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劈三观抱老师：美国法院是怎样裁定“传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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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刀劈三观抱老师



近日，“两高”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谣言犯罪的量化标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者，可构成诽谤罪。此司法解释一推出便引起激烈讨论，我非法律专业人士，但作为一枚“历史控”，不知怎么，竟想起了美国法院。不过，故事得从世界上还没有美国的1734年谈起。

那年，兼任纽约和新泽西两个英属殖民地总督的科斯比，下令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德兰斯控告《纽约周刊》印刷、出版商曾格，罪名是“对政府进行无耻的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性责难”。

《纽约周刊》标榜独立、客观，频繁揭露和抨击科斯比滥用公权以谋取私利的贪腐行为，并呼吁将其撤换。当时，英属各殖民地的总督均由英国国王指派，科斯比感到他这个“钦差大臣”的权威遭遇挑战，决心给这帮“乌鸦嘴”一点colour瞧瞧。不过即便是殖民地，科斯比也无权像东方专制国家的官员那样把《纽约周刊》封门了事，他得走“司法程序”。他一盘算，回避了周刊真正的灵魂人物，转而控告出版商曾格“诽谤”。一则借此掐断周刊的发行渠道，二则想来出版商不如记者能说会道。

1735年4月，法院开庭审理。形势对曾格相当不利：“官告民”本身就形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原告为纽约司法部长，而首席法官德兰斯又是科斯比的亲信。庭审中，德兰斯果然偏袒原告，但最终，在英国的殖民地上，英王的“钦差大臣”输了，小小的出版商赢了！原来，按英国司法制度，陪审团拥有判决权，法官不能独断专行，而12名陪审员都被曾格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说服了。

汉密尔顿的抗辩立场是：只要《纽约周刊》揭露的科斯比的贪腐行为是事实，就不构成诽谤。这是一招险棋，因为当时英国法律规定，凡批评政府，不论内容真实与否，都可视作诽谤；如内容属实，煽动性更明显、罪责更重。审判过程中，司法部长也始终强调此点。但汉密尔顿决定险中取胜。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纽约周刊》的确猛烈抨击过科斯比，且不乏“恶毒”言辞，文证俱在，赖是赖不掉的。与其承认“恶法”作茧自缚，再乞求轻判，不如从根本上将恶法推翻——英法是判例法，判例是能被推翻的。

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统治者滥用权力会损害公民利益，对此，公民要表达自己的实际感受。统治者则千方百计阻止真话流传，污蔑公民在诽谤。“对诽谤的指控是一个邪恶的国王、一个残暴的懦夫手中的剑，他用它来杀戮和残害无辜的人们。”汉密尔顿慷慨陈词，“人们有权公开抗议权力的滥用；有权在邻居的掩护下，以最激烈的方式，对抗那些掌权者的诡计和公共暴力；有权大胆地主张他们有自由的庇护……”公民对统治者进行审查和质询天经地义，“权力自身并不能使一个人受到爱戴”。公民批评政府，不应被当做诽谤。

最后汉密尔顿亮明了观点：“事实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构成诽谤的关键”。他说：“只要人们以事实为界，我希望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和写下他们对统治者的行为的看法”。

陪审团被说服了，不顾科斯比和德兰斯施压，判曾格无罪。曾格获释，“曾格案”的意义却未烟消云散。美国建国后，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特别是批评政府的权利；“陈述事实不构成诽谤”也确立为法律。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又推进一步，以“实际恶意”作为判定标准，即只有在陈述是虚假的，且公民明知虚假或陈述时不计后果地不问虚假与否，才能被指控诽谤了政府或公众人物。

借着宪法保护，19世纪下半叶，美国媒体掀起了“扒粪运动”，揭露了美国政府中存在的政治交易和腐败行为。老罗斯福总统虽大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按理说，走到这一步，法院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已经很够意思了，岂料，它居然得寸进尺。

1960年3月29日，一些反种族歧视组织和个人在《纽约时报》刊登了整版广告，揭露阿拉巴马州蒙特哥利市警察殴打游行的黑人学生，派人烧毁马丁·路德·金的住所并以各种名义将其多次拘捕等事实。

蒙特哥利市警长是白人，看到这则广告很很不爽，以媒体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纽约时报》歪曲事实、损害其名誉（广告中确有失实的描述）。官司先从阿拉巴马州基层法院开始打，警方首仗获胜，《纽约时报》被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名誉侵权并罚款50万美元。《纽约时报》上诉至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维持原判。此例一开，南方其他地区官员如法炮制，到当地法院起诉支持民权运动的媒体，战果辉煌，新闻自由遭遇严重危机。

但《纽约时报》不信邪，敲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门。9名大法官否决了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更“过分”的是，那帮老头子还为今后的媒体名誉侵权诉讼明确了举证和程序规则：“只要原告为公众人物且报道的事项与公众利益有关，举证责任必须在控方；控方不仅要证明媒体被告确实有错，且须证明被告有实实在在的恶意行害；在原告得到任何赔偿前，必须证明有实际损害的存在。”

这一判决，不仅重申了媒体有“实际恶意”才构成诽谤，而且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公民不得自证其罪”的法律原则，把举证责任推给了官方和公众人物。自此，美国媒体日益“嚣张”，到什么程度呢？风月杂志《好色客》曾于1988年刊登漫画，讽刺某著名传教士乱伦，后者一怒之下以“诽谤、侵犯隐私和故意造成精神伤害”等罪名告上法院。在外人看来，《好色客》的这种做法用“恶意”来形容都太客气了，根本是下流无耻嘛。可最高法院的判决令人大跌眼镜：风月杂志赢了，传教士输了。判词由时任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执笔（他可是出了名的保守主义者），他指出，那幅漫画荒诞不经，没人会相信，因此不能仅根据公众人物自己的感受，认定他遭受了“精神损害”。

从1734年的“曾格案”，到1963年的“纽约时报案”，再到1988年的“传教士诉色情大亨案”，由于司法机构“助纣为虐”，美国媒体越来越神气活现，以至官员或公众人物以“诽谤”“侵犯名誉权”“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等事由发起的控告媒体案件，几无胜率。随意传谣的危害性可见一斑，难道，我们要像美国一样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