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里：不可能的因果关系——如何理解集体抗议活动？

bridged

周一讲稿 | 多布里：不可能的因果关系——如何理解集体抗议活动？
2014-12-15 米歇尔•多布里 东方历史评论

翻译、整理：黄怡芸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10月14日，巴黎一大政治学教授米歇尔•多布里（Michel Dobry）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多功能厅举办讲座，以1989年东欧一些国家的街头抗议活动为例，探讨集体抗议活动涌现的原因及抗议成功的条件。以下为这次讲座的文字记录。



1968年5月3日，在索邦大学的院子内，举行了一场学生集会。警察将索邦大学包围，并且逮捕了所有参加集会的学生，但是由于警车不够多，所以警察就做了一个有点大男子主义的选择，他们释放了所有女生。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许都知道，通过被释放的女生的宣传，整个拉丁区都马上有所耳闻。于是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三、四千学生包围了拉丁区的警察局。这就是法国二战后最大的社会运动以及社会危机的开端。无论是学生、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还是警察、政治领导人以及政府，都完全没有预料到事情的走向。询问这一事件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这一问题，是无意义的。索邦大学内的学生集会是事先组织好的，是由激进分子领导的；但是在索邦之外发生的事以及其是否会在未来持续进行，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这对于当时被逮捕的学生的冲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作为集会的组织者，却完全未料想到此后轰轰烈烈的运动。

与法国五月风暴具有同样性质的历史事件还有很多，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代表性特点：集体行动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其得到了最初的参与者以外的其他行动者的配合。理解一个集体行动必须分析其他行动者的介入，比如警察对游行的镇压。这些行动者或同情或反对集体行动，但却可以说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所以这也是集体行动很难被某一方控制的原因。

每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在巴黎都会举行工会游行。人们因为传统而参加，因为自己的朋友参加所以也来参加，只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大家边走边聊天，这是一场没有紧张气氛、利益诉求的游行；这是一种仪式，但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动。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集体行动都是这一性质的，但是我们今天并不讨论这一类事件。近几年的劳动节，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也会参与游行，一个姑娘骑在马上打扮成圣女贞德的模样，引领游行队伍，这些人的游行具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以这样的形式给人以深刻印象并赢得尊敬。然而在极右势力中，也存在小部分更为激进的人士，他们会提出更极端的口号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竞争力，但是国民阵线的游行纪律负责人却会尽量遏制他们的表现，以防本政党的形象受到这些激进人士的影响。

1989年夏天，发生了不同寻常的情况。有一批东德游客在匈牙利度假，他们将会受益于当时匈牙利政府的一个偶然性的决定：放开匈牙利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国境线。这算是集体行动吗？我不知道，其定义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当时，所有的这些游客都是出于私心，人人为己，想要去西欧国家。接下来，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大批来自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想要经过匈牙利进入西欧国家。这些游客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纯粹因为个人原因，想要到别处去展开新的生活。东德政坛也出现了很多反对这种行为的人，大声疾呼：“留下来，不要出走，战斗在这里。”这些反对者在接下来会赢得广大的支持，但是他们很显然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明白这些游客个人的、“自私的”行为将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并最终导致中东欧国家政体的渐次崩溃，特别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例子就举到这里，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在理解这些现象时所碰到的困难。

我会快速地讲几个主要的困难。首先，集体行动、抗议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在历史上，我们见到过许多不同的形式：罢工、游行、占领工厂、扣押领导人等等。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劫持和绑架长久以来成为了一种很常见的、人们司空见惯的、具有地方合法性的集体行动。尽管形式多样，但是具体来说，每一个特定的国家中的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所能够采用的集体行动的形式是有限的，它不能够毫无限制地选择。每一个社会团体都会受到某一些集体行动形式的限制，所采取的形式必须是抗议人群所熟悉的，并且具有地方合法性。在这里，我要补充，集体行动特别是抗争性行为并不一定是让人愉快的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纳粹党运动、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抗议也确实都是针对当时的政府、制度进行的抗争性集体行动，还有例如基地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博科圣地等等都是集体行动的不同的形式，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所有组织所进行的运动都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现在，我进入正题。我希望破解一些偏见，也是批判我的许多学者同事们在解释集体行动的时候经常犯的错误。首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像我一样的政治学家等学者在面对集体行动（比如抗争、动乱或革命）时，永远都有解释。当抗争性行动发生时，他们立刻就会寻找原因，而原因是很容易找到的，通常都是切实关系到参与这些行动的人的一些原因和动力，比如，剥削、阶级压迫、年轻一代的失望、失业、排挤、社会流动性的缺失、统治阶级的非法性等等。总而言之，人们因为感到不满而参加抗争性集体行动。我自己曾经将所有法国知名社会学家对1968年五月风暴的解释做了一个汇总，虽然他们每个人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实际上大同小异：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职业的期望与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之间差距过大，他们的期待无法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极端愚蠢的见解：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请想象一下今天的学生会有多愤怒吧。这类见解并不是完全荒诞的，只是事实并不如此。失落这种情绪以及失落的人确实是存在的，大家只要看看学术圈的人就知道了。

在社会科学领域，应该问的问题永远不是“为什么人们会反抗？”，而只能是“为什么人们没有更频繁地反抗？”，我很遗憾这并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当代每一个社会的每时每刻，都存在很多有理由进行抗争性活动的人以及社会团体，问题就出在这种无处不在的不满以及始终存在的使人不满的理由之上，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所谓的集体行动产生的原因并未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让我们回溯历史，去看看1989年的中、东欧事变。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当时人们的反抗是因为中、东欧国家的统治阶层不具有合法性。也许这种看法有些道理。但是问题在于，（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这些政权在人民的眼中从来没有合法性，是1945年红军武力强制建立的，所以这样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思考。我所质疑的并不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而是人们的不满，这种人们加诸复杂事件上的、天真的因果关系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我认为，其解释力接近于零。如果不满产生抗议，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社会中，人们会无休止地进行集体行动。

第二个我要批评的观点，也是很幼稚的，但也得到了广大的拥护，那就是意识觉醒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是社会骚乱还是革命，其根源都在于被压迫阶级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被统治阶级奴役的这一现状。这个观点的确是值得尊重的，也确实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这个观点随后发展成“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并且被众多北美学者同时接受和追捧。但我想说的是，用意识觉醒的观点来解释集体行动，这是走进了死胡同。这个观点有一个十分天真的假设前提，那就是假设被统治阶层，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被负面特殊对待的”（negatively privileged）人们，其受压迫现状被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被马克思称为“人民的鸦片”的东西所遮盖。换句话说，被统治阶级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统治的现状。按照当代的说法，就是布迪厄先生提出的“象征性统治”。我曾经和他有过一次争吵，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对自己被统治现状的无意识”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原因很简单，而且也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的日常社会关系中，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哪怕我们自己并不想知道，但是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是怎样的。简要地说，被统治阶层绝对清楚自己的现状，即使他们自己不愿意知道。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自愿奴役论”。

对我而言，这种“意识觉醒”或者说“受奴役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奴役”的观点，纯粹是知识分子以自我为中心做出的判断，在他们的眼中，受统治阶级如果要做到意识觉醒，必须依靠一种外力的启发和开导，需要接受拥有其他思想资源的人的帮助。这个观点也会引出有关“革命意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陷阱。20世纪（在此前可能也有萌芽）的一大魅力在于，每一个人都被定义成是“职业革命者”，这就是列宁的作品《怎么办？》的历史意义之一，是他发明了“职业革命者”这个概念。问题就在于，任何抗议性集体行动或者更极端的革命，并不是按照革命意识来进行。也就是说，革命的前提或先决条件并不是革命意识。假如我让我的学生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对象是参加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而我们在1788年调查他们进行革命的意愿。我当然立刻就能预测调查结果，没有一个参加革命的人是有革命意识或者事先有进行革命的计划。有一个英国民间学者真的做了这样的调查，他依托史料、文献证实了我的猜想。他的研究成果显示，革命者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参与的历史事件或运动，也就是说，革命进程产生革命意识，而不是反之。

第三个我想要辩驳的观点是，任何集体活动都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目的。其实，我的很多学者同事就是这样定义集体行动的，也就是一群人为了一些共同的目标所进行的活动，在这里我不想点名，也不想跟你们提Charles Tilly的名字。我认为这很愚蠢，这是真正弄清楚集体行动和抗议行为的一大障碍。为什么？我的论点很简单，因为每个个人、团体、社会阶层参加集体行动的原因、动机及利益诉求总是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他们之所以会参与到其他社群发起的集体行动中，完全有他们自己特殊的、独立于他人的因果链。这些个人或群体的参与使得集体行动具有了新的历史走向和意义。这个观点在历史上许多大型的集体行动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比如说我之前举过的所有例子：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游行的学生和占领工厂的工人参与革命的因果关系必然不同；我们再看看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参与者是否都抱着同样的目的，我们能够断言他们都是为了在本国建立民主制度吗？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所有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的行动难道是出于同一种原因，为了同一种目标，具有同样的意义？1989年的中东欧，当时存在大量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其中不乏革命的重要主导者，他们希望在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但是这一派如今也被人们遗忘。我的这个观点是许多重大集体行动的一个关键特征，并且这一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集体行动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意义常常处于相互竞争、对抗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参与者无法对集体行动的意义达成共识。举个例子，在当时东德的游行队伍中，曾经出现两个口号，“我们是人民”的标语最后被“我们是一个民族”的标语所淹没。两个口号的内容和关键有很大差异：前者是因为东德政府宣称为人民服务，而示威者希望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后者则是出于希望与西德统一的目的。在埃及和突尼斯，最初的那些口号逐渐受到“只有伊斯兰才能解决问题”这一非常典型的标语的挤压。

第二个影响，一般来讲，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都会以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争吵而告终，争吵的内容是一方指责另一方背叛革命，这种背叛革命的行为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称奇。第三个影响，认为集体行动的意义是统一的、同质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很危险的，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执意为每一个历史事件赋予唯一的意义，无论是五月风暴、法国大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很幼稚的行为。他们无视集体行为的真相，也就是说事件的意义是多样的，围绕意义也存在争论和对抗。最后一个影响，这种为每个集体行动确立唯一意义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在划定界限、圈子并排斥不属于该范围的参与者，这种行为对于参与者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尽管每一个团体所划定的范围并不一样。

我现在继续驳斥错误观点。很遗憾，我讲座的建构部分估计没有时间展开了。我要批判的是一种“工具化”的概念，这是指一个政治领导中心出于某种目的会发出集体行动的号召。这种观念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领导层按下一个按钮，马上就会有游行、集会等活动的爆发。当然，因为某一个政治领导中心（工会、党派领导层等等）的呼吁所发起的集体活动是存在的。然而，这些号召随后产生的效果是超出领导层的控制能力的。其效果取决于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无论他们是不是原始号召的目标受众，因为不同参与者参与的原因和动机不同。这种“工具化”观点之所以得到广泛拥护，是因为它不仅满足了政治领导层，而且该观点符合被我称为“侦探视角”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执意找到“谁在背后主导、操纵着集体行动？”这一问题的答案。集体行动的命运从来不掌握在领导中心的手中，即使看上去像。

我自己并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但是我想谈谈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文革的确是从政治中心开始的，这是有历史文献佐证的。但是，几个星期以后，中共领导层就失去了对革命运动的控制，事件进展的速度非常快。随后发生了什么？在这里我想借用《小王子》中的一个意象，领导阶层就像小王子一样，他每天早晨命令太阳的升起，每天夜晚命令太阳落山。也就是说，领导阶层做出一副主导运动的模样，它会批准那些起初完全没有预想到的行动，实际上，它始终在追赶集体行动前进的脚步。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不同的社会阶级、个人和团体，因为不同的原因，参与到集体行动中的同时，也带来了与某一发起行动、并自认可以支配行动走向的领导层不同的意义和利害关键。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减轻某些历史人物应该担负的责任，我想要指出一点，就是集体行动从来不服从这种“工具化”观点。落实历史事件的责任和理解集体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所遵从的逻辑也完全不同，希望大家不要将二者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