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格鲁：土耳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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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5-11-25 阿西莫格鲁等 思想库报告


土耳其近5年的GDP增长率
（图片来源：EconomySecrets网站）
本文选自VOX网站，作者Daron Acemoglu是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Murat Üçer是TurkeyData Monitor网站的联合创始人。

过去几十年里，土耳其经济经历了“过山车式”发展——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经济无活力，且存在严重不平衡问题。2001年爆发经济危机，国力大大削弱；随后迎来五年经济快速发展期，年人均GDP一度接近6%的高水平——创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峰值——同时伴随结构性改革、生产率增长、地域与社会领域的经济活动不断扩展。但是，自2007年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

Figure 1. Turkish GDP per capita dynamics


Source: TURKSTAT, Development Ministry, Turkey DataMonitor.




发生了什么？

我们首先想到的解释是新兴经济体较为常见的“停滞与发展交替”周期，认为土耳其不过又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然而，我们近期的研究从这一观点出发，认为：


土耳其这一时期经济的起伏，是因为一开始在经济危机之后，土耳其立即改善了制度建设，但随后这些经济和政治制度出现了明显下滑，也就是说，制度的好坏与经济波动相关。

为什么自2001年开始，土耳其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快速制度建设完善时期？我们认为重点在于内外部因素融合。或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

2001年金融危机迫使土耳其无活力、过时保守的政治体系接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动、较为激进的结构性改革。
这些改革不仅控制住了长久以来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减少了财政赤字，更是确立预算流程规定，促使决策监管机构向自治机构转变，旨在确立以规定为基础的决策制度，解决政府采购流程当中的腐败问题，提高透明度。
基于这种背景，政治改革从根本上巩固了经济改革。临时政府引入经济改革后，由正义与发展党（AK）负责监管实施；至此结束了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军方监护的历史。

由于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缓和，土耳其民众认为国家进入欧盟成为切实可能，因此，这一政治进程和随之出现的经济改革得到了实质性的推动发展。欧盟进程不仅为众多政治和管理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而且还带来了成为成员国的希望，但前提是要持续推进经济、政治改革。

然而，2002至2006年间的高速发展存在争议，无法证明五年快速发展时期是否是全新经济制度和改革下出现的经济繁荣，或者说，只是另一个“停滞与发展交替”循环的初期阶段。

我们认为，上述经济制度变革不仅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而且多番证据也表明土耳其这段期间的经济增长性质与以往不同。

正如刚才所述，这段时间，不仅生产率水平达到顶峰（根据历史标准和国际对比判断），而且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也得到缓解。

另外，约50%的生产率增长是由于效率提升（即受到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而实现的，私人投资在GDP当中所占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末（平均约为17%）相比触底反弹，到21世纪中期增至22%左右。

Figure 2. Private investment dynamics



Source: TURKSTAT; Turkey Data Monitor.

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基础的扩大也具有相同的重要影响。土耳其出现了突破原有经济历史规范的新兴地区和公司企业，部分带动经济发展。另外，由于受到就业率上升、收入增长，贫富差异缩小等刺激作用，土耳其社会当中最贫穷、最弱势群体的健康指标和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这些特点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如果制度在此基础上没有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土耳其经济发展仍将继续，不会走上2007年以后的低质量增长之路。


改革的反转
为什么这些制度建设最终走向尽头，拉低了土耳其经济增长率与质量？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制度变革源自政界。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早期支持开放经济，但在强烈反对意见和军事干预威胁双重限制因素消失后，正发党势力增强，态度立即发生改变。

随着正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土耳其国内腐败、独裁、政策决策不可测等现象日益增多。

另外，作为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加入欧盟的谈话彻底崩溃，从根本上瓦解了正发党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联基础，破坏了土耳其广泛民众当中建立起的制度变革支持。


经济制度的下滑很快引发政治转变。
土耳其近期提出推动以规定为基础的政策框架制度化，偏离灵活的自由裁量方法，于是，由IMF和世界银行启动的改革逐渐发生逆转。

2002年，土耳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颁布《采购法》，首次控制腐败问题，这或许最能说明问题——单独执政的正发党宣布法律豁免的行业和项目越来越多，清除了相当数量的贪污腐败障碍。

与此同时，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不仅仅局限在采购领域，而是逐渐从更深层次上渗透到土耳其经济当中。由于自治机构的权力遭受削减，税务和管理决策的制定越来越专制武断。

另外，宏观经济框架也逐渐恶化，比如在经济景气时（尤其是2010至2011年间），土耳其却实行接近于零或负的实际利率政策，同时加大支付开支刺激经济。这种低质量的增长导致了土耳其相对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高的单位数水平，明显高于土耳其贸易伙伴。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会假设论点最终确立因果关系，而是针对土耳其历史当中这段巅峰且不同寻常的阶段，以及在制度疲软经济体当中，推动快速制度改革发展的内外部基础的影响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为这种经济体的未来发展提供潜在有益指导。

虽然土耳其复兴制度改革和高质量增长的前景目前看似暗淡，但其仍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希望之一。

当然，我们已经认知到并且也在文章当中强调：土耳其所有大规模制度变革进程均在严重经济危机的触发下开始，这让政治精英们别无选择，不然也不会幻想通过修复制度弊端而满足自身利益。更不幸的是，土耳其制度复兴的活力无法长久，似乎也为一党独裁制造了机会。

尽管存在这些现实警告，但我们仍然相信其他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同等机会；2007年以后，正发党领导下的制度转变并非是一种必然结局，可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社会、更加活跃且独立的媒体、无党派和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更多活力并可信的国会反对党而成功避免——2000年初，土耳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但在很多拉丁美洲和亚洲经济体当中，这些条件更易得到满足。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