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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双有:公共食堂为何能办了三年?
转载 2015-01-24 10:44:50
标签:历史
马双有:公共食堂为何能办了三年?
吃过三年食堂饭,差点儿被饿死的我,几十年来一直苦苦在想:农村公共食堂,这种荒唐可笑、稍有常识的人就会嗤之以鼻的怪像,为何能在辽阔的文明古国大地上推广开去?
首先要“归功”于当时强大的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老百姓都觉得,那时的会议最多,标语最多,口号最多。大大小小的干部几乎天天要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层层传达的会议精神,都是大跃进如何好,人民公社如何好,公共食堂如何好。报纸、广播以及各种宣传资料配合会议精神,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地美妙。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压迫剥削,人人自由平等,生产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要什么就给什么。“托儿所,幼儿院,公共食堂敬老院”,“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吃的牛奶鸡蛋,穿的绫罗绸缎”……
这样美好的生活如何得来?回答是:只要实行人民公社,只要加入公共食堂,美好的共产主义很快就会来到。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
公共食堂竟然像“心脏”一样须臾不可离开,没有心脏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呀?于是无数的农民热情高涨,把自家的粮食蔬菜都搜刮干净,统统交给食堂;然后把自家的锅笼砸了,锅台扒了,热热闹闹又稀里糊涂地到公共食堂排队吃饭去了。
当公共食堂的弊端一步步暴露,大锅饭越喝越稀,每天几两的口粮让人饥肠辘辘、叫苦连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又开始忽悠了——现在吃得苦中苦,将来才能福上福;往共产主义过渡,必须要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报上开始大力宣传红军长征的故事,说在长征途中,红军战士缺粮断顿,吃野菜、啃草根、嚼皮带,艰难备尝,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每天只吃一颗黄豆,毛主席还舍不得吃,送给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每天还有三两粮食,比毛主席他们的生活标准还高。况且他们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有强大的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一定要珍惜。现在吃点苦,就如同进行万里长征,美妙的幸福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在不远的前头!
在公共食堂肆虐的三年里,我们的新闻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歌颂食堂的优越性,典型经验连篇累牍,先进事迹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先进经验”几乎都是上下愚弄,胡编乱造出来的。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中国妇女》杂志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驳斥那些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糟了”的“荒谬言论”。
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意见,面对食堂缺粮断顿、乱象丛生现象,我们的媒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如此,媒体作为党的喉舌,对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严厉批评,大张挞伐。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的社论,对全国濒临危机的食堂进行热情歌颂,最后说道:
“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死抱着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画脚议论起来。”接着社论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条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歌颂了食堂的好处,指出了食堂的“光辉前景”。最后说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污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喜欢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会迟早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
我们的党报在批评不同意见时,总要和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让那些反对者心惊胆战而噤若寒蝉。社论的语言和观点确实雄辩有力,气势恢宏,但后来事实证明全是假话空话大话。不知这篇社论的执笔者是谁,当1961年全国的公共食堂在亿万人民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的时候,问问这位执笔者和审批者:究竟谁被抛弃了?你们感到脸红不?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的舆论就这样虚妄地宣传着,亿万农民在“五风”的吹拂下胡乱地折腾着,在公共食堂的大锅清水汤旁边痛苦地呻吟着。然而人们的心里还有个美妙的期待,好像那共产主义的馅饼会忽然砸到自己的头上!于是过了一月又一月,熬了一年又一年!
其次,是在“自愿”的口号下,用专制的手段强力推行食堂化。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都说是社员们对公共食堂是“自愿参加”,不准强迫命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多次说: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粮食到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
但是,当时的公共食堂真的是“自愿参加”的吗?
如果真的是自愿参加,公共食堂就根本办不起来;即使勉强办起来,不到三个月就一定会一哄而散。虽然在强大的舆论宣传鼓动下,有部分人愿意参加食堂,但是那些家底殷实、致富有方、崇尚自由的大部分社员,根本不愿参加食堂。他们知道一旦加入食堂,全家跟着吃亏、从此失去自由不说,将来必然后患无穷!
但是他们抵挡不住汹汹而来的“共产主义潮流”。他们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土地早就入了集体,通过集体劳动生产,打下的粮食都入了集体的仓库。你不愿加入集体食堂,那掌管集体分配大权的干部,为了维护共产主义“政绩”,肯定不会把粮食单独分给你,你如何生活?
毛泽东说:“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意思是要求生产队把粮食分给农户,再让农民把粮食交给食堂,去吃食堂饭,在食堂节约的粮食再归还农户,充分体现了群众“自愿”的原则。这话听起来非常美妙,然而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如果生产队把粮食分给个人,公共食堂就永远办不起来,没有一个农民会傻乎乎把粮食交给食堂,自己去受苦。而事实上,全国所有的生产队干部,在上级的压力下,根本没有把粮食分给农户的,而是全部存放在食堂,农民只有去食堂吃饭,不去就饿死你!
更要命的是,这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吃食堂,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你自家做饭,就是资本主义。你是社会主义,就人人光荣,个个高兴;你是资本主义,就人人唾骂,臭名远扬!这样一来,谁还敢搞“资本主义”呢?
这跟几年前农民加入高级社和后来的加入人民公社一样,文件上都说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强迫命令,一哄而起,家家户户必须入社。个别不愿入社的农民,都被当作“右倾分子”“反革命”,七斗八斗,后来都得乖乖入社。
食堂化也是如此,一阵风刮来,那些反对的、不愿的、犹豫的、观望的,统统都被刮进公共食堂!谁也不愿当“资本主义”。不仅如此,每当食堂开饭时,大队生产队便派出专人在村里巡视,发现有户家生火冒烟的,立即冲上去查看,发现有支锅做饭的,马上将锅碗没收,将人抓到大队部予以批斗。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全国的公共食堂已磕磕绊绊坚持了一年,很多食堂缺粮断顿,难以为继,社员们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根据群众的强烈意愿,不少地方解散了食堂。这本是迟到的“自愿”,但是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迎合中央的意图,根本不要“自愿”;一些地方在上面强大的压力下,完全抛弃了“自愿”,而是用强力恢复食堂。1959年5月,四川泸州地委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同意解散食堂。省委书记李井泉闻讯立即打电话严厉批评地委领导:这是右倾!限你们7天内恢复食堂!富裕农民想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压力下,泸州的公共食堂又恢复了。安徽省无为县的公共食堂,根据群众意愿,6千多食堂一夜间全部解散;而庐山会议后,在中央和省地县的强大压力下,解散的又全部恢复,饿死多少人也在所不惜!这哪儿有一点“自愿”的影子!
那时的农村公共食堂,就是这样“自愿”推行起来的。
公共食堂能够坚持下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小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用浮夸的表象把真实的灾难掩盖起来。
食堂化几个月后,面临缺粮断顿窘况,社员们怨声载道。不少地方干部一方面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棒,将那些提意见、说怪话、表达不满的社员,打成“右倾”“反革命”的同时,弄虚作假,谎言骗人。当上面派人来调查食堂情况时,都一再夸赞食堂的“几大好处”,总结起来是“公共食堂就是好,社员个个吃得饱,社会主义离不了,谁骂食堂就打倒!”
笔者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上面来我们生产队调查食堂的过程,想起来荒唐可笑。据说是省、地来了一个调查组,还有一些记者随同。吃了几十天野菜树叶的社员们忽然接到通知,上面有人来检查,要做好准备。空荡荡的仓库里摆放着几个粮仓,里面堆一些谷糠柴草,上面盖了一层小麦玉米;食堂里忽然蒸出了一大笼白花花的蒸馍,大锅里炒了一锅香喷喷的大肉白菜。社员每人一个白蒸馍,一碗炒肉菜,端在手里不要动,检查组一来才能吃。检查组问住谁,一定要夸食堂吃得好,谁不听话就取消你的吃饭资格!
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领导和记者,就是这样一番“深入调查”,现场观看,果然这里的公共食堂办的不错,仓库里大屯满小屯流,社员们吃着白蒸馍、大肉菜,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领导夸赞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很快出笼了,记者赞扬公共食堂的新闻报道很快见报了。那生花妙笔都异口同声地说,什么公共食堂办得糟,什么公社社员吃不饱,那是阶级敌人在造谣污蔑!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公共食堂这种先进事物,人民群众最拥护,任何敌人也打不垮!因为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尽管过了一个月后,我们这里的野菜树叶也吃光了,有些人被活活饿死了,但我们的“先进经验”却捅出去了,不少地方都在向我们学习。据说有的地方干部拿着我们的“先进经验”批判那些要求退食堂的人:“看看人家那食堂!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最近看了1959年6月30日(即庐山会议召开前)中共河南省委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的报告,让人心里既难受又哭笑不得:
我省大量办公共食堂,已有一年多历史,其优越性是:1、可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2、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组织形式;3、便于改善群众生活;4、办好了可以节约粮食、燃料和用具;5、便于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改革;6、便于搞小集体副业生产;7、便于搞好公共卫生;8、可以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
上述报告完全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结果。我是河南人,对河南的公共食堂有所了解。1959年5、6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公共食堂用大锅清水汤伴着野菜树叶勉强维持的时候,社员们饥肠辘辘,浮肿病大量增加,饿死人的现象到处发生,豫东地区1958年冬天就饿死十几万人,春荒就更加难过;而灾情更重的豫西、豫南地区尚无人统计。老百姓对食堂化怨声载道,恨之入骨!我们的省委却向中央报告食堂的“美满幸福”,什么“改善生活”“节约粮食”“解放劳力”,完全是瞎胡扯!社员们都饿得走不动了,你还解放什么劳力啊!
1960年后,食堂化的危机便彻底暴露,各地饿死人的重大案件正在不断发生,我们的各级领导依然不看现实,不顾百姓死活,依然一味迎合上级,弄虚作假,编造材料,糊弄中央。1960年2月,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央报送《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胡吹什么贵州全省公共食堂达13万个,80%是巩固和基本巩固的。要办好食堂,就要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归食堂。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是针对食堂的,他们千方百计要搞垮食堂,挖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对这种胡编乱造、任意浮夸的材料,毛泽东看了却十分高兴,批示道:“贵州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之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篇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在1960年,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水平,也就很好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是大饥荒重灾区,1960年最严重,公共食堂办得最糟糕。这个虚假的“科学总结”糊弄了毛主席,也糊弄了全国人民,本来早就办不下去的食堂,在“一律仿照执行”的指示下,又强力推行了一年多,造成了更大的饥荒。
食堂化能够在大饥荒中继续推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基层干部在作祟。由于这些基层干部掌握着几百上千号人的“吃饭权”“分配权”,是非常得意非常威武的事情,他们及其家属不仅可以多吃多占,而且可以对几百号社员颐指气使,甚至欺男霸女。那些支部书记、队长、会计、保管、司务长、炊事员等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吃饭的特权。群众有顺口溜:“一天三两,饿不死队长。”“一天三钱,撑死炊事员。”“大锅后面有小灶,支书会计天天到。”“勺把上有刀子,锅沿边有面子。”即使在食堂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偷偷开小灶,甚至鸡鸭鱼肉,大吃大喝。当上级召集他们开会,征集食堂意见的时候,他们当然一个个夸赞“公共食堂就是好,社员个个吃得饱!”
所以,在落实上面贵州经验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批转了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火,所有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饭,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让农村基层干部到食堂吃饭,还需要中央下文件强行规定,可见当时干部的多吃多占搞特殊化有多么普遍多么严重!但由于缺少监督和惩治办法,这些措施很难落实。食堂化之所以能在缺粮断顿饥肠辘辘怨声载道的环境中继续推行,延续三年,这些基层干部“功不可没”!
农村公共食堂这只吞噬生命的恶魔就这样延续了三年,肆虐了三年!他的危害究竟有多严重?直到现在尚无定论。我只知道,三年大饥荒是由食堂化开始而开始,由食堂化的结束而结束的。1961年5月中央下文,全国公共食堂“一风吹”,“三年自然灾害”便戛然而止!四川的李井泉迎合上意,给毛泽东去信,主张四川的公共食堂再延续一年,结果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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