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度尽劫波兄弟在：成渝互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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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6 冉云飞 冉氏艺文志

冉按：我曾想写一本《巴蜀双城记》的书来论成都和重庆之别，后因事情多而不果。近来有朋友问我成渝两地的历史及诸般情形，无时间写新文以应，故贴九年前旧文以塞责。成渝两地的互掐不妨看成是一种交流，在这个过程，自然有口水无聊，也有下流挤兑，但体总说对双方都不无所得。2014年2月26日于成都





从渝东南乡下奔赴成都读书求学，继而谋生社会，烹文煮字，自春徂秋，瞬忽二十有一年矣。岁月催命，时间搞我，热血销蚀，不复当年好勇斗狠的脾气。数年前，家乡终于是老大的媳妇熬成婆，自一九五四年后，再次成为风头前沿的中央直辖市。虽是分家而治，婆婆尚有余威，固不省油；然媳妇亦是身体正佳，傲有姿色。双方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旧愁新恨，齐聚心头，泥沙飞石，横空出世，混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虽连择日再战也懒得知会对方，但一有风吹草动，战端再启，如是循环往复，历经数千年而不休。然纵观数千年来，巴蜀之斗、成渝之争，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争论的实质、级别、份量越来越低，以至于流于今日网络上无谓的口水战争。不学之人还以为自己快成巴蜀之争的主角了，吸引了多少人的眼球，实在可笑之至。

　　一：结下国家梁子

成都重庆之掐，如果不搞名字上的一一对应，算上秦灭巴蜀之前，各自作为蜀国、巴国的国都，便颇有些时日了。人类战争的核心，无非是各种资源之争夺，巴蜀的争斗亦不例外。在巴国定鼎江州（重庆）之初，蜀国的强大是不容置疑的。早有常璩的《华阳国志》里说杜宇施政西川，却也泽惠巴国，正所谓“巴亦化其教”；晚有《太平广记》和《路史.国名记》的“昔蜀王栾君王巴蜀”，也就意谓着蜀王统辖着巴国。但随着后来巴国的强大，逐渐蚕蚀蜀国的地盘，巴、蜀两国固有平衡的打破，于是就有《华阳国志》所说的“巴与蜀仇”和“巴蜀世战争”。

巴蜀二国的争斗要由第三方来消弥，因为他们互不服气，二者的力量都不足以收拾对方。来收拾巴、蜀这两只“鹬蚌”的，便是从北方长驱南下的“渔翁”秦国。直接负责这场收拾任务的便是张仪、司马错。还好，这“渔翁”还算有点远见，不用竭泽而渔的蠢举，而是置郡让其永为自己生利的领地。于是成都、重庆作为城市的雏形，无意间由他们来奠基建设，开辟草莱的光荣便记在了他们的名册上。

按常规想法，现在好了，既然巴郡、蜀郡只是一个国家的两个郡，总该消停不扯皮了吧。不，巴蜀之间，有时真是不按牌理出牌，你让他们消停，好像他们全身骨头都发痒一样，不舒服。到了汉高祖八年亦即公元前199年，老天爷看到巴蜀两郡中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吃饱了撑得慌，也忍不住发怒了：“昔巴蜀争界，历岁不决，汉高八年山自为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惧天责罚，乃息所争。”（《太平御览》一百六十六卷）原来为国家的土地争斗不已，现在又为郡望的边界纠缠不休，弄得上天都烦他们老爱玩这种一成不变的把戏。至于“乃息所争”，只不过文字记载者的一厢情愿，后来的精彩演出还没登场呢。

二：官员加入战斗

晚唐陕西柳家，已登望族之境。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自不用说，就是他以藏书闻名的哥哥柳公绰一家三代（柳仲郢、柳玭）也是少有人匹。作为藏书家，《新唐书》说柳公绰有比别人更多的“古怪”举动，经史子集每种他皆有三种：“上者贮库”，好的庋藏邺架；其副“常所阅”，拿来自己读；最后便是“下者幼学焉”，拿给后生子弟学习。柳公绰之子柳仲郢便有苦读成器的故事。

“惊耗破鸿濛而东来，早岁锡熊丸，敬谉庐陵有母；哀思越岭南以西往，晨昏乏鸡黍，倍知颖谷可风”，这是郭沫若先生为著名学者容庚之母所写的挽联。“早岁锡熊丸”之用典，便是指晚唐柳仲郢的母亲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将黄连和熊胆等制成丸，使其吃服，达到“头悬梁、椎刺股”的苦读效果。将学习视为苦差，我是断不认可的。但有母如此，子弟大多有成，这也是此等故事在如今看来，虽不够人性，却能够流传下来的真正因由。

柳仲郢的确未辜负母亲的一片好意，做官为文均有可观，且能友人，如提携著名诗人李商隐，让其失意时做他的属客幕僚，优渥备至。后来他任剑南道东川节度使一职。从行政设置来看，唐代的“道”相当于宋之“路”、元代的“省”，而四川省的名称正是从元朝开始的。九七年重庆未直辖前的四川省大部分都在唐代剑南道所辖之内（其中有一段时间重庆属山西南道，属汉中管），只有少部分如广元、阆中等十一州属山西南道管。西川节度使管二十六州，治所成都，大部分为古蜀地；东川节度使管十二州，治所梓州今三台，不少为古巴地。西川节度使所辖以成都、乐山为主体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富庶程度，是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而东川所辖川中及川东大部，包括渝州，相对地脊人贫，实在无法与西川颉颃。巴蜀本来就有所谓的“世仇”，加以贫富有别，故民间常有东、西二川之人互相讥讽挖苦。以至于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也忍不住出来自嘲几句，被五代时前蜀政权王建的宰相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一书中以《东、西川人轻薄》条记载下来（稍后黄休复的《茅亭客话》也有相同的记载，大抵本此），广为流传。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

古代城门之制，一般有东南西北四门，每门均有柴草市，而柴草市实在寒伧得很。西川人也够拿大的，把东川节度使的治所说成是他们东门（梓州无论如何也不是在成都的东边，此处可能系笔误，或另有出处，待考。但成都北门确是有一条草市街的，那一带正是唐末北门城门之所在。成都卖柴草的还有水津街等。沙河先生说，五十年代尚有成都人嘲笑外地人，你娃是从东门叉水过来的哇？类同于八十年代成都爱说乡下人是弯脚杆）的草市，那能跟我们比？惹得东川最高领导柳仲郢也不得不出来自我解嘲：我当官当了三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有多少官职我没当过？到今天才有机会当西川草市市场管委员会主任，真不容易，荣幸之至啊。柳节度使这番话自然使所有听到过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孙光宪作为拥用东、西川大部地区的前蜀政权的宰相，自然并不提倡东、西两川人的互相轻薄，最高长官毕竟愿以稳定和睦为旨归，结语“故世言”一语暗含着对所有轻薄的东西两川人的微讽，当然也可能包括柳仲郢。

有趣的是，过了不久，柳仲郢的儿子柳玭随唐僖宗逃亡到成都时，记载了当时成都书业繁荣的盛况：“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序》）。作为藏书家的柳玭，到了中国刻书业发源地之一的成都，尽管是在末世陪同皇帝仓皇出逃异地，到今天学道街一带寻书，也是一种慰籍。所以笔之于书，于自己家训里隆重记载，意在教导自己的后代，哪怕是非常时期也不能废书不观，正所谓诗书继世长。

三：成渝中心之概略比较

其实所谓成渝之争，实在只是个近代命题，因为今天的重庆不少时间未能成为四川东西两地西部治所的所在地，或者说不少时间受制于成都或他地。但任何争论都有它的历史和来龙去脉，今据蒲孝荣先生所著之《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把成渝两地作为中心——包括各种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的暂时治所——来个简单的比较，不为无益。自然治所的选择，是政府行政命令和规划的一部分，但也是政府通盘考虑和决策的结果。换言之，比较成渝两地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该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重要性。

秦朝淹有天下后，将其分治为三十六郡，巴、蜀是其中的二郡。蜀郡治所成都；巴郡治所江州县（今重庆）。西汉承秦制，依旧设郡，但在郡之上设刺史部，四川有益州刺史部，为全国十三刺史部之一，下辖巴、蜀等八郡。州治及蜀郡治所于成都，巴郡治所仍江州县。东汉仍旧贯，益州下巴、蜀等十郡以及一个属国（属国与郡等，管理内迁之少数民族，与县相同等级的“道”也是管少数民族地区），巴蜀二郡治所不变。三国蜀汉仍设益州，有巴、蜀等郡十六。州及郡治，均不变，蜀汉据蜀四十九年，统治四十二年，都成都。西晋益州领八郡，蜀郡及州治不变，巴郡则属梁州，州治汉中，郡治仍旧系江州县。成汉时蜀仍属益州，州及郡治不变，成汉政权都成都四十三年，巴郡属荆州，郡治因战乱不稳定，有一段时间治江州县。东晋除巴郡改属梁州外，巴蜀二郡未有变化。刘宋仍由东晋旧制，南齐除巴郡属巴州（治所奉节）外，蜀郡及益州不变，梁益州及蜀郡不变，巴郡属楚州。蜀郡及益州仍不变，巴郡属改梁代置巴州，北周益州及蜀郡不变，巴郡复属楚州。

到了隋朝，蜀郡及益州不变，巴郡复改楚州置，后改为渝州，此乃渝州得名的开始。唐代有四变，主要的是剑南道东、西川，西川及成都府治所成都，东川治所梓州（三台），渝州属东川，州治巴县。前后蜀时间，成都为前后蜀国都，渝州仍置，州治巴县。宋代分为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成都府路路治、府治均为成都，渝州属夔州路，路治奉节。除了将恭州升为重庆府，府治重庆，一仍北宋。元朝设四川中书行省，包括成都、重庆等府，省治成都，四川省的称呼自此始。其中明玉珍大夏国都巴县十年。明设四川布政司，司治成都，包括成都、重庆等。清朝四川省设五道，成都属绵龙茂道，治所成都，重庆属川东道，治所巴县。一九一四年前设五道及一个特别区，成都属西川道，治所成都，重庆为东川道，治所巴县。成都一九二一年建市，并于一九二八年定为四川省会，重庆一九二九年建市。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三九年五月五日升重庆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四零年九月六日定为陪都，四六年五月五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综观上述历史，成都、重庆可算巴蜀大地上开发得较早，且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但成渝两地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等均衡的。在近现代以前，重庆输成都远胜，这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秦汉迄今，成都的城址、名字及治所（省、府、郡等）均没有更徙，使得成都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文化的底蕴，是重庆不能比拟的。汉赋四大家，四川有司马相如、杨雄、王褒三家，前二位都属成都。汉代，成都仅次于洛阳；唐代“扬一益二”，是中国最早的刻书发源地；宋代，第一张交子诞生于成都，且成都、眉山为当时三大刻书中心，形成了影响极大的蜀学；由于元末抵抗蒙古的战争，大批名门望族东迁江浙，成都在各方面开始萎顿。特别张献忠屠蜀给成都及四川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从清顺治到咸丰二百二十年间，文化衰败无振，“由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搜集清代作家一千五百余人，而四川籍作家只有二十二人，占1.5%；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入传的四川只有十八人，占2.5%；清人张应昌编选《清诗铎》一书，从清初迄同治收诗九百十一人，四川人入选者只有十人，占1.1%；清代经学极盛，阮元、王先谦《皇清经解》正续编，搜集清初至嘉庆末几一百八十年间的经学著作，共收录三百九十八部书，作者一百八十五人，一个四川人也没有。”（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可以想见四川文化荒芜的惨状，此前文风很盛的成都岂能幸免？

直到晚清张之洞主政四川、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新学兴办以来，巴蜀文化才得到了真正的勃兴，尊经书院和新学堂里诞生了一大批近现代的著名学者、作家如廖平、吴虞、张森楷、杨锐、刘光第、蒙文通、李劼人、郭沫若、巴金、周太玄等。其中史学家张森楷先生便是重庆的皎皎者，今得暇抽读《张森楷史学遗著辑略》（唐唯目编），弥增敬重之情。不过，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与近现代以前相比，重庆或许由于基础相对较薄，发展速度在不少方面赶上或超过了成都。且不说抗战后重庆成为陪都后的迅猛发展，成都远为不及，单举宋育仁在十九世纪最后两年的选择，便可看到一些重庆得风气之先的端倪。1897年11月宋育仁于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半年后的一八九八年才于成都“蜀学会”创办了成都第一家近代报刊《蜀学报》。数年后，一九零三年五月，重庆巴县革命志士邹容的《革命军》于上海书局刊印。

即便是百年后的今天，从文化上看，重庆依旧无法跟成都比，因为重庆一直是座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可参看游时敏先生所著《四川近代贸易史料》等书）。从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起，它一直扮演着水码头的角色，成为货物集散地和工商业活动中心，能出现像卢作孚先生这样的大实业家——非常幸运，前不久我曾重值搜得他手下职员两册六十年前的日记本，记录非常完整而详细，对了解彼时的重庆及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中的贡献，均至为有用——却没出现过像李劼人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和出色的乡邦文献研究专家。四九年政权易鼎后，重庆成为四川的重工业基地。五四年成为四川省辖市后，在财政和其它政策诸方面受到制约，发展的脚步放慢，成都的发展因此受重庆之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切不能成为重庆人骂成都人的理由，这不过是拜政府政策所赐而已。可以骂政策之不公，可以骂行政者无良好计划，可以骂政府之无眼光。否则重庆人的热血真是用错了地方。

四：观我成渝

“观我成渝”其实就是“我观成渝”的倒置。不过这倒置不完全是文字游戏，因为“观我成渝”看得出我对成渝两地不偏不倚的双重情感。长于重庆乡下，学于锦江河畔。童年对人的影响，既深且巨。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说，童年是对人最伟大的馈赠。我的个性及情感奠基于故乡，因此从个性和情感上讲，我更接近于重庆。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或许把它的作用夸大了，但知识对一个人的改变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我求学谋生于成都，理智上更接受成都文化诸方面对我的熏沐。每当看到成渝两地的人无端吐口水、互相掐架、无度谩骂，便感到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在内心激荡。

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与家兄路过菜园坝，餐馆一溜呈半月形环状展开，多得数不过来。正惊异间，忽见整车整车的人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据说是严打的成果，后来才知冤鬼无数。就在此时，一声巨吼把我跟家兄吓一大跳：“过路的，吃不吃饭！”家兄回答：“不吃饭！”“不吃饭咋个长大的呢？！”惹得我们差点与他们动起手来，这便是二十年前菜园坝火车站的重庆人。说句实在话，当时我就想，虽然我们是乡下人，这样的重庆人的确你无法喜欢。老实说，经此一吼，市区里的重庆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佳。到得成都，一个人急于去看杜甫草堂，回来的路上，拿着地图无法找到学校。数问路人，按着他们的指引，越走越远，终至南辕北辙，最后只得找警察（老百姓怕警察，不到万不得己不找他们），才找到学校。这便是成都人给我上的第一课。经此一课，深感成都人的虚假让人齿冷，异乡的感觉特别明显。当然，要点出重庆十个优点，马上就能不费力地说出十个缺点，对于成都亦然。譬如，重庆人耿直但粗鲁，成都人虚假而温和；重庆人欺生，成都人烧熟；重庆人排外，成都人包容；重庆人容易交友，成都人常只是熟人；重庆砣子硬，成都嘴巴狡（在文革时便是重庆真武斗，成都武斗会宣传）；成都假打，重庆来真格；成都自嘲兼嘲他，重庆嘲他兼认死理；成都闲散，重庆急促，等等。不一而足。

成都人历来是拿大的，视四川所有外地人为土包子。但四九年易鼎后，成都人改变了很多。因为新政权重新洗牌，拿个大铲将传统的锅里面所有东西，来个天翻地覆，不少社会精英都非本土人士（重庆洗牌的程度便没有成都充分，因为它不省会，干部愿去的相对不多。同时今依然有重庆本地当最高领导，而成都市则绝少）。虽然还有一些人存有随意视别人为“弯脚杆”（对乡下人的蔑称）的想法，但数量已大为减少。另外，成都人的虚伪也是有目共睹的，路上遇着人，说多久“口子上吃茶”（因为过去茶馆一般都在两街交叉的街口），你千万别相信，因为这只不过是客套话而已。成都务虚不务实，好玩不斗狠。文革时两派“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简称）与“826”争斗，曾有一派去殡仪馆借得死尸数具（用完了又还回给殡仪馆），抬着上街去另一派驻地游行，名之曰：誓为战友报血仇，血债要用血来偿。拚命宣传，置对方于道德上之不义，从此战而胜之。而重庆的红卫兵派系斗争，死伤无数，其情之惨烈，不亚于一场攻坚战之大型战斗。沙坪坝著名的红卫兵公墓葬得胜派“815”死者小部分，约四百余具，最小的只有十四岁；而失败的“反倒底”一派则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两派死伤人数之巨，至今是个未知数，为全国红卫兵战斗中之少有。这便是无所畏惧，好勇斗狠，耿直粗蛮的重庆人。当然你也千万不要就此得出成都人一定胆小怕事的结论，抗战时为民族捐躯的王铭章、李家钰等英雄，都是成都人。一九三八年，当王铭章师长的遗体从腾县战场运抵后方，到达重庆时，重庆万人空巷，举市悼念。其情其景，让后子如我等，至今感念不已。

成都的缺点，我已在诸多文章中，大加批判，不想在此重复。这里主要来指陈一下重庆，因为我这人素不怕任何所谓的挑衅。他日有暇，说不定我要专门写一本《重庆批判》亦未可知。重庆这几年直辖过后，在经济建设上确有不少改进。但有些浅薄的重庆人，专门跑成都来，拍些照片弄上网络，比谁的楼高（听说还开着大奔，带着尼康，真有暴发户的勇敢。说实在的，只有全无自信的人才会这么做）。要比高楼，你永远比不过纽约，难道你的目的就是一辈子与成都较量？何况高楼并非全是好事，影响采光、使城市变得单调，毫无个性可言，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不妙的。高楼鳞次栉比，但城市整体规划不显现以人为本（譬如交通中红绿灯的遵守和过桥费的收取，这方面重庆可改善的余地相当大），不便民众，这样的高楼不要也罢。

更为可笑的是，一些重庆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夜郎自大。可怪的是，重庆的传媒基本上不发自我批评的文章，何况外地的批评？几年前我曾应重庆媒体之约，撰文批评这一点，可惜最终因怕激起反对而未用，这在成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对成都的批评到痛骂的地步，但像我这样常以骂成都负面因素为乐的人，成都传媒几乎从未拒绝过。更为不堪的是，我对成渝两地以及四川各地的乡邦文献均有搜罗，而且所得不少。与成都相比，重庆人对重庆的研究几乎是一堆粗放的资料，翻一翻孟广涵主编之《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就可知我所言不虚。只有彭伯通先生著的《古城重庆》、编的《重庆题咏录》（他笺注的《沧白先生论诗绝句百首笺》也是整理重庆人物著作比较好的）是少有的用心之作。再如关于重庆作为陪都八年的历史，至今似乎只有《陪都文化论》、《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类大而无当的书籍，不仅资料不全，且无甚见地，更不用说能弄出出色的个案研究。放着好端端的东西研究不出货来，这说明重庆作为水码头，虽有商业上的冒险精神和闯劲，但在文化修习上，却是浅尝辄止，浮表不堪的。一座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想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现代都市，在我看来是困难的。

成渝两地各自的优长及缺陷，都不少。倘双方继续大打无谓的口水战，不只徒耗心力，且自废武功，损人不利己，殊无谓也。何如各自尽展其才，使巴蜀在分而治之以后，来一个兄弟和好的共同繁荣？则祖先有灵，亦当含笑，为我们浮一大白。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005年1月5—7日病中于成都反动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