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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宋教仁案中的“竖子”黄兴

[日期：2010-06-15]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张耀杰        [字体：大 中 小]
1913年3月20日，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遭到凶手武士英的枪击暗杀。宋教仁案发生后，黄兴既没有针对国民党内部最有可能暗杀宋教仁的陈其美等人展开调查，更并没有按照宋教仁临死之前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的美好愿望，沿着宋教仁为国民党开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道路循序渐进；反而一直站在与袁世凯中央政府尖锐对立的第一线，极其蹩脚地扮演着宋教仁的家属及国民党的代言人角色。

4月8日，黄远庸（远生）在发表于上海《时报》的《闷葫芦之政局》中，谈到孙中山与黄兴的不同表现：“此间和平派之人，皆甚望孙黄能于今日发展一极健全之主张，为党人先路，而此间已盛称孙黄有联合宣布北方罪状之说，确否不得而知，惟据一深通消息者言，中山两面圆通，克强近已一味消极，殆无望也。”

与“两面圆通”的孙中山，一边在秘密谈话中对袁世凯表现出高调否定并且要取而代之的革命精神；一边在公开表态时对袁世凯保持着言不由衷、真假难辩的低调维护不同；黄兴始终是一个思维混乱、有勇无谋的政治怪胎。4月13日上午，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约二万人的追悼宋教仁大会。居正宣布主席黄兴因病缺席，由陈其美代理主席。因病缺席的黄兴在送来的挽联中，高调表现出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相比之下，同样没有到场的孙中山送来的挽联，就显得既超然中立又平和贴切：“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到了1914年6月，逃亡日本东京的黄兴在写给孙中山的辩解信中，明确表示他与孙中山之间的主要分歧，就在于他主张采取“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小规模的暗杀暴动为宋教仁复仇，孙中山却极力主张发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作为黄兴“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暗杀暴动行动的组成部分，武汉方面的一些革命党人“刊发宣言书，组织改进团”，阴谋推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的统治地位。孙中山、黄兴专门派遣田桐等人到湖北从事秘密联络。1913年3月25日，黎元洪公开通缉改进团团长张统、总参谋白豪。4月4日，黎元洪再次破获“改进团”的秘密机关，并且致电袁世凯要求支援：“鄂省不靖，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以资镇慑。”

4月8日，也就是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宣告开幕的第一天，黎元洪通电中央政府，指责前任湖北第八师师长、陆军中将季雨霖，以及旅长少将熊秉坤等人组织改进团密谋倡乱，请免去职官，限期归案。就在同一天，此前曾经在安徽省境内与同盟会方面的柏文蔚一派发生武装冲突的前大通军政分府都督黎宗岳，筹资恢复1909年9月15日被前清政府封禁的《国报》，复刊号中用大号字体赫然刊登标题为《黄兴造反》的短文，其中明确指出“此次武汉谋变，皆由黄兴主持。秘密机关部设在汉口国民党交通事务所，破获以后，搜出种种证据。”

接下来，该文主要罗列了四项证据：

其一，伪职之举定。叛党举定蔡济民为都督，詹大悲为民政长，事成以后，即举黄兴为大总统，再与北方开战。

其二，口号之秘密。叛党起争之初，口号为二十一由八，即黄字也。

其三，伪军官之等级。叛党军官委任状，照现定等警分别，一等二级，用一二码；一等三级，用一三码；二等一级，用二一码，其余以次类推。

其四，叛党之逃逸。叛党季雨霖、熊秉坤破获后逃往上海，正与黄兴商议，再接再厉也。

4月9日，《国报》又刊登《黄兴谋反再志》，不仅把黄兴与湖北方面的秘密暴动联系在一起，而且把黄兴与谋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应夔丞联系了起来：

“湖北起义由共进会发生，当阴历前年八月十八日，文学社一部分始加入共进会，即今日鄂中造反、被拿被杀诸军士也。文学社自倡二次革命后，全部并入国民党。文学社以蒋翊武为主，多湖南人。鄂军官季雨霖、熊秉坤、蔡济民等皆昔日之文学社，今日之国民党也。三次革命，马队之变，亦由上海同盟会本部决议，命应夔丞派其部下余达、凌大同赴鄂运动，所谋不遂，机关全败。黄兴以铁路督办到汉，密与文学社军官谋鄂之法，密电湖南练兵四镇，又密电广东、江西、安徽各省，联合一致，实行南北分离。湘督谭延闿致胡汉民电谓：‘俟鄂事解决，再筹进行。’盖黄兴谋南中独立，湘、粤、皖、赣皆其势力范围，独鄂居中为难，不能联成一片。且鄂为首义之邦，鄂省及黎元洪不推倒，谋叛必不成也。未几，密谋败露，电稿及文件均为侦探窃去，黄兴大震，急下上海，以铁路督办印，邮寄北京，专坐沪上，调遣一切。而此次湖北谋乱之象生矣。”

针对这两则新闻，黄兴早年在经正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宋教仁的桃源同乡胡瑛，以众议员身份“请袁大总统禁止出版”。《国报》方面却“持强硬态度，并不肯更正一字”，声称是“确有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报》的相关报道大部分都得到证实。

在从应夔丞家里搜查出来的相关证据中，有黄兴在宋教仁遭受暗杀前一个星期的3月13日，通过应夔丞把私存的六十万公债中的五十万，转到宋教仁名下作为活动经费，另外十万元公债划归应夔丞名下，作为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的文字记录。黄兴对于自己的这一涉案嫌疑一直没有提供相关的解释。遭到黎元洪明令通缉而先后逃往上海的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秉坤、曾尚武等人，在黄兴支持下继续与留在武汉的前军务司司长蔡济民保持联系。6月下旬，黄兴又加派宁调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湖北革命党人率先起义。正当湖北方面准备起义之际，擅自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攻打上海制造局的“铁血监视团”重要案犯柳人环、卢汉生、文仲达等人，被黄兴、陈其美、黄郛等人告密出卖后逃到江西，被李烈钧关押并送往湖北，于6月23日乘京汉火车转送北京。文仲达在途中招供说：“机关在上海麦根路32号（B）。其派来湖北运动军队，并行暗杀之人为刘敦榘，年23岁，湖南人。机关设在汉口《民国日报》馆……”

6月24日，得到报告的黎元洪，紧急派遣军警会同法国租界巡捕查封汉口《民国日报》，逮捕该报编辑曾毅、杨端鹿、成希禹、周览，并搜出内有“起义宗旨”的布告，以及“宣布袁罪，迫告湖北独立，组织讨袁军，请各省协应”的电文。第二天，负责全局的詹大悲决定冒险起义，由于他派出的联络人员遭到逮捕，致使多处秘密机关被破坏，居住在汉口德国租界的宁调元、熊樾山因此被捕。驻扎在天门、潜江一带的季雨霖旧部章裕昆一营，宣布起义后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很快被击败溃散。

据从袁世凯中央政府领取10万元的丧葬费，专门负责宋教仁墓葬的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回忆：“六月半后，克强挽予返湘，云已定期发难。予因宋柩定于廿五日安厝，已电各省派员会葬，辞不便往。克强曰：‘先生不顾生者而顾死者何为？葬事可派代表照料，此时不去，缓则航路不通矣。’予曰：‘事有专责，托人安可放心？电请人来，避面能毋失礼？航路如果不通，湖南自有人谋响应，亦无须我往。且前此两三月无准备，现才半月，而赣督又撤任，恐未必有如是之把握也。’克强遂亦不复强。及葬事毕，往问，始知所谓定期发难者，即六月廿四日武昌南湖暴动之一役也。颇笑其儿戏。”

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通缉流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隐居于福冈县筑紫郡中之太宰府町，专门在座位旁边题写了“牵涉老夫，以至于此；痛恨竖子，不足与谋”的对联，以寄托对于“竖子”黄兴弄巧成拙、不足与谋的“忿懑之气”。黄兴一派人弄巧成拙的暗杀暴动以及随之而来“二次革命”，不仅掩盖了宋教仁案的幕后真相，而且彻底败坏了中华民国已经初步实现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现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