个被装甲车碾死的同学是怎样被两个同去的同学用大衣裹着不成形的尸体抬到医院的，以及后来那两个同学中，至少有一个因为精神不正常而退学回家了。我还听另外一个同学讲起，她和她那在海军医院做医生的母亲蹲在木墟地路边的灌木丛中遭遇的险情以及他们后来到医院去看到的惨状。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数不胜数，我没有详细记录这些故事是因为他们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就象我没有具体描述任何一个伤亡者，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我身边有人中弹，虽然我相信那天晚上在长安街上死伤惨重。（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也许是老九救了我一命。如果我们早出发几个小时，以我的行为方式，我今天可能已经不能在这里写这些东西了。）



   但是有一个人，我愿意再提到他。他的名字叫阎文，是一名死在长安街上的北大学生。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他是我们宿舍另外一个同学的朋友，我只是在他来找那个同学的时候见过他几面，从来没说过话。但是他的死却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到震惊，不仅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更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象他那样人会死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高的，很稳重老练，精明能干的样子。他是八八年校园经商热潮中的弄潮儿，那时候“大款儿”这个词刚刚兴起，他大概就是校园中的“大款儿”，曾经听人说见过他有整抽屉的外钞。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六四之夜不听朋友的劝阻，扛着那时还不多见的摄像机上了长安街。也许就是因为扛着摄像机目标太大，他在军事博物馆附近中了弹。他死后，他在国外留学的哥哥写过一篇祭文，十分感人，当时曾在我们同学中流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一份。



   我们曾经一起唱过一首歌悼念阎文。这首歌的标题是“等待——献给绝食同学”，作者不明，歌词如下：

   你在静静地等待

   等待生命的离开

   你才刚刚开放

   却要匆匆地谢败

   可你是否听到远方有声声脚步传来

   那不是失望那不是失败

   那是你我心中盼望的未来

   那是明净天空中自由的云彩

   你用生命换取的一切就在身旁

   我怎能把你忘怀

   在那蓝天白云中有无数微笑的你

   我也永远把你等待



   （注１）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的静坐，现在已经少有人提起了。根据我的记忆，这次静坐是那场运动中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后，十六、十七日天安门广场出现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同学的游行。北大学生四月十七日夜里第一次走出校门，游行到广场，并在纪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内容的“七条”。十八日凌晨，当大部分同学散去后，有大约两百左右的学生在大会堂前开始静坐，一直到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大会堂前的静坐结束，阵地转移到了新华门前。在十八日一天中，静坐吸引了很多记者，也引来了大量广场游人的围观与参与。到了下午，不断有高校同学加入进来，阵势一度显得相当宏大。静坐时同学们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与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递交“七条”（大概“对话”的要求也是在这次静坐中首次提出来的）。同学们先是要求见李鹏，后来又改成要见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这期间，有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学的同学作为代表进到大会堂里谈判，据说接见他们的是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部。后来又有北大研究生会主席李进进到里面交涉过。到下午六点左右，由宋世雄、刘延东作为人大代表，站在大会堂的台阶上，远远地与静坐同学打了个照面，算是“人大代表接见了静坐学生”。



   （注２）大概是从戒严以后，在新华门前除了日常站岗的士兵以外，又增加了四五排武警挡在新华门与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之间，总人数大概有三四十人。他们不佩带枪支，代之以每人手持一根一人高的棍子。其实他们的状况也很惨，每天站在那里日晒雨淋不说，还要无时无刻不停地遭受示威者的谴责与唾骂，有时甚至还受到砖块酒瓶的袭击，而他们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忍受，所以可能早就窝了一肚子的火。我六月三日下午路过新华门时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惨状，没想到当天夜里就遭到了报复。



   （1999年写于美国）

【六四见证】关于六四之夜的回忆 全文完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