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获奖感言：中国教育正面临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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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6 杨东平 观察中国
10月22日，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将2015年度“查理与莫妮克-莫拉泽奖”授予中国学者杨东平，以表彰杨东平先生数十年来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事业的贡献。

“查理与莫妮克-莫拉泽奖”是法国社会科学界一个新兴奖项，创立于2013年，旨在奖励全球范围内在教育与社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

杨东平先生目前担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他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为中国教育鼓与呼，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是真正令人敬佩的教育学者。

”观察中国”祝贺杨东平先生。

以下是杨东平先生的获奖感言。


演讲人/杨东平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非常荣幸，获得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的奖励。在此，我对设立这个奖项的Charles先生和Monique女士充满怀念之情并深表感谢。他们致力于促进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和改造，关注世界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借此机会，我也想表达对法国文化的感谢。因为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文革期间和上山下乡的过程中，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卢梭一直伴随着我们。

而我在上海西区的家，就位于过去的法租界，上海引以为豪的“欧陆风情”，主要来自巴黎。

我对教育公平的关注是从2000年前开始的。那时，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快车道，流行的主题词是高校扩招、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教育产业。也是在那时，巨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突出，每到开学季节，经常传来因为交不起学费，农村学生或家长自杀的消息。

然而，在发展主义的光环下，它们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个案。

我青年时在农村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建立了对农民的深刻感情，我资助了几位农村的贫困学生和代课教师并经常考察农村教育。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此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那时主流的发展观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重视教育公平，提出教育公平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主张义务教育应当公平优先，等等。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基石。

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教育公平的情况，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

新中国教育平等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文革前的17年、文革时期、实行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教育公平呈现不同的状态和问题。

文革前和文革中，实行的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教育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的同时，剥夺了很多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革时期是毛泽东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的大实验，中小学学制从12年缩短为9年，大学学制由5年缩短为3年，取消了所有考试，根据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推荐工人、农民和士兵上大学，提供的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低水平的教育。

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否定了具有身份歧视的“阶级路线”政策，实现了“分数面前的平等”。高考制度改变了许多被压抑的青年的命运，大学的教育质量也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基于学习能力的选拔，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逐渐显现，由政治意识形态所支撑的工农子女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开始下降。

据一项对大学新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父亲为工人、农民的新生，由1980年代初的40%，到1990年降为21％左右。

从1999年起，中国高等学校开始大规模扩大招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0年代初的3%、1998年的7%左右，提高为2002年的15%，2014年已经达到37%，进入了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

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高校扩招之后，教育机会的增长是否改善了教育公平？新增长的教育机会是如何分配的？在新的形势下，教育公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中国长期存在的教育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和民族之间的差距。近年来的变化，性别差距和民族差距改善较为明显，城乡差距的改善比较缓慢和复杂。

与此同时，阶层差距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问题。

与欧洲的教育结构完全不同，中国没有权贵子女集中的私立学校，中国的“贵族学校”存在于公办教育体制之中。教育分层建立在两个基本制度之上：由户籍制度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二元结构。

户口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为了限制人口流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用户籍制度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捆在土地上，农民的食品供应、教育、医疗服务等只能由当地的政府提供。

1980年代以后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工作，但他们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仍然与土地挂钩，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公共服务。

公办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两个层级，加上城乡区别，形成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成为凝固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在不同类型的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的趋同性加强。政府着力扶持的少数城市重点学校，学生主要来自社会优势阶层，成为研究性大学的主要生源地。

研究显示，在1999年扩招之后，随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整体扩大，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极大地提高。

2003年，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与城市学生持平，达到50%；2012年农村学生比例达到59.1%，而农村考生的比例大约为60%。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在从显性的总量不均衡，转为更为深层的、隐性的教育差距。

高等教育系统中正在出现的分层大致是这样的：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

通过对1980年至2008年之间教育机会的一个定量研究，总体上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扩招之前为2.28倍，1999年扩招之后这一差距扩大到2.77倍。说明高等教育机会仍然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更多被城市学生所占有。

这突出地表现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优秀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过低，从80年代最高时的40%降到目前的16%左右。

2014年，国家改革高考制度，要求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的高考录取率。从2012年起启动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收农村学生的计划，2014年这一计划的名额为5万名，以增加农村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人数。

当前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新情况，是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这就是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

由于城乡分治的现实，城市社会没有做好准备接纳他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成为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为了改善社会公平，中国的社会力量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中国的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作为大学教授，同时也实际地参与行动，是中国3个著名的NGO——自然之友、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发起人和理事长。



自然之友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主要在西部农村开展乡村幼儿园建设、农村教师培训等工作。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从事教育公共政策研究的民间教育智库。

我们一方面直接参与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更主要地是通过社会参与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教育。我们举办论坛、研讨会、讲座、沙龙、读书会等，出版著作，与电视台合作制作电视专题片，开展了多种关于教育政策的理论讨论和传播。

我主编的年度教育报告《中国教育蓝皮书》，自2003年起出版至今，并发行英文版。

同时，我们关注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今年4月，我们借鉴多哈的世界教育创新大会（WISE），举行了“LIFE教育创新峰会”，是对近年来中国教育创新的一次检阅。

我们希望构建这样一个平台：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反思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寻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发现、交流和推广基层学校、老师、家长、学生、地方政府、公益组织、企业等教育创新的优秀案例，展现勇于改变现状的教育家精神和自下而上变革教育的力量，促进体制内外、不同群体的了解与合作，促进教育界内外更多的人起而行动。

我为会议撰写了《人本主义教育宣言》，提出“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成为任何形式的工具。”

我认为中国教育正面临这样一个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为此，需要改变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教育的陈旧传统，改变在19世纪大工业时代形成的学校制度，改变在60年前移植自苏联的教育体制，走向以人为本的教育，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改革还在路上，我们会更加努力！

衷心地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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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杨东平先生10月9日在《中国教育报》发布评论文章《警惕城镇化虚火“烧伤”城乡教育》，下面是全文，供读者参考。

文/杨东平

最近，两个数据在管理层流传，酝酿着基础教育政策的变革：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为53%，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城镇化程度则达到了74%。其外显的事实，就是许多地方愈演愈烈的大班额现象。

今年5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在河南周口、信阳地区的调研，大班额可谓触目惊心。如信阳市息县某小学，最大班额达150人，最小的也达70余人。周口市商水县某中学，平均班额超过100人。

部分超大班额班级，后排的学生甚至只能站着听讲，三、四名学生共用一张课桌现象十分普遍，学生只能单肘支在桌上写字。室内空气混浊，含氧量低，由于教室摆满桌子，过道间距狭窄，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疏散十分困难。

在这一背景下，要求将义务教育投资和建设的重心向城市倾斜的呼声日高。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究竟应当如何发展，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科学解析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从表面上看，城镇地区教育资源不足，城镇学校扩容速度赶不上农村学生进城上学的需求，是产生大班额的直接原因。但深入地认识，大量农村学生进城上学，义务教育学生的城镇化程度超过了城镇化率20%，难道是正常的吗？

具体分析，进城上学的农村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按照“两为主”的原则，他们的义务教育教育机会应当主要由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校提供；另外一类可以称之为是“教育移民”，是为了享受城市教育而跨学区择校进城上学的。

这种行为既不符合《义务教育法》要求的就近入学的原则，也在事实上损害了义务教育免费的原则，极大地加重了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造成大量农村学生进城择校的原因，与大城市义务教育择校热的机理类似，是城乡学校差距过大，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如果经济上负担得起，是否愿意进城上学？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长都表示愿意。再问如果乡镇的学校质量与县城学校差不多，是否愿意进城上学？百分之七八十的家长表示当然愿意在家门口上学，一年省几千块钱呢！

它显示的正是长期以来城乡教育发展失调的一个后果：在历时十年之久的集中规模办学、“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城乡的教育差距仍在继续拉大。由于农村学校发展滞后，留不住教师和学生，从而加大了城镇大班额的严重性。

所以，城镇化固然是一个大趋势，但不加分析地盲目地鼓吹进城上学，是并不理性的，因为城市没有能力接受如此大量涌入的农村学生，这在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程度。

许多县市政府不仅难以承担大量建设新学校的成本；更突出的困境是已经无地可批，将每年新批的土地全部盖学校仍不敷需求。

大量新建、扩容城镇学校，同时在释放错误的信息，认为城市可以无限制地接收农村学生，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涌入，如同大城市拓宽道路对车流的吸引那样。当城镇的学校不堪重负，出现巨型学校、超大班额时，其实已无教育质量可言。

结果，农村学生多花钱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优质教育，城镇居民原先的正常教育也由优转劣，出现的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因而，破解城镇地区大班额需要进“源头治理”，破除脚疼医脚、头痛医头的短视，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思维。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可见，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要消灭农村、取消农村教育，而是通过弥补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短板，为城乡居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和修复农村。

为满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需要，在城镇地带扩容建新校无疑是需要的；与此同时，需要双管齐下，同时规范和治理进城择校的行为。

有效治理农村学生盲目向城区流动的方法，就是通过强基固本，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充实改善乡镇中心学校。这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许多地方成功的改革探索，例如山西的晋中市、湖北的黄梅县、吉林的通榆县、江西的上栗县等等。

晋中市通过大力改造薄弱学校，教育资源、青年教师、职称评定等各项政策向农村倾斜，建立了覆盖城乡学校的教育“盟区”，由盟主学校统筹管理，开展实质性的教师对口交流、教研活动，提高教育质量，近年来有超过50%的教师在城乡学校之间实质性地交流。

同时，晋中规定跨区域或跨片区的择校生不得享受指标到校名额。随着指标到校比例的逐渐扩大，这些政策对于城乡和校际生源均衡产生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很多择校进城的学生回到了乡镇片区内学校就读，一些农村薄弱学校重新恢复了生机，有效促进了城乡学校均衡发展。

江西省上栗县学校标准化建设的资金主要投向农村学校，城市学校仅为5%~7%，县级领导挂点乡镇学校，县直部门结对帮扶乡镇学校，通过信息技术撬动农村学校质量提升，使得乡村学校“起死回生”，大量农村学生从县城倒流回农村，全县90%的农村学校学生在300人左右。

这些事实说明，通过强基固本，对农村学校输液施肥、而不是掐尖抽血，甚至“连根拔起”，农村教育是可以办好的，化解城镇大班额、农村儿童就近入学是可以实现的。

事实上，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遵循的也是这样的思路。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加强县级公立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建设，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切实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

国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建设理念，十分值得教育改革借鉴，农村义务教育的“底部攻坚”也必须实现“资源下沉”，而不是相反，将教育资源更多地抽离农村集中到城区。

需要警惕所谓“以城镇化的思路统辖义务教育发展”的主张，超越条件地为学校进城推波助澜，实质性地损害和放弃农村教育。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该设置初中，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或教学点；”“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进行规划，按程序予以恢复”。

这一要求仍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不应被轻易地颠覆，切忌重蹈“一刀切”、大规模“撤点并校”的覆辙。

汲取以往农村教育发展中的教训，在教育决策的指导思想上，特别需要防止漠视各地巨大差异，用一个概念、方针覆盖所有地区的规划方式。

中国农村的情况差异极大，地理环境、人口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各异；即便在一个省内，城乡结合部、城市郊区、普通农村、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城市化进程和需求完全不同。要理解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多样化发展，重视“两条腿走路”和多种形式办学。

为此，需要改善教育治理，简政放权，将教育决策、教育规划的权力下放到省级及省级以下的政府，使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成为最重要的规划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