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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帅好
在1959、1960年中国最饥饿的年份，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这个高产量，直到1978年才被超越。这些粮食来源何处？当时茅台酒产地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在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这些酒到哪里去了？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七次来这里，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553页）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这些粮食来源何处？当时茅台酒产地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在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这些酒到哪里去了？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以训令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政协仁怀市委员会编，证号：黔刊字H-0042）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县志”第387页；《仁怀市旅游志》，第268、269页。仁怀市旅游局编印，2005，黔新出[图书]内资准字第213号）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七月份。
1959年7月16日，统计浮肿病人，占总人口1.49%。总人口为27万余人。
1960年2月16日，发病人数达16864名，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死亡人数的前截止时间为1959年12月下旬）。
1961年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病人26744人（浮肿、干瘦病等）。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1961年4月，县委指出，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以上见《中国共产党仁怀县大事记》，第148、159、179-185页，仁怀党史研究室、档案局编，黔新出（93）内字第1313号；“县志”，第49、50、51页）
那么，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从粮食库存角度来看：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县志”第564、565页）而且，连库存最低的1961年的库存量，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从征购比例来看：1959、1960两年的征购均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 “县志”第546页）
从税收来看，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县志” 第579页）
具体到最为饥饿的1960年来看：仁怀夏收后，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到了秋收后，12月27日，领导又指示，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 “大事记”第173、178页）
在这一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 “县志” 第554、555、291页）
到此，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各地支援粮食，生产茅台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其中遵义辖区内有湄潭、习水、铜梓、正安、赤水、务川、仁怀）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 “县志”第552、553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思南县委编辑；“粮食志”第418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1、112页）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第185页；《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页）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第96页）金沙县，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 “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金沙县民政志》第40-48页，黔新出（99）内资准字323号，1999；《金沙县志》第23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总的来说，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为什么还在生产？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第150、87、5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酒厂志”第138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这个高产量，直到1978年才被超越，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帅好
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454335-1-1.html
2010年01月02日 星期六 14:50
此文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披露茅台酒与中国大饥荒关系的文章。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1. 粮食、生存与统计
2.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1.1 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1.2 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3 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 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 "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 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2.故人、故事与档案
2.1 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2.2 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 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 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 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 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 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2.3 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1959至1961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 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2.4 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3. 饿殍、粮库与牲畜
3.1 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 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3.2 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2705、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3.3 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1960、1961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4. 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 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 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 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 ·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 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饥荒年代茅台酒与民抢粮，１吨酒耗５吨粮
2008-9-12 9:29:15 点网 www.pc18.com
毛/泽/东一句话，引发了茅台酒“大跃进”，从而造成了饥荒年代茅台酒的与民争粮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2008年，在茅台酒厂内部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经销商必须同时得到3位高管的签字才能拿货。 “供不应求啊，”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策划部曾宪洪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市场上每年有20万吨“茅台”出售，但实际上酒厂年产量还不到2万吨。无法复制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酿造工艺，成就了茅台酒独一无二的味道，也使茅台酒的产量受到极大限制。
坐落在贵州省仁怀市西北13公里的茅台镇，处在赤水河谷底的山坳里。闷热、无风，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发酵味，就像一个酒气腾腾的大蒸锅。每个茅台人都会告诉外来者，这里的小气候是独一无二的，离开了茅台镇，就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
“最普通的茅台酒也要存放5年才能装瓶出售。”在茅台酒厂做过25年车间主任的赵明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茅台酒的生产，没法全部实现机械化和规模化，取酒、勾兑等很多程序，仍要靠有经验的酒师和酒工来完成。
茅台酒的神秘，正在于它的限量生产。然而，半个世纪前，在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热年代，茅台酒却发了疯一般，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产量大跃进。
“搞它一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茅台镇有“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3家私人酒坊。3家酒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让茅台酒名声远扬。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成为世界名酒。如今，3家酒坊创始人的塑像，矗立在茅台酒文化馆的显要位置。
今天的茅台酒厂，就是在这3家酒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后，“成义烧房”被中共仁怀县委以1.3万元人民币买下。“荣和烧房”的老板因犯有“通匪罪”被处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没收，并入酒厂。“恒兴烧房”的老板解放前担任过贵州省银行总经理，1952年“五反”期间，被查出“侵吞资产”，判处有期徒刑10年，酒坊由政府接管，转归茅台酒厂。
酒厂合并之初，年产仅仅几十吨，此后规模逐步扩大，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
但到了1958年，茅台酒产量从1957年的283吨却突然激增至627吨。1959年，产量又达到820吨，1960年升至912吨，用当地人的话说，茅台也“放了卫星”。
茅台大跃进，发端于毛/泽/东无意中的一句话。
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89年在为《茅台酒厂志》所作的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记得在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问我：‘茅台酒现在情况如何？用的是什么水？’我说：‘生产还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着说：‘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质量。’”
周林所说的成都会议，是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林参加了这次会议。
成都会议是一次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加油的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要求跃进。他直接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成了各地“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周林回到省里，全力贯彻毛/泽/东对茅台酒的指示。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庞耀增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道，那时茅台酒厂属于县管企业，由他直接抓。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万吨茅酒香”，斗大的标语写在茅台酒厂的河对岸。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脑袋热得发烫。河南的口号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分钟办一个工厂，花2元也可以办一个工厂。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的“卫星”，就是茅台酒。1959年，周林对茅台酒厂领导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周林作出这番指示的照片，现在挂在茅台酒文化馆里。
庞耀增记得，当时县里倾全力支持茅台扩建厂房。“茅酒在修厂房时，正好县委备好木料准备建办公楼，得知茅酒厂建厂房缺木料，立即把县委办公楼项目停了下来，将所有木料拨给茅酒厂。”
赵明军从1955年开始在茅台酒厂工作。作为车间主任，他并不了解毛泽东和周林这番谈话，但他对当时酒厂大规模扩建印象很深。“以前只有一个车间，那3年又修建了两个车间。此外，还在茅台镇以外选了好多地方试点，后来都不了了之了。人员也从几十个人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人。”赵明军摇着头说，过去的私人烧房雇佣工人时，条件要求很高，可大跃进时紧急招募的工人，很多完全没有酿酒经验。
各地调粮，支援茅台
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问题是，大跃进后面紧跟着是3年大饥荒，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茅台酒厂档案馆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取出一张发黄的草纸。这是1960年2月20日，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给贵州各地区的一封加急密电。密电题目是《关于调高粱支持茅酒厂生产的问题》。
密电说：“为支持茅酒生产，确保出口任务完成，根据各地元月底各地高粱库存，确定调安顺5(单位万斤，下同)，毕节25，铜仁16，黔东南5，贵阳市5，给仁怀茅酒厂。由于急需，希接电话后立即安排，组织发运。”这是不由分说的死命令。
这样的紧急调粮显然不止这一次。仁怀县志就记载了1959年，茅台酒原料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调集粮食支援茅台的情况。这次调粮的具体数字是：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安政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后来还不够，中央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支援茅台酒生产。
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卖给国家，自己留多少也得经国家批准。城镇家庭凭粮本和粮票供应粮食。这叫统购统销。
当时的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贵州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大肆虚报粮食产量，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手里的粮食都征了过来。
1958年贵州省上报产粮180亿斤，但实际只有104亿斤。为了达到虚高的统购指标，就强迫农民多卖粮。结果是，1958年比1957年粮食减产2%，征购数量却反而增加了23.8%，达到33亿斤，导致农民被迫把口粮都给卖掉了。
1959年，粮食产量继续大幅减产到84亿斤，征购原粮却上升到40亿斤，占产量的47%。
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亿斤，征购数量却升到产量的52%。征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4两。
就是这4两，农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里。王民三说，统购统销分两种，一种是计划内的平价粮，这是主体；此外，还有一种是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国家临时要多购粮食，再要求农民多卖。
王民三说，茅台酒紧急调集的粮食都属于计划外的议价粮，就是从农民手里二次征购的粮食。茅台酒越多，农民负担就越重。
“为保茅台，贵州做出了巨大牺牲。”王民三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茅台急需高粱，省里就从四川协商筹集400万斤高粱，四川的条件是贵州用400万斤大豆换。“这对贵州来说很不划算，因为大豆的营养价值和紧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说，没办法，这400万斤大豆也是从贵州农民手里再度征购的议价粮。
茅台镇的饥民
困难时期，王民三得了浮肿病，住进了医院。他回忆说，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油水少，“瓜菜代”跟不上，很多干部患上了浮肿病。据说是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贵阳饭店办了厅局长浮肿病医院。王民三当时就身在其中。
连厅局长都因缺粮进了浮肿病医院，老百姓就更别提了。
为度饥荒，茅台酒厂用4份酒糟配上一份面粉，蒸成糟子粑，给职工充饥。赵明军清楚地记得，工人每顿两个糟子粑、2两高粱饭。当时酒厂工人的工作属高强度，每天工作16小时，其中12小时酿酒，2个小时搞基建，2个小时政治学习。糟子粑热量低，个个饿得无力干活。有时工人从高粱里拣出几个玉米粒，也不放过，当宝贝一样烤着吃掉。
那时，酿酒用的粮食都是酒厂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赵明军就带着工人去各地背粮。
“每次背粮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枪实弹，怕土匪抢粮。”赵明军说，“那个时候有什么土匪啊，都是饥民。”
已经退休多年的赵明军，有一件事至今仍让他内疚不已。当时，有一个工人从厂里偷了一袋高粱，作为车间主任的赵明军亲手把他开除了。“我当时怎么下得去手？”
其实，困难时期酒厂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经退休多年的酒厂老工人杨玉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困难时期酒厂没有一个人饿死，而且还发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劳保用品。但杨玉龙的家，离酒厂不远的茅台镇上坪村就饿死了不少人。
杨玉龙说，饥荒年代有个说法叫“颗粒归仓”，这4个字绝不是说说而已。1961年秋天，粮食已经收完了，杨玉龙的老婆又回到地里拾掉在地上的麦穗，捡回来后没有上交，结果被斗了个半死。
为了家里人能有口吃的，杨玉龙当时做了一件铤而走险的事。他听说，翻过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山高皇帝远，有人就偷着种了些粮食。于是，他揣上酒厂发的劳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岭到四川，想用劳保用品换点粮食回来。谁知，在路上被人发现，扣在当地劳动了两个星期。
当时生产茅台酒的粮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征购的。可赵明军和杨玉龙说，由于盲目扩大产量，完全不顾酿造规律，生产出来的茅台质量低劣，造成国内外消费者反响强烈。
迫于各方压力，1959年4月，轻工业部派了一个“贵州茅台酒总结工作组”进厂，进行全面整顿。整顿到1962年，茅台产量从1960年的912吨降回363吨，酒厂很多职工也相继调离酒厂，被安置到其他行业。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
2003年，茅台酒年产终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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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27-2016 08: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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