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不靠谱_来源： 林柏墙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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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靠谱_来源： 林柏墙的日志
(2011-06-22 23: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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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
中国
黄律
王箐丰
理想主义
文化
        分类： 浙大日记

本来昨天我跟黄律说要写点东西谈谈我个人对割鼻事件的看法，但是经过再三的考虑，我觉得这么做并无必要，因为根本分歧其实不在于此。我觉得反倒有必要谈谈李硕和王箐丰、黄陀这两个人的争论。

本来我对校内这帮意领们的纠纷是尽量回避的，上回李硕大战王箐丰，我没忍住多嘴了两句，结果李硕不断发动“召唤基友”，把我那几句话的截屏贴得到处都是，让我深有祸从口出的感觉。本来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旧事重提也不应景，但最近性质基本类似的黄律下推事件让我越发感觉这种回避问题的态度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因此出来说一点不中听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硕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特别会伤害理想主义青年的情感，他认为那些留在国内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根本就是在痴心妄想，其作用是杯水车薪，相对于整个现状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对王箐丰这种立志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中国的人来说，李硕所否定掉的是他的努力、他的人生理想。尤其是，站在王的角度上来说，李硕的观点很难从技术角度来批驳，因为当前的现实是中国的理想主义青年们确实还没干出什么像样的实绩，你硬要说自己能干出什么来，在外人看来会有不要脸的嫌疑。王箐丰当时发了条状态，叫“根据此逻辑，劝跑路的人可以用说，反对跑路的人只能‘用事实来说话’，双重标准莫过于此”，其实就是内心无奈的写照。

“跑路之争”只是一个导火索，王箐丰对于李硕，是长期积怨但有口难言，他日一旦爆发便不可收拾，所能采取的回击策略也只会是从道德角度说事，并且进一步强调自己的理想（参考他当时所转发和原创的一系列文章）。一个谈现实，一个谈理想，这场争论只可能是鸡同鸭讲，结局必然是不欢而散。在黄陀那篇告别帖下，王箐丰也回了一句：“谁爱在这里唱衰慢慢唱，我们都不奉陪。”这个才是两人矛盾的实质：李硕同志自娱自乐的“唱衰”，无意伤害了王箐丰同志的情感（当然两人吵架之前是无意的，之后吗，我就不说什么了）。时隔这么久王箐丰还要借机重提一下，可见这种伤害有多么严重。

李硕这个人IQ很高，王箐丰也是个有正义感的大好青年，都是我所欣赏的对象，本来我是谁也不想得罪的。但是观察到事态的后续发展之后，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给中国的理想主义青年泼泼冷水。二十多年前XX事件里的大学生就是一群典型的理想主义青年，他们当时之所以会表现得如此勇敢，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况严重误判这个前提之上。这些学生认为：我党是不可能杀人的。凌晨两点屠刀快要架到脖子口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自己所将要面对的充其量不过是棍棒和橡胶子弹，年轻人身体壮，一天七十七发橡胶子弹完全承受得起吗。至于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到最后关头，上去拼命的都是市民，倒是学生井然有序的撤退了。市民的愤怒才是真实的，学生表现得“勇敢”只不过是因为把对手想得太软弱而已，当他们发现原来情况比自己预料得要严峻得多之后，这些人马上就退缩了。这种因低估了现实困难而变得充满伟大情操的人，在我看来甚至都不该算是理想主义青年，而是幻想主义青年，而社会的改变需要的是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不是那些低估风险甚至乱捅篓子的人。中国那些信奉民主思想的青年往往把长辈一些善意的劝诫错当成是麻木不仁、犬儒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他们自己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长辈也许对民主理论的理解没有他们深刻，但在某些方面的判断却比他们高明得多。

但我还是很尊重并理解这代学生的，毕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剧烈变化之后，整个社会跟毛时代已经大不一样，华丽变身之后的共产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党，总得有一些炮灰先上去试试才知道。但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后人还不吸取教训的话那就有点傻帽了。以前由于我很少跟同龄的民主派打交道，所以没有料到人人网上的理想主义青年居然有如此之多，在看了王箐丰那个参选人大代表的声明以及下面的评论之后，我顿时被震惊了。底下留言的群众居然纷纷叫好，有人甚至评论说参选人大代表是当今想改变社会“最安全的途径”，从我的眼光来看，这显然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对中国政治缺乏了解而导致的幼稚病。中国在人大参选上面栽跟头的人早就不是一个两个，一点也谈不上安全，至于80年代初的选举潮更是搞得轰轰烈烈，远非今日之状可比，很多人把最近的参选潮当成是某种公民社会到来的契机，完全就是伤疤没好就忘了痛，这种状况简直让我感到恐慌。当时我赶紧发了条关于姚立法的状态（就在我敲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姚君又神秘的失踪了），而且我在发之前就有预感，肯定会有很多人把我这个状态解读成说风凉话、泼冷水、从侧面战场支援李硕。至于后来这个独立参选潮的实际发展情况如何，大家自己都看到了，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王箐丰跟李硕对喷的时候，我虽然觉得王箐丰表现得很是“伤不起”，但是出于对他个人的喜爱，我一直努力想把他跟其他理想主义青年区分开来，觉得王应该是那种想清楚后果之后打定了主意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死士。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我甚至干了件蠢事，就是隔三差五的跑去对他的选举事宜表达在他看来可能会显得很突兀的关心和支持。后来我算是想明白了，这属于重度自我催眠，情感影响理智，表面上是支持王箐丰，实际上是想欺骗自己：王兄，我真没把你跟那些人联系到一起。而我的理智告诉我，一个人的理想如果脆弱到了经不起别人的“唱衰”的地步，那么他的觉悟肯定还没做好。

至于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党呢，我可以很负责的说一句，卡扎菲在我看来都只能跟我党平起平坐，我党只是还没遇到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而已。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中共在过去实施计划经济，对国民财富和经济自由进行全面控制，这种极端的控制要想进行下去，非采用极端的暴力不可，老毛的合作化政策就是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清洗而推行下去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把共产主义玩到极致的国家都有一段剧情高度相似的恐怖史。而且由于计划经济理论具有极大欺骗性，从表面上来看是合情合理充满先进性的，我党一旦认为实施计划经济是合理的，那么为了实行计划经济所必须使用的武力当然也是合理的了，因此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基本没什么道德负罪感。

改革开放之后我党虽然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但过去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经验还是存在的，一旦他们决定镇压，其手腕是以一般人的智识所根本不能理解和想象的，XX事件还只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这次事件对于我党来说实际上是个极其关键的十字路口，因为78年前后的改革形势是完全不一样的，78年的经济改革大家都能捞到好处，而诸位想要的改革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共产党的利益全面受损。既然这个改革必然要触碰到我党的核心利益，那么能做到这件事的人必然是某个拥有极大政治实力的强人或强势团体（当然，这个人或团体还要碰巧肯为人民服务才行）。很不幸，小平同志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位强人，今天的中国是没有这种人的。最牛逼的强人显然是老毛，这是由他对我党的贡献所决定的，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政治实力，他可以用文革这种方式随意的得罪体制内的人。而小平同志的政治资本是通过在老毛死后代表那些利益受损的体制内人士打倒了继承毛旗帜的凡是派来获得的，他这种要等老毛死后才敢动手的人，其党内权威明显已经下降了一大截，后续的江胡这种点名接班的更是连提都没必要提了。邓在这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其实已经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在他死后，体制只要仍然对体制内的人有利，体制内的人就不会去改变它，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赵XX生前就说过，邓是中国有能力推动改革的最后一人，假如没有XX事件，他顺利接班，以他的能力依然无法推动政治改革。如果连体制内的人都无能为力，连赵XX都无能为力，各位还在体制外幻想着“渐进改良”、“非暴力运动”的人请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有点太把自己当根葱了？

这个体制维持下去的前提就是要对体制内的人有利，其做法是靠开放掠夺权来保持经济上的吸引力，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来，我国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根系极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中国的政治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赤裸裸的money issue，不是因为他们拒绝民主、拒绝自由、拒绝人权，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放弃进行二次分配的权力。在伟大而万能的金钱面前，你的那些大道理再怎么正确，理想再怎么光辉，对利益集团而言也不过是个渣渣（不要说是利益集团了，现在普通中国人一走进社会，整天忙乎的也是勾心斗角，学生相对而言是最纯真的一个群体）。你想去撬利益集团的钱包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你这个人有可能让官员损失两千块钱，他们就会用两万块钱来对付你。他们捞钱都是捞进自己的私库，对付你的时候用的则是公库（这些人甚至会拿出十万，其中八万装进自己的腰包），你觉得自己有几条胳膊几条腿够上去送的？如果你现在还生活得还挺安全，那是因为对他们而言你只是一个nobody。

今天的所谓“渐进改良”、“非暴力运动”，往往是通过降低自身对党的威胁度来进行风险控制，这就意味着改良派所梦想的“和平演变”必将是一个极其极其极其极其漫长长长长长长长的过程。但是我党根本就不会给你任何时间，他们掠夺的速度比你的改良要快得多，中国人愿意忍耐到什么程度，我党就可以掠夺他们到什么程度，这个过程必然会制造出大批走投无路而不得不使用暴力来进行反抗甚至泄愤的人，中国社会的暴力化将不可避免。我在《要想跑得趁早》里就说过，中国的现状是共产党和民主派之间的赛跑，一方开启民愤，一方开启民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民主派毫无悬念的完败，诸位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说“时间”对改良派而言是最为奢侈的东西。改良派今天可以坐在家里高谈阔论他们的高尚道德和非暴力愿景，那是因为他们还有大把的未来可以挥霍，而底层的民众是没有未来可言的。中国的未来最终将由这些没有未来的人用他们仅剩的最后武器来改变，你我这样还没被逼到绝路的人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戏份的旁观者甚至不幸被流弹擦中的倒霉蛋罢了。

当然，改良派到最后关头可能也是稍微能派上点用场的。在群众的实力逐渐接近政府的时候，能在两群杀得眼红的人中间牵线搭桥并达成一个合理deal的正是那些不参与到暴力之中的中间派，这既能减少屁民一方的伤亡又可以让TG带着他们的人民币体面的退场，顺便还可以青史留名窃取一下革命胜利的果实。双方保持拉锯的状态基本上只有短短的一瞬，群众和政府之间往往今天还是东风压倒西风，明天就变成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时候是没有人需要中间派的，所以这个事儿也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是一个个都像现在这么天真可爱，我感觉这件事让他们来办基本没戏。本来知识分子是大脑，群众是手脚，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畜无害，喜欢干自断手脚的事情，到时候群众肯定当他们是一群傻逼，海外民运里的疯子摘到桃子的可能性都比他们大。

所以说，虽然我认为中国最终会演变，但这个演变是建立在鲜血、混乱甚至分裂的基础之上，更悲剧的是，演变还不一定会有，天下大乱倒是确定无疑。而这份代价，至少我个人是承受不起的，我也建议诸位仔细思考一下，你到底是有那个觉悟呢，还是你觉得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有我说得这么夸张。李硕的想法比我更为悲观，因此我们两个人是绝对不会说“我们风雨兼程，我们义无反顾”这种话的，如果我们俩说这种话，那就是表里不一，诚心忽悠别人去送死。而且我个人建议，这种贩卖希望的心灵鸡汤型文字还是少写少看为妙（哪怕它是用来激励人向善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才更需要理智，空有激情的人只能当炮灰。说句难听的话，我私下里甚至称这种文字是“民主派里的成功学”，跟这几年流行的咆哮型企业文化倒是颇为类似。

理想主义青年如果想不明白这个体制到底有什么能耐，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我对暴力消灭体制内人员根本就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个政府在二十多年前做出的选择，已经决定了非以暴力无法沟通，so be it。哪怕还有一丝的可能性，我都不想往这个方向考虑问题，但现实归现实，愿望归愿望。所以我开篇就说了，现在看来，跟黄律争这些问题也没意思，这不是道德准则问题，而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偏差。而黄律也是整天吵吵嚷嚷着要回去报效祖国、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的，上周我跟他一番长聊，黄律居然对我说：你信不信，中国政府现在照样不敢杀政治犯（大意）。我只能在内心高呼一声“妈呀”。

当然这个问题争不明白就拉倒了，大家没有必要思想统一，理想主义青年们觉得我道德败坏，我表示完全无所谓，至于他们爱跑去洗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一场错误的豪赌，我好意规劝几句，基本就算是仁至义尽了，实在不听我也拦不了，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搞笑的是最近黄律和李硕的税制之争，那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先是李硕写了篇《罢税与罢工》，黄律遂以《防止极右》驳斥，李硕又写了篇《三种逻辑》（我个人的阅读顺序是，第二篇，第三篇，第一篇），中间李硕还穿插了一篇特别没品的《意领养成指南》，略过不谈。李硕写完《三种逻辑》的当天晚上，黄律就在推上告状：你看李硕又胡搅蛮缠，逻辑错乱，语言恶毒……再加上一些个人原因，黄律宣布要废除他的推特账号，第二天发了篇日志，叫《不谈国事》。这个删推的举动简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在这个星球上，胡搅蛮缠、逻辑错乱、语言恶毒的人起码也数以亿计，怎么一个李硕就能把人给活活“逼”走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李硕肯定话损嘴毒，这是毫无疑问的（回头我再批斗他）；但是不是逻辑错乱、胡搅蛮缠，那恐怕就很难说了。本来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参与国际口径的左右之争的，除了最右端的无政府主义必然会演变成独裁、导致我会主动去反驳之外，我认为左派与右派的意见并不牵扯到基本原则，双方的看法都有可取之处，至于政策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共识。左派右派之所以争论不休，就是在试图让人们去改变原有的共识，我倒更乐意去做那个被说服的人，因此对双方的观点保持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非要进行一场左右之争，比如说论证累进税和单一税哪个好，我个人认为双方应该做的是说明自己支持的税制可以带来哪些好处，而对方支持的又会导致哪些坏处，让人们自己权衡。在这类问题中，怎样有策略的说服对方才是最为重要的（虽然中国问题不在国际口径的左右之争之列，但原理也大体相似）。

很不幸，黄律和李硕的争论不是这么进行的。黄律在那篇《防止极右》里的主要观点是这样：社会共识决定了政府有权力对贫富状况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税率；政府根据社会共识行使前项权力，采用了当前的累进税制。在我和黄律的私聊中，黄律非要把这两句分开来说，其实简化一下就是：累进税的存在是符合一系列社会共识的。

除此以外黄律也谈了一些为什么累进税是“好”的（按他的词来讲叫rational），这个稍后再谈。

问题是以我对李硕的了解，李硕当然知道累进税是符合社会共识的，如果他要表达对单一税的支持，他只会说这种共识会导致糟糕的结果，因此这两个人实际上也在鸡同鸭讲。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地球上不会有哪个人认为累进税是不符合共识的，所以黄律那篇文章给我的感觉是相当多余而蛋疼，而且标题“防止极右”这种词汇的出现更让我隐隐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要借共识之名彻底消灭“异端邪说”一样。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针对李硕的，所以也没太当回事，只在文章下面随口提了一句行文带入了“个人情感”。

一般来讲，鸡同鸭讲的典型状况是一方不停的说鸡，一方不停的说鸭，说鸡的人以为对方在说鸡，说鸭的人以为对方在说鸭。但假如李硕在说鸭的时候你说鸡，李硕还真会变成一只鸡，而且还是斗鸡，于是李硕立刻写了那篇《三种逻辑》。这篇文章其实也不符合我的左右争论观，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夸单一税好批累进税差的内容，完全是对黄律文章的针锋相对。

关于黄律提出的社会共识问题，李硕提出，以前女人没有投票权也是社会共识，迫害同性恋也是社会共识，符合共识的未必就是好的。本来社会共识就是一直在演变的，以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过去的很多共识都是瞎扯淡。当然，黄律也可能只是想说政府有权搞累进税这一点符合共识，并没有想说符合共识的就一定是好的、不可改变的。总而言之，两个人在他们其实应该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上各自发表了一通废话。

至于黄律是怎么证明累进税“rational”呢，他在文章里用了个归谬证误法，说人头税比单一税更不“劫富济贫”，然后把人头税批了一通。李硕对他的回应基本上是技术性击倒。

接着黄律抛出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李硕亮出了诺齐克。这两个人的理论我就不多废话了，各有可取之处，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两个人的学术地位也不相上下，我个人虽然支持诺齐克多一点，但我觉得为这种事争得撕破脸皮根本就不至于吗。

排除掉李硕各种攻击性言论，单取双方的观点，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逻辑错乱或者胡搅蛮缠的问题，当然更不至于到能气得一方删推的地步。李硕说话确实难听，但观众们也不能停留在光看哪边说话好听的水准上吧。

我的经验是，当人们为没必要争吵的事情而争吵的时候，背后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黄律自己也算是承认了，他是反对整一套“李硕思想”，我问他李硕喜欢单一税有什么大不了的，对社会又没什么危害。黄律说了，怎么没有危害，李硕支持皮诺切特屠杀共产党人（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李硕混蛋，刻意维护皮诺切特伟光正的形象，我对汪精卫都没那么爱护。黄律要是喷这个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李硕是整个极右思想体系都有危害——这个就是问题的实质，理想主义青年和玩世不恭的嘴贱男价值观彻底不兼容，借所谓的税制问题打一场局部战争而已，本来就不是来就事论事的。如果是除李硕之外的人喷累进税，估计黄律都不会当一回事，但是同样的话从李硕嘴里说出来，那就显得格外的可恨了。

当然黄律是不承认他在打局部战争的，昨天我苦口婆心的跑去劝架，黄律估计是在气头上，说话越来越不上路子，什么李硕根本看不懂他在说什么，没经过名师系统指点，民科水准，选择性偏见，跟他不是一个档次，不是一个话语体系……李硕都从鸭变成鸡了，他怎么可能不懂你在说什么？而且我觉得有效的交流就应该是跨越不同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别人的本意，怎么还一个话语体系就比另外一个高人一等了？今天黄律又冒出来一句更牛逼的，说这要放在古代他就要骑着马去找李硕决斗。我是越劝越觉得绝望，装逼的说一句，这完全就是三岁小朋友在打架吗。

李硕这个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我一般都不太忍心去伤害理想主义青年的，李硕不知道是傲娇还是怎么着，没事就要跑去撩骚，而且怎么看都是恶意撩骚，活该他被千人骂万人喷。前段时间我和黄律、李硕搞杂志的事情，本来我想找王箐丰约稿，李硕说了，有王箐丰的稿子他就退出。当时我就想我回国上访算了这样就可以住进精神病院了，你们这帮小屁孩到底想干熟么吗。我当然是不希望李硕退出的，苦劝数十分钟无果，最后只好忍痛割基友，跑去找王箐丰了，倒是被王箐丰婉言谢绝，让我长舒了一口气。现在李硕和黄陀又在这儿闹，我真不知道这个杂志还要怎么个搞法。

Anyway，我对李硕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他反正没有拯救祖国的伟大理想，这辈子没必要讨好谁，爱怎么着都是他的自由，起码他个人的价值体系是自洽的。对那些有志青年而言就是另一回事了，前天多爷在推上说了句至理名言：李硕这个人虽然混蛋，但放在中国人中间已经算是只小天使了，以后你们回国遇到的都是李朋鸟那样的，再不济也是李刚那样的，一个李硕就让你们要死要活的，你还想搞个毛的政治吗，铁定被人生吞活剥。今天又看到什么号召大家抵制李硕了，什么人人网最恶劣的用户了，我反对李硕的程度已经接近我反对共产党的程度了。我觉得我真是跟你们玩不到一块，我现在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本来是我最不喜欢掺和的，讲矫情点，要不是珍惜跟列位的友谊，我真想看你们一个个二死算了。

PS：黄律要求我在末尾补充一句：

【 不认同本文对其观点和言论的引用和解读，对批评有则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