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这些西方政治思想被我们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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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君按
史华慈在他的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曾经指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变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密尔。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

王志泉(以下简称王)：丛老师您好！最近国内学术界对现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进行了不少反思，比如任剑涛教授就认为现代中国留学精英对国内的政治发展道路起了不少误导作用。您是国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知名学者，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

丛日云(以下简称丛)：我高度认同任剑涛教授所做的批判性反思。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必须放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跨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下来考察。

一些海归学者错误地诊断西方与中国社会的问题，从而对西方政治思想作出错误选择，对中国问题开出错误的药方，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在跨文化传播中出现的共同现象。我们也不能将中国所走的弯路主要归罪于海归。

必须承认，在现代中国社会，留学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群体，中国现代政治的进步离不开他们，但同时我们也要准确地评估留学精英的作用，不能把我们走过的弯路都归咎于他们。在共产党内部，是毛泽东代表的本土派精英压倒海归而取得了主导权，然后它又淘汰了由海归主导的国民党。所以，海归参与了但并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也不该承担过多的责任。

王：您是说，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陷入某些共同的误区吗？

丛：是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学者在引进西方政治思想的时候往往存在比较严重的误读，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误读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不正常。比如史华慈在他的著作《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中就曾经指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变成了"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密尔。

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呢？

丛：这种误读可以通过比较文明的分析来得到部分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外来政治思想需纳入本土思想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在这过程中，必然出现文化误读。

中西方很多政治概念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中西文化和古代与现代的双重差距。中国的留学精英们来到西方之后，也必然会带着文化的有色眼镜或滤镜，甚至可以说是哈哈镜，来认识和选择西方，从而导致种种误读。

比如现代中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翻译，我们在翻译西方某种完全陌生的事物时，开始只能将其转译为某种我们文化中已有的相似物，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上甚至只是某一点上相似，如把总统译成大皇帝，这样，就出现了以中译西、以已度人的误译，误译背后是文化上的误读。

王：除了我们自身的传统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在学习与选择西方政治思想时有没有受到当时西方社会状况的影响呢？

丛：当然有。以留学生为代表的现代知识精英们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认知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与认同。如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问题多多，甚至要衰落了，那么他们还会选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吗？不幸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判断。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在西方政治思想引进的时机上，我们经历了两次拒绝和两次引进的高潮时期，说起来那是让人无奈的阴错阳差。

中西交流史上的近一百多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19世纪中后期；一个是20世纪的50-70年代。但在这两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政治思想采取拒绝的态度。

两次高潮是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第一次引进高潮是两次世界大战及危机时期，堪称西方历史上黑暗的低谷，西方社会左右极化，主流文化遭遇挑战，危机重重。第二次高潮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方交流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但这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失去自信，其主流文化受到各种左翼思潮的侵蚀。

在国内受到左翼思想熏陶的人到了国外，发现连西方人都说他们不行了，你想他们会怎样反应呢？这是中西方交流的时运不利：人家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人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来了，看到了，然后就失望了，想另寻出路。

王：任剑涛教授在其新著《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批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这是否跟他们的政治人格有关？

丛：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不懂得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从而很容易接受国家主义。

当然，我们看到，民国时代的留学精英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他们身上，现代政治人格的某些特征初步形成，这使他们在总体上比本土精英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但其大多数，仍属于权威主义的政治人格。

今天的国人推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出现了"民国范"这个的词汇。似乎那个时代的知识具有独立自由精神。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变得很顺从、软弱，有的甚至奴性十足，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他们有了初步的现代民主意识，但在深层上，其现代民主人格的发育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气候变了，他们很容易向国家主义皈依。你可以说，他们中许多人是被迫的，被改造了，但他们怎么那样容易就被改造了？这本身就是问题。

王：有例外吗？

丛：很少。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

80年代后出国：自由派变新左派

王：如果说民国时代中国的留学精英基本上没有形成现代民主的政治人格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情况是不是好了很多？

丛：不见得。

因为80年代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多数成长于50-70年代，不少人曾经是红卫兵。他们中有些人到海外发生了变化，还有许多人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看到，在海外华裔学者里，竟然还有那么多人以国家主义观念认识中国问题。9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虽然要好一些，但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对养成健全的人格仍然是不利的。

80年代以来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没有国内学者对中国现实权力压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国内的学者这样，从每日每时的生命体验中升华出对个性、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珍重与追求。

所以就不难理解，近几十年里，引领中国思想进步潮流的知识精英，其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

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原来在国内属于自由派的学者，到国外留学一段时间后反而成了新左派。

丛：是的。8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来到西方的时候，西方大学里已经是新左派的天下了，否定和拒斥主流价值成为风气。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容易与西方左派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

其实左派主导西方知识界也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对内，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取精神，不断向非主流的势力让步、妥协；对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为风气。

西方文明本身出现的一些衰落迹象，还有其不自信的各种表现，都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留学精英，使他们怀疑和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潮，都被他们援引来拼凑成其为中国所开的国家主义的药方。

那些持反西方立场的留学精英，其实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依赖是最强的，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传统

王：这十多年来，国内政治学界引介最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家当属施特劳斯。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丛：施特劳斯在西方其实只能算二流思想家，他在中国的走红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原因也许跟刚才讲的"以西方反对西方"的需要有关。

施特劳斯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主张回归古典政治哲学而著称。对引进施特劳斯贡献最大的刘小枫教授曾经表示过，他翻译古典、关注卢梭，都是因为他们对现代民主的批判，还因为这两者都是反启蒙的。他在最近一次明显具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中，就号召人们回到柏位图的《王制》。

问题是，中国仍然处于基本的民主法治还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意识还很薄弱的时代，所以需要启蒙的思想资源，需要推进政治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不对症的，甚至是一剂毒药。

因为只有经过中世纪和现代的改造，西方古典传统才能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构成性要素。否则，就如贡斯当所阐发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的极权主义相通，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极权主义这个概念。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在中国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的时候，一些人炒卖西方各种后现代学说。西方人在实现现代化之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开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思想来到中国，就成为一些人根本拒绝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当中国基本的代表制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人贩运西方所谓的协商民主，好像我们不必搞代表制民主，直接搞更高级的协商民主就行。其理由是，连西方学者都在批判代表制民主。其实，没有代表制民主框架的所谓协商民主只能是假民主，是拒绝民主的借口。

西方的古典传统在古典时代是伟大的思想传统，但在现代社会，如果不经过启蒙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它是有害的。在多元化的西方学术界，有那么一些人推崇古典传统，批判现代性，是很正常的，他们目前不存在走向极权主义的危险。

但对于处在后极权时代的社会，其后果和影响全然不同。施特劳斯当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推崇的古典传统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就被一些学者解释发挥，成为现代国家主义的思想资源。

所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被一些人酿制成一剂毒药。

（以上为摘选，全文见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