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对坏的制度,不会忍太久

bridged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黄昕宇 张瑞 代双双
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本文发表于2013年1月
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到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至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浦志强（图/梁辰）
浦志强（图/梁辰）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 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是敞开的。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了4个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像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
一不小心就流露了80年代的底色。 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他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的法官、律师、官员，以及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起来，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还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了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刚走过80年代末梢，同一个庞大的体制系统告别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的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一位前辈的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开始自学法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他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就拿到律师资格证。
那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他已经有了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生活依然寒碜，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也没有，高广清请浦志强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浦志强（图/梁辰）
浦志强（图/梁辰）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来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了自己的研究，以及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发展领域——和言论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的职业生涯，生活日渐变好，也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而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比成为一个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派，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记得，一群人在学校的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也遭到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一片空白，从此不害怕观众了。几年后，师兄高积顺看到他在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研二时，他四处奔走，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12日27日，浦志强（左）在徐利平律师起草的行政起诉状上签名，起诉重庆市劳教局行政不作为
他的舆论
陈桂棣夫妇的案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也是他重要的成名作。此后，他和媒体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会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他也会惊讶地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在北京，浦志强会不定期组织饭局。近几年来，饭局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记者也换了几拨，惟一不变的是，饭局的中心还是浦志强。罗昌平说，浦志强一开口，其他人便静静倾听。
“我捧红了不少记者。”浦志强干脆说，自己扮演了一个选题编辑。当然他也被媒体捧红了。他是律师，充当公共事件观察员，还会为记者提供技术帮助，同时为选题保密。
浦志强也为媒体代理诉讼。2003年，肖夏林案结束后，萧翰将浦志强介绍给《财经》杂志，后来他成了《财经》的法律顾问。除了《财经》，当《中国改革》等媒体被诉时，他也为他们辩护。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制片人张洁说，在《中国改革》案的研讨会上，浦志强关于事实的3个论断（法律事实，新闻事实，客观事实）曾启发了他。
2006年，当浦志强接到“奥美定”受害者求助后，找张洁爆料，最终央视经过调查采访，播出了节目，也引发了新闻热潮。
浦志强的案件一次次成为新闻焦点。只是，2012年，他为劳教者寻求媒体资源，大多数人拒绝了他。
“我要推动废除中国的古拉格。”他对美国记者说，对方果然兴趣盎然。而在时间安排上似乎也颇有讲究，第一次前往重庆是在5月中上旬，正好是地震周年前后，吸引顺道而来的媒体。
此后，他专门花上一段时间，采访劳教者，录成视频，假装正经说：“比朱军强点，和崔永元还是有点距离。”自媒体传播效果也不错，毕竟，他已经是一个有舆论影响力的律师了。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告任建宇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一案，驳回任建宇的起诉。图为任建宇及律师展示法院判决结果
他的场
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种力量来自何方。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他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回忆起庭上表现，《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证明浦志强思维敏捷，胆识过人。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
当对方的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又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一个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是问张西德的政策有没有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如果没实施是你的政策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到了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4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得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是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顺着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即便是重述场景，他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 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她说，“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子。”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在庭下办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说，“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得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着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 检察官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着了。
看起来似乎很危险，但他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能力”。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只有绝对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答案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即便置身于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告任建宇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一案，驳回任建宇的起诉。2015年11月21日，任建宇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他梦想着成为一名律师。“去年发生了一起于我个人影响很大的事件，考虑到如果作为普通人，面对这种事情除了发微博别无他法，这才决定报考司考。”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原告任建宇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一案，驳回任建宇的起诉。2015年11月21日，任建宇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他梦想着成为一名律师。“去年发生了一起于我个人影响很大的事件，考虑到如果作为普通人，面对这种事情除了发微博别无他法，这才决定报考司考。”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而一起为之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在窗边沉默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的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求救邮件，而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你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到我做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的牛仔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的人生：少年时患了肌肉萎缩症，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绝，父亲也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10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是因为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一知名媒体人的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10年上访，把所有的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的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了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而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了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是最大的事情，他也有权选择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10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皱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你有侠义心肠。浦叹了一口气说，“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见到我们，他绝望地问：我真的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2012年12月28日，曹涧展示其在劳教期间，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拆封的个人信件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上压着雪，老人们在轮椅上静静坐着。浦志强摸着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地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也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研究生同学高广清记得毕业那年，自己要回老家，和浦志强散步，浦极力劝他说要留在北京，说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他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副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给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迟夙生说，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一同去法国时，浦志强和她同样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浦把200块的扔了，买了一个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再次泪流满面。“命很苦，”他说，“孙少平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那样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而自杀。浦志强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但并不因此自卑。师兄徐战前说，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们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同学高记得，有回他们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同学过去质问，把他们扭送派出所。他说，出现争执的时候浦是很强势很想说服人那种。
迟夙生从念研究生开始，就和浦关系密切。她觉得浦仍保持单纯直接。呆在一块时，他提出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就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也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是行为艺术。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就干脆承认说，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变得特别严肃。一个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把自己称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时常很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要不就耍赖”，甚至还遇过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地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连杀法官的念头都浮现过……
浦表现出强大快乐的形象，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她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某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