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宇：苏联的最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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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为这是永远，直到永远不再：苏联的最后一代 | 政见CNPolitics

2016-05-24 吕晓宇 政见CNPolitics

摘要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

吕晓宇 / 政见特约作者

1994 年，前苏联音乐家 Andrei Makarevich 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从未想过苏维埃会转变，更甭说它的消失…那时候好像一切会是永远。” 大多数苏联公民有着相同的记忆，很少有人在解体之前成功预见了这一切。但一旦苏联解体，Makarevich 和其他人又发觉了另一个奇特的事实：他们一点都不吃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崩溃之前，人们觉着这不可想象，但一旦崩溃发生，人们又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这里面是苏联和晚期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为什么它一方面看上去根深蒂固，力量强大，一方面又显得脆弱不堪，对内外的威胁十分敏感？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近来翻开了加州伯克利大学 Alexei Yurchak《苏联的最后一代》（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一书。这是我近年来读过的政治人类学佳作，以详实长期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苏联解体中的这一矛盾。

好体制和坏体制？

Alexei 开篇就驳斥了在苏联问题研究中的长期观点：社会主义是 “坏的”、“不道德的” 或是有 “根本性的体制问题”，所以必然崩溃。这种流行的观点以二元的视角概括了苏联的社会现实，“压迫－反抗”，“集权－自由”，“国家－人民”，“官方文化－民间文化，“谎言－真理” 等等，把政治体制的崩溃当作是自由势力最终胜利的结果。

大多数的苏联公民并不是反对派的活动分子，他们在以上的分析中近乎没有主观性，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服从被解释成被迫，或是缺乏有效的信息进行反思。

这种二元的观点事实上是苏联解体之后流行起来的，是事件之后对历史进行的道德性审视。它并没有回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语境，忽略了大多数人的真实感受，更难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 “想念苏联” 的怀旧情绪。

苏联的社会远比设想的丰富和复杂，Alexei 便是基于这一点，希望还原更为切实的生活图景，以解释人们心中矛盾性的根源。他选择的对象是 “苏联的最后一代”：出生于 50 年代和 70 年代之间，在成熟的社会主义体制中成长。

在解体前，这个群体占到了苏联整体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正经的青壮年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是共青团的一员，有机会亲身经历和参与体制的维系和瓦解。

服从是一种表演

从 50 年代开始，苏联的意识形态逐渐常态化（Normalization），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宣传和表达以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领导讲话的用词，官方出台的文件，头悬挂的标语，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都有统一的模式，而对这个模式的任何逾越都有可能被当作是对体制的不忠。严格之处，甚至连 “马克思－列宁主义” 之间的分隔号都是不可更改的规定格式。这是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

但意识形态的稳定，却带来一种讽刺的效果。没人把意识形态当真了，文件和会议都成了无聊枯燥的重复。意识形态属于语言行为的一种，本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纬度：表述（constative）和表演性（performative）。比如投票，就有两种可能的功能：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述性），遵从体制的规定和习俗（表演性）。

理论上说，投票是应该同时具有两种功能的，但当投票没有任何政治效果的时候，这种行为就变成了单纯的表演。

意识形态也一样：理想状态中，当说到 “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的时候，应该同时是观点的表达和规定的遵守，但这种语言成为必须的常态之后，就完全变成了表演性质的，好比遵从特定的仪式步骤一般。


Alexei 把这种变化称作是晚期社会主义中的 “表演性转型”（performative turn）。但转型并没有把苏联人民变成《1984》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表面上服从这个体制，私下藏着自己的真实观点。他们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服从者，这种表演行为之下衍生出多种的姿态和意识，形成了苏联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常态。

“正常人”

换句话说，苏联体制下的 “正常人”（Svoi）既不是体制的反对者，也不是它的维护者。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其实不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形成了一种独立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关系。

以共青团团费这件小事举例，它被普通人当作是 “走过场” 和 “浪费钱”，是体制下无法避免又不涉及根本利益的例行公事，拖着不交的情形也就十分常见。

Irina 是基层团组织中负责收费的干部之一，大家一方面开她的玩笑，一方面又知道这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不会有意为难她。绝大多数人最终会交上团费，即便偶有拖欠共青团也不会强迫征收。多数情况下 Irina 都是友好地跟大家解释，大家都是 “普通人”，所以也能理解：这就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成员之间有道德和责任性的默契。

他们很明显不是在完全地顺从体制，但也称不上反对。事实上，那些出于 “原则” 而拒绝缴纳团费的异见者，反而会受到多数人的嫌弃，大家对这种缺乏理解行为的厌烦，甚至超过了对体制代言人（Irina）的厌烦。

这种超越 “体制－反体制” 关系的生活状态在前苏联中随处可见。就比如说苏联公民在革命纪念日和五一的时候常常会参加政府游行，喉舌会把这解释为人民对党的大力支持，但事实上很多参加游行的人已经不会关注官方的宣传标语，那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背景。游行是他们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和熟人见面，认识朋友的一种场合而已。

这是普通人去边界化（deterritorialized）过程中创造出的社会现实，在 60、70 年代文化阶层兴起之后，这些去边界的现实（圈子）更加丰富，考古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文学爱好者、登山学会、摇滚音乐组织起一个个的圈子。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现实已经和苏联体制下的 “规定的” 现实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在这些庞大和分散的圈子们被不断地重新解释和组合，和本身的官方意识形态处在一种非冲突的并存状态。

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是苏联的地下音乐教父 Vladimir Vysotsky，他在 70、80 年代红极一时。因为他的音乐多带有对苏联现实的映射，所以一直不受官方待见，但也没有被禁。他的歌曲甚至在最核心的政治圈子中很红，曾被邀请在他们的私人聚会中唱成名作《猎狼》。这是首以狼为主角的歌曲，以猎人比喻国家体制对个人的追杀。当年苏联共产党内的笔杆子，却是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为领导人写演讲稿。


Vladimir Vysotsky，和崔健在中国的地位相似

解体：现代性的矛盾

而这种稳定的社会现实（即便在逻辑上看来矛盾重重）是怎么解体的呢？讽刺的是，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强调意识形态的改革，这种稳定性才被取代。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减弱苏联的意识形态。相反，他试图把已经无效的意识形态重新带入社会生活。他的改革直接挑战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为什么我们要重复已经没人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希望再次审视意识形态的 “表述性”，要求人们去反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语言。意识形态的表演性消失了，一个 “外在的”、“真实的” 批判声音被塑造起来，这成了苏联体制和主体思想的结束和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开始。

反观苏联晚期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那种一直贯穿始终的，强大和脆弱并存的矛盾。这符合法国哲学家 Lefort 对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作出的概括：表达和统治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是对外在真理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真理的外在性又威胁着任何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

以共产主义为例，一方面创造新世界的理想需要人和思想的解放来打破旧秩序，另一方面，这个通往理想的过程有需要政治权威的控制和引导。所以，现代意识形态同时要求解放和限制，而这种矛盾转化到现实中，就成了 “放／收” 的困境。

政治权威因为加强管控的选择变得无孔不入，而无孔不入却使得它强调的意识形态成为形同虚设，这又让本身的统治显得十分脆弱，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这种现代性的矛盾在苏联的晚期社会主义集中地体现，同时也催生了二十世纪质量上乘的讽刺笑话，它们甚至有个特殊的类别：前苏联笑话。这些风趣的对话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感伤的。随手翻到的一例便是如此：

问：为什么社会主义有优越性？
答：因为它成功克服了其它体制里没有的困难。

即便当时会心一笑的听众，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一直被他们打趣的体制会有一天不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