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记忆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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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毛岸英之死真相的争论引起的思考

                                                                                                                                刘亚伟



一、

是因为看到刘思齐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我有几句话特别想说出来。我住院的时候有个同事去看我，告诉我网上有人写毛岸英是因为做鸡蛋炒饭而暴露目标的。这些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言论让我非常难受，因为我……我就想到，一个烈士献出他生命的时候只有28岁，他在献出自己生命前，遭受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他是活活烧死的，除了古代的凌迟，没有再痛苦的了。网上究竟是什么人，可以对这样一个烈士说出那种话来？他们的心得是多么冷酷？鸡蛋炒饭！朝鲜战场那么艰苦，哪里来的鸡蛋，哪里来的大米，那时候他们吃的是没有破壳的高粱米，排出来还是一粒粒的。”



我不怀疑刘思齐老人说这段话时所表达的愤怒的真诚性，也能理解她作为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的感受。但是，情感的真诚属于个人，历史真相属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个人的情感倾向不能替代历史事实的真相，个人的感情真诚不能代替当事人说出历史真相的真诚。更不能成为阻止见证人说出历史真相的理由。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记忆，应该对谁宣誓效忠？



这篇小文不准备评价那场战争的必要和正义与否，做出这样的评价需要更多历史真相的还原，需要更多历史档案的解密，需要时间带来的冷静与理性，需要更专业的史学眼光史学修养。



二、

论年纪，毛岸英是我的父辈，对于他们这一代，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我无意冒犯一位早已逝去的人。

然而，对老一代的尊敬爱戴，不能代替或阻碍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追寻。

建国之初，正是一个造神的年代。

辛亥革命之后，国家的四分五裂、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历史，提醒刚刚夺取了政权的执政者，警惕那个混乱局面的再现。而制造、形成和保持对领袖的崇拜，是被历史反复证明、屡试不爽的最便捷和有效的途径。包括关于领袖的一切，都必然地纳入造神的轨道。



对已有结论的质疑，对见证人证言的传播，不仅不会影响在那场战争中捐躯的人（包括毛岸英在内）的真实的价值与意义，相反，以客观诚实的态度来追寻真相，恰恰是对他们真正的尊重。



这场争论的普遍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让后人进入历史现场。

个人记忆，是通往历史现场的返回之路。

通过当事人的见证，把过去变成曾在，感受六十年前那个历史现场的气氛，倾听在场人的声音，触摸他们的脉动与体温。



三、

毛岸英的死，对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后人有诸多揣测，比如毛性格的变化，心态的变化，毛对民主人士态度的逆转，反右、文革等等此类大的运动的毫无顾忌的发动，对战友们毫不留情的清洗，他的退隐与复出，他对身后事的忧虑，尤其是他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对林彪当接班人的选定与疑虑……都是值得联系起来考究的课题。



有一个后果不容否定：对于毛泽东，对于刘思齐，对于毛岸英本人，对于彭德怀，毛岸英的死都是一个悲剧。以致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庐山面对彭德怀的万言意见书又一次提及此事时，竟说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的失态之言。



今天，我们能分享杨迪、丁甘如、杨凤安、王天成等当事人的记忆与见证，说明了社会在进步。



四、

我注意到，争议双方的话语中，屡屡提及那间兼具彭总的住处、办公室、作战室等几种用途的屋子，显然，有人强调作战室，更有利于把毛岸英塑造成一位英勇的战士。

这些见证人的叙述起码已经颠覆了“正在作战室工作”这类含混不清或故意模糊的表述，以及“处理紧急公文”这样的明显的谎言。（见我的另一篇博文《毛岸英之死真相——疑义相与析》）



“热饭”与“蛋炒饭”的不同表述，也与上面的强调作战室的心理相同。“热饭”是每个人生活之必须，而“蛋炒饭”，尤其是用朝方高层送给彭总的很稀缺的十几个鸡蛋炒饭，在那个特殊环境下，就显露了毛岸英的特殊身份。

驳斥杨迪的人宁愿选择“热饭”而回避“蛋炒饭”。这都是政治正确的需要。

其实，“热饭”是不是以“蛋炒饭”的形式来热，已经不那么重要，虽然几位见证人都明确地说，是在“蛋炒饭”。



五、

一个年轻的，有着光明前途、无限可能性的生命，在凝固汽油弹的烈火中被活活烧死，那个惨烈的场景，令我们这些与之关系疏远的后人，在六十年之后，想象一下，仍能感到战争的残酷，从而生发出深深地悲悯。

但，这种悲痛不是因为死者是毛泽东的儿子就会特别不同。

今天反思那场战争，是为了更牢固地记住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8万志愿军战士，那些死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

我希望这种感受所唤起的，是对战争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大最邪恶的暴力的反思与警惕，而不是仇恨。18万中国人的死，已经充分地展示了人类的苦难、命运的悲惨，以及生命与死亡的不可承受之轻。

今天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如何避免，这就需要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厘清所有的关键细节。魔鬼躲在细节里。

这就是我们热衷参与争论，进行思考的意义所在。



六、

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1951年生于荷兰，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在其《记忆的伦理》中，格外担心有人把“记忆的伦理”误解或故意歪曲为“记忆的政治正确”。

这种政治正确的记忆往往被美其名曰为“传统”，马格利特称其为“传统主义”。他指出， “传统主义主张的是忠诚于过去，而记忆的伦理则是要弄明白，就记忆过去而言，这种忠诚究竟是指什么。”

马格利特担心传统主义会把过去营造成一个用来支撑某个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神话。

他引用英国作家拉尔夫·英格的话说，“一个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个王位，但却不能坐在上面。”越是靠刺刀得到的王位，越需要武断营造某种正统的传统，某种单一的、决不允许别种解释的“光荣历史”神话。

而在现实生活中，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记忆必然是同时进行的。



七、

看现在拍的电视剧，为什么国民党军官都那么鲜活生动，而一当八路军、解放军，特别是高级指挥员、那些党的领袖出场，大多让人觉得不真实，假模假式，做作，不是相互交代剧情背景，就是打哈哈，相互开一些并不幽默的玩笑，或者说一些永远正确无懈可击的大话、套话、空话，就是没句“人话”。

政治正确压制了鲜活的人性。



八、

分享记忆，使那些历史见证人的个人记忆，通过叙述和在公共空间的自由交流传播，成为一种共同记忆，成为一种公共政治性质的历史凭证。



对单一记忆的营造，和对不同记忆的压制与禁绝，使记忆成为某些人或某个集团证明其政治正确的工具。

对历史见证人的证言证词给予道德上的指责，是压制不同记忆，营造和保持单一记忆的惯用手段。

这时候，忠诚于过去政治正确的结论，还是忠诚于历史事实，就成了许多当事人需要艰难面对的选择。许多当事人在这种压力下，只好选择沉默。

说出历史真相，原来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们努力还原记忆，不仅仅是为了记住更多的人，更是为了当下和明天。



九、

今天，在为朝战胜利欢呼自豪的时候，别忘了，那更是一场悲剧，一场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人类历史上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