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阳：媒体对落马前的官员，还是很宽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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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4孙旭阳

2010年底，我到云南昆明采访一起蹊跷的经济案件。1996年，呈贡县一家轧钢厂以该县域内一张5000亩荒集体山使用证做抵押，向昆明一家公司借款1250万元。2004年，该轧钢厂无力偿还借款，就被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执行其抵押物。然而，在官司纠缠数年之后，2009年最后一天，呈贡县政府在昆明日报上发布公告，撤销原银乐轧钢厂的《集体荒山土地使用证》。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此案幕后的推手正是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为了争夺这块土地，连昆明市纪委和检察院都出动了。我采访的时候，争议地块上正新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加工基地，负责招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政府重点项目，尽管手续还不全，但投资可确保万无一失。
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正是被指与仇和关系密切的中豪置业。当时昆明房地产界有一句话，只要中豪看中的地，就没有拿不到的。自从2007年底，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之后，江浙一带很多商人也都来到彩云之南的这块热土找机会。其中玄妙，你懂的。
投诉人很清楚，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是仇和力推的项目，为此他出动大量警力，震惊全国也在所不惜。在权力洪流之下，他那张被撤销的荒山土地证实难挽救。最后，在我报道之后，该案依旧不了了之。
在我从呈贡返回昆明市区之后，投诉人的一位朋友找到我，向我讲述他家房子被强拆的经历。这位先生在澳大利亚上班，拥有该国的绿卡。在昆明官场，他还算有点关系。但在房屋被强拆之后，他发现根本无处求告。他想召开记者发布会控诉，可谁会感兴趣呢？
他曾想到一个主意，当众烧毁澳大利亚绿卡，宣布留在国内与强拆者死磕，或许网民们还会感点兴趣？不过，在咨询了澳洲的朋友之后，他放弃这个念头。因为他这样做，极有可能被澳洲海关和移民部门列入黑名单，终身不得再入境。
他很快知道我这个记者也帮不了他了。我们在咖啡厅里坐了半天，他叹了一口气，“仇和这样满城乱拆，就没人能管管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他打了一个电话，预订了回澳洲的机票。
今年3月15日，仇和落马的消息传来，我又想起了上述两个投诉者。4年多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维权进展如何，按常理肯定不容乐观。
无论仇和落马前还是落马后，这样的故事都没多少人关注。这不能简单归咎于公众的麻木和惰性，客观来看，如果我们从人生中抽离快乐和满足，只留下悲愤和抗争，可能比遭遇强拆更加残酷。古语说得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那么，在仇和落马之前，他在媒体中的形象，是否因为这些被强拆强占者而减损呢？或许有，我见到的却很少。长期以来，地方党政领导推动的拆旧建新，大拆大建运动，往往都会被媒体解释为发展模式的误区，个人领导风格的偏差。甚至，他们还会被视作GDP考核体系下的受害者，为了政绩仕途不而已而为之。
再以仇和为例，从他在江苏宿迁发迹出名起，十几年来，媒体寄予他的善意和美好想象，不能说不多。他1996年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正是中国市场化媒体兴起之时。他的所谓“地方新政”，无疑迎合了中国媒体人和知识界在新旧世纪之交，对新变革的渴求和乐观。在因循低效成为痼疾的官场，他越不按常理出牌，就越被视作有个性有魄力。
这显然存在这种伦理和认识上的双重盲区。对官员过于宽容，过于善意解读，就难免会忽视了在他们的铁腕之下，失所失业、有苦难言的升斗小民。权力缺乏监督所导致的问题，被寄望于以更不受监督的“个性官员”来纠偏，后果可想而知。
中纪委查处仇和，网上网下纷纷叫好，身败名裂，也是他应得的报应。除了仇和，那些有“满城挖”、“一指没”等名号的官员，不知午夜扪心，可否有所自警。我很反感“对官员不能苛责”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与丧失原则的宽容比，苛责官员不会造成任何现实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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