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公知：别看我的选票：匿名投票的起源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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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选票：匿名投票的起源与影响 | 敦伦政经学院
2017-03-09 苗公知 敦伦政经

    文/ 苗公知


    摘要：不记名投票原则被认为是民主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理论上存在种种争议，但实践中，匿名投票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无法监督选民实际的投票选择，那么对选民的贿赂和威胁就失去了效用。证据显示，以清除选举腐败为名引入的匿名投票制度的确抑制了贿选和选举威胁，但也刺激了其他选举作弊行为。匿名投票的兴起有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原因，也离不开支持者的自利动机。


2016年俄罗斯杜马选举中，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54.19%的选票，继续扮演了议会第一大党的角色。俄罗斯选举的公平性早已臭名昭著，而它的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Dmitry & Kobak (2016)等统计学者发现，近年来，俄罗斯的杜马选举或是总统选举中，各个投票站所上报的普京及其政党的支持率中有不成比例的10的倍数。这些学者认为，许多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可能随口编造了一些数字上报。


不过，在选举作弊的早期历史中，直接操纵选举数字并不常见。在18、19世纪的欧美民主国家中，执政党很难对选举机构直接施加影响，贿选、威胁才是最常见的选举作弊手法。而匿名投票(secret ballot)则作为对抗选举作弊的手段，被引入了民主政体之中。


今天，不记名投票原则已经被认为是民主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写道：“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然而回到一百年前，匿名投票原则的推行不乏争议。例如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就激烈地反对匿名投票的原则，他认为：“投票的义务，和任何其他的公共职务一样，必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履行，并接受公众的批评(约翰·密尔，1997: 1861)。当代的一些政治理论家仍然赞同密尔的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一项公共事务的投票，应当被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经过公共的审议(Brennan & Pettit,1990; Engelen & Nys, 2013)。


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种种争议，在民主实践中，匿名投票的逻辑则非常简单：如果无法监督选民实际的投票选择，那么对选民的贿赂和威胁就失去了效用。匿名投票原则使得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票，保障了选举的公平性，因此被视作新兴民主最重要的制度支柱之一(Norris, 2014)。


既然匿名投票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匿名投票的历史起源是否遵循着民主化的逻辑？匿名投票真的减少了选举作弊吗？近年来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匿名投票的兴起既有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原因，也离不开支持者的自利动机。而匿名投票的引入确实抑制了购买选票、威胁选民等作弊行为，但也造成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


    匿名投票的起源


直到20世纪初，西方主要民主国家才基本都采用了匿名投票制度。在现代民主历史中，公开投票曾是通行的做法。在早期的民主国家，投票更多以口头的方式进行。Crook & Crook (2007)描述了18世纪的英国投票：投票常常在市政厅或是教堂、市场等地方举行。投票者在工作人员(包括来自政党的观察员)面前念出自己心仪候选人的名字。随后，投票站的职员会记录下投票者的姓名、职业、地址以及其投票选择。


这种投票制度创造了繁荣的选票市场。1859年，英国的一位竞选经理作出了这样的描述：“(选票)没有固定的价格，它们每个小时都在涨跌。如果我为一张选票开出5磅的价格，反对党就会支付6磅，于是我就得开出7磅，而反对党则会提供8磅的价格”。在都柏林的一场选举中，都柏林保守党为每张选票支付了4英镑的高价，在当时，这抵得上多数人一个月的工资 (Kam, 2016)。


在19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引入了纸质选票，选民不再需要公开地念出自己的选择，只需将纸质选票投入投票站的盒子里。不过纸质投票本身并不能完全保障投票者的隐私。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选票的印刷与分配都由政党而非政府管理，这些选票在颜色、大小上各有区别。只需派人在投票站外监控，政党就能掌控选民的实际选择(Bensel, 2004)。晚到20世纪早期，各主要民主国家才陆续采用了政府印刷的统一制式选票，匿名投票的原则真正得以贯彻(Teorell et al. , 2016)。


发展政治学对于民主的兴起有一个经典的命题：现代化是民主化背后最大的结构性推动力量(Lipset, 1959; Inglehart & Weltzel, 2005; Boix & Stoke, 2003)。Adit & Jensen (2016)认为，现代化同样是推动匿名投票改革的社会经济因素。高社会流动性提高了威胁选民的成本，而增长的人均收入拉高了选民对自己时间成本的经济预期。这一系列效应改变了选票市场的均衡，拉高了选票的价格，削弱了公开投票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维护现状的动机。因此，现代化扫除了匿名投票改革的障碍。这一理论被两位作者形式化。在控制了一系列制度性变量后，Adit&Jensen( 2016) 发现，由城市化率和人均GDP等构成的现代化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匿名投票通过的时间。这一发现既存在于14个西欧和盎格鲁国家组成的样本中，也存在于美国各州之间。


如果现代化削弱了公开投票支持者维护现有制度的动机，那么又是谁在推动匿名投票改革呢？Kasara & Mares (2016)发现，公开投票制度下处于不利地位的政客是匿名投票改革在议会中的推动者，而在公开投票制度下拥有资源优势的政客则反对匿名投票改革。虽然在公开投票制度下，英德两国的选举作弊现象都很猖獗，但是两国的作弊形式不同。在英国，主要的选举作弊形式是贿选，而在德国，更通行的手段是通过雇主对员工进行威胁。因此，在英国，资金是竞选中最主要的资源，而在德国，与雇主的联系更为重要。通过对两国议员的投票记录、联署等行为的分析，两位作者发现，拥有资源优势的议员，尤其是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获胜的既得利益者对匿名投票的反对倾向较高。这不难理解，如果丧失了资源优势，这些议员更容易丢掉自己的议席。选区的选民规模也部分解释了议员的态度：在人口众多的选区，威胁或者贿选的成本更高。此外，如果一名德国议员来自经济集中度较高的选区，那么他更可能反对匿名投票改革。在这些地方，如果员工很难离开原来的雇主，重新寻找工作机会。因此，经济集中度降低了威胁选民的成本。


    匿名选举的影响


现有的经验研究显示，匿名投票的引入确实打击了选票市场，抑制了威胁、贿选等行为。例如，Kam(2017)追踪了英国1820年到1906年间的选举上诉请愿，还原了下议院议员竞选中的选票价格。作者发现，1872年英国的匿名选举改革使得选票的价格降低了一半。这一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Kuo & Teorell (2016)，在分析了1860年到1930年美国的争议性选举后，发现匿名选举的引入减少了对选举威胁和贿选等作弊行为的控告。


一项对台湾的研究能够佐证匿名投票制度下贿选的困境。利用台湾国民党的档案，Wang & Kurzman(2007)发现，在1993的台湾县市长选举中，有45.6%将选票卖给国民党的选民实际上并没有投票给国民党。


然而，另外一些证据则会打击对匿名投票过度乐观的估计。首先，匿名投票并不能完全消除贿选行为。在针对阿根廷的案例研究中，Auyero (2000)以及Brusc et al. (2004) 发现，即使在匿名投票制度下，庇隆党所建立的庇护网络仍然能通过更为间接的贿选方式购买到选票。


此外，许多证据显示，以清除选举腐败为名引入的匿名投票制度的确抑制了赤裸裸的贿选和选举威胁，但也刺激了其他选举作弊行为。例如，Kam (2017) 发现，匿名投票的确打击了英国的选票市场，但是政客并没有停止选举不端行为，而是转化了策略：他们不再花钱购买中立选民的选票，而是将资金用来奖励参与投票的潜在支持者。而Kuo & Teorell (2016)在对美国选举请愿的分析中也发现，匿名投票在美国引发了类似的效应。虽然对贿选、投票威胁等行为的控告有所减少，但出现了更多对其他选举不端行为的控告，例如伪造选票和虚假注册等。


除了对选举作弊的直接影响外，匿名投票制度的引进还会产生一些间接的政治经济后果。在公开投票制度下，地主凭借着经济威胁等手段控制了佃农的选票，从而在当地扮演着政治掮客的角色。公开投票制度在不发达的农业地区造成了两个效应：首先，这些地主往往服务于意识形态谱系上偏右的保守派政党，这使右翼成为了公开投票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其次，在这种背景下，土地除了本身的经济价值之外，还带有一定政治租值，这拉高了土地的市场价格。Gingerich (2013)，Baland & Robinson (2008) 分别在对巴西、智利的地方选举的分析中发现，匿名投票制度打击了保守派政党，使得左翼政党受益，影响了两国的意识形态力量的平衡。此外，Baland & Robinson (2012)还发现，匿名投票制度的引进消除了智利土地的政治租值，在庇护关系盛行的地区，土地的价格降低了大约26%。


令人忧虑的是，虽然匿名投票制度常常被看作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在实践中，匿名投票可能会剥夺目不识丁的穷人的选举权。在公开投票的制度下，投票权的行使要简单得多：选民只需要念出一个名字，或者把政党提前分发的选票投进投票箱就能完成投票。然而，在匿名投票制度下，政府制作的复杂选票则会难住不识字的选民。因此，在重建时期的美国南部，民主党人积极推动匿名投票改革，将其看作是系统性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手段之一(Kousser, 1974)。 而在巴西，1958年到1962年之间的匿名投票改革在无意间引发了类似的效应。当时的巴西拥有较高的文盲率，而在比例代表制下，一张选票上会罗列大量的政党和候选人，这更是放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Gingerich (2013)估计，在1962年的巴西联邦议会选举中，匿名投票制度在圣保罗州造成的废票达到了总选票的23%，而在该州得票最高的政党只获得了17%的选票。


选举作弊是民主制度蹒跚学步时难以避免的淤青，而即使是拥有漫长民主实践的经验的西方国家，也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对抗选举作弊。来自学术界的证据显示，匿名投票改革并不是治疗这一弊病的万能良药。所幸，选举威胁、贿选等手段本身就证明了竞争性选举的存在。而不用掏钱就能获得99%选票的萨达姆足以让一切贿选者嫉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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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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