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信息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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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垄断
2013-09-08  罗昌平

文/罗昌平            

昨天入选GQ2013年度人物，同时获奖的还有成龙、王石、葛优、雷军、贾柯、韩少功、老六、Kim Jones等。在清华大礼堂举行的首届GQ论坛上，我做了如下主题演讲——

谢谢主持人！谢谢GQ杂志！各位师友，下午好！

由于这个麦克风没有敏感词过滤器，考虑到我的言论尺度比较大，今天还是对着讲稿来。主题叫“信息反垄断”。

这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时代。过去几周，大家都在关注两件大事，一件是审判B案，一件是互联网清洁工程。

先说B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最重要的政经大案，此前，省部级高官的庭审从未实现任何形式的全程公开。从“四人帮”主犯，到“双陈”案（北京希同与上海良宇），受审细节只是短暂的电视画面，几乎没有同期音。

负责B案一审的法院，设置了110个旁听席位，绝大多数关心此案的人与之无缘，只能围观法院的微博。一审期间，法院通过微博发布了近16万字的文字实录，全程公开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环节。交叉讯问时，被告人与证人之间一段21问，让观者如临现场，感叹这次庭审的透明指数。

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打破了高级官员封闭调查、秘密审判的传统惯例。中国的纳税人第一次有种回报的感觉，因为有这么多高级官员赤身上阵，全裸主演。这次直播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商议决策后，报请老大批准，由政法书记坐镇审稿执行。我查了一下，这个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长是中纪委书记，成员单位包括公检法司纪以及组织、宣传等。

我们都知道，审查者是有特权的。比如A片最多的地方可能是扫黄办，禁书最多的地方可能是出版署，禁片最多的地方可能是电影局……。毫无疑问，此案的微博直播还是有司法过滤的，我们拿着《雍正王朝》的票，却看了一场《宫锁心玉》的戏。

对于删除的一些内容，他家专门向法院抗议过。没用。而且，少数人还享有直播的观赏特权，他们是在任的省部级官员，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通过专线收看，那个基本没有删除。

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公开了庭审，一方面又控制得恰到好处。套用李一道长的话，这叫“含而不射”。这是境界呀，哪个男人能做到？但首长做到了。而且，这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谣言。

谣言的历史太古老了，秦始皇受困于“亡秦者胡也”，古罗马帝国不得不设立公共谣言监察……法国学者让-诺埃尔说，谣言是信息的黑市。辟谣往往制止不了谣言，因为谣言不是福尔摩斯，而是表达对真相的感情，是社会群体心理结构的镜子。

谣言止于透明，这就涉及我们谈到的第二件事情：互联网清洁工程。微博微信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布信息。信息从此很难完全受控，这个变化了不得。但官家不乐意了，凭什么“我来含，你去射”？他们看到了失控的趋势，于是，就出现了打击大V的运动。因为大V通过掌控信息获得了权力。

姜汝祥博士最近撰文谈到“权力社会学”。社会学家韦伯这样定义权力：在违反你的意志时，仍然让你服从。有人问，权力不就是暴力吗？不对，统治者完全可以不用暴力就让人服从，那就是控制信息。

举个例子，你来清华参加这次论坛，进了校门找不到会场，一名小孩告诉你，他知道你该怎么走。这时谁拥有权力？姜汝祥博士认为，信息权力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对重要资源“位置信息”的控制，另一种是对信息本身的“知识控制”。医生对病人、商家对顾客所拥有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在《打铁记》中，我把这个国家的权力垄断简略概括为“四子”：枪杆子、钱袋子、手铐子、笔杆子。其中枪杆子与手铐子是暴力垄断，笔杆子与钱袋子属于信息垄断，但四者有时存在叠加。比如净网工程，意在控制信息，但需要警察支持。

重庆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不是在于一个原始股东的下台，而是中国的政治博弈从此走向了互联网平台，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

在护士长去年叛逃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个伟大的拐点，于是写了一篇《穹顶效应》，“穹顶效应”这个概念是原创的，以薄王事件为例，信息采集、传播、聚合、论证等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闻模式，并在不断突破既有的言论限度。在信息荒漠中，支撑言论穹顶的要件，不再是专业媒体，而聚合海量的线索和专业的智慧，去合成某个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信息垄断已经很难实现了！

但很多官员还是没有理解透明的含义，更没有感知时代的转变，于是，我决定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用行动警示他们，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有人将微博举报类比文革中的大字报，我无意于为自己辩护，两者形式确实相似，但存在本质区别——大字报发生在父子、夫妻、兄弟、师友之间，摧毁了整个社会信任体系；而微博举报目前的唯一指向只有公权力，而且受到权力、市场与法治的多重调剂。我提醒大家，这个事情自己都没法复制，但还是有一批记者前仆后继，结果，扑通—扑通—，他们掉进水坑了。

互联网清洁运动涉及对谣言的发布、裁定、惩罚，它以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毁掉了湖水的自净能力。其实，微博广场本身具备言论对冲机能。

刚刚去世的百岁经济大师科斯认为，中国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导致中国无创新无持续竞争力 。我想，建立自由的思想市场，前提是必然打破官方对信息的垄断。

在信息反垄断这个阵营中，今天来的很多朋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举个例子，我的老家在湖南中部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日本鬼子没有进去，党报党刊没有进去，但我举报刘铁男之后，村里有超过十人开通了微博微信。腾讯的产品跟党的组织一样，成为我们人生无法回避的系统，这是基础工程，这是技术赋权。

在此，向参与信息反垄断的贡献者致敬。我也一如既往地坚持——勇敢而可持续地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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