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文：谈抗争伦理——考拉事件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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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学文：谈抗争伦理——考拉事件后的反思

      
昨晚看到考拉发声的文字，虽然她也描述了自己的遭遇，但遗憾的是，这么久了，依然没有看到其自省和对李、任两位律师的歉意，抒情的小清新遮蔽了有关抗争伦理的反思，鉴于此，我仍然坚持曾经的观点，重发此文，仅供批评讨论。

大陆社会近些年来涌现出来许多公民，他们积极介入维权事件和公民活动，一方面，确实活跃和丰富了大陆的抗争生态，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极权语境的恶劣，这些抗争者在理念准备和心理准备方面都明显不足，导致他们的言论和判断经常出现偏差。特别是由于他们介入公共事件的时间还不长，历练和观察都不够，使得他们对大陆近几十年的抗争缺乏历史感的认知。历史感的匮乏一方面使得他们没有太沉重的包袱，但也让他们显得过于肤浅和浮躁。在由当局导演的考拉事件中，这些方面的不足体现得很明显。      
在709受难者群体中，考拉被民间给予了最大关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间急于想塑造一个女神，以寄托自身的无力和想象。公正来讲，以考拉近两年在民间的活跃程度而论，她是够不上民间对她的如此赞誉的。由于她的90后的符号身份和美女形象，符合新媒体时代对抗争者的传播需求，以那首被广为传播的歌曲《煽颠的姑娘》为标志，一个完美的代表未来的全新“民主女神”便被打造而出。然而，女神打造得有多快倒塌得也就有多快。在传出考拉被取保候审后，考拉事件不断出现跌人眼球的变幻，从指控李和平到举报代理律师任全牛致其被刑拘。当局精心布局的流氓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民间围绕其事件也剧烈争论、撕裂。

资深良心犯杨海在事件之始便说：“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间反抗运动的道义基础是不妥协。没有不妥协的道义旗帜和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一切将归零。我们可以尊重宽容妥协，但不可以赞美推崇。我们可以被迫投降做战俘，但绝不可以出卖战友做叛徒。”杨海所言体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底线意识。对于大陆的抗争者而言，抗争伦理当然是必要的。底线意识应该被视为大陆抗争伦理的基石。其实，民间对于妥协者也并非不宽容，如对浦志强王功权等人的认罪，民间呈现出来的都是理解和包容而非指责。英雄毕竟是少数，人性的脆弱决定了个体在残酷的专政面前会软弱和妥协，但妥协不是背叛，不是对同道的指控反戈一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换取别人的不自由。

许多的同情者认为：年轻的考拉被拘近一年作出任何妥协或者反水都可以被理解，毕竟，中共的专政手段不是常人可以承受的。但是，考拉事件不能从人性论的角度予以滥情的解读。因为从一开始，此事件就是政治性的。709事件作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大事件的背景其实已为考拉事件定了调。当局的迫害和民间的抗争不可避免的处在了政治的两极。因此，考拉事件只有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解读。政治伦理的解读或许是残酷的，却是必须的。政治伦理并非拒绝人性的考量，而是在与极权博弈中注重对民间道义形象和底线的捍卫，因为这是民间最重要的资源。尽管考拉处在非自由的环境中，完全可能是被胁迫，但她做出的行为已经是违背了抗争者的伦理：可以悔罪，但不能出卖同道；可以否定自己，但不能反戈一击。显然，由于考拉对抗争伦理违背，她应不再被民间抗争者视为同道，不能再称为抗争者。 至于日后她是否对此做出忏悔，是否重新回归，那必须接受抗争伦理的再次考验。

黄思敏律师更认为：那些对考拉的极力追捧，其实折射出他们内心的脆弱、逃避和恐惧，不愿意破坏“民主女神”的幻象，其实也是不愿意坦诚面对自身的不足。人们应该对重要的问题有诚实、严肃的思考和担当。

大陆极权语境的残酷性应该让民间更加注重抗争者的伦理要求。事实上，大陆的抗争者从事的是高风险的事业。一个合格的抗争者应该很清醒的认知到自己比常人肩负着更多的道义担当，应该有对失去自由的风险考量和心理准备。如果说喝茶是成为一个公民的开始的话，那准备坐牢至少应该成为抗争者的心理预期。如果没有这样的心里预期，总是怀抱侥幸的心理，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很容易被击垮，从而做出违反底线的事情。也许有人认为这对抗争者的伦理要求过高，但残酷的现实却告诉我们：唯有抗争者具有这样的坚定意志，抗争者群体才能对民众形成道义感召力，才能引领变革时代的到来，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从而才是可期的。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大浪淘沙的伟业，它不可能由一个没有基本伦理要求和坚定意志的群体来完成。这是政治的，必然会是残酷的。如果我们面对考拉的行为，仍然一意维护，那么我们就无法面对这样的诘问：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长期遭受虐待而坚定不屈的良心犯们？如何面对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胡佳、胡石根、屠夫等等一长串的名字？

从某种角度而言，考拉事件的出现不一定是坏事。它至少可以提醒民间，特别是抗争者：当局会利用抗争者的妥协，使劲榨干、羞辱妥协者、无限度的污名化抗争者群体，不仅彻底毁坏妥协者个人的道义形象，也极大损伤民间整体的道义形象。极权专政系统的流氓手段会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民间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实际上，围绕着考拉事件的争论的，是近些年来关于去政治化思潮的分歧的反应。在去政治化者看来，以温和的非政治化为武器，可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民间留下发展的空间，同时也降低公共参与的风险。去政治化思潮多为理中客和公知们所鼓吹，如在人权个案中，去政治化者主张政治案件法律化，以法律技术来应对当局政治打压。在面对如考拉事件这样关系抗争伦理的底线问题时，去政治化者主张无话不可以说，以我们从事的是争民主争自由的阳光公义事业来为自我的怯懦辩解，实际上堕入到当局设定的圈套而不自知，甚至成为当局予以利用的“污点证人”。

在极权系统将一切打上政治烙印的时代，去政治化已是屡次被证明的无效的愚蠢，它除了证明主张者自我的怯懦以外，最致命的是对民间抗争生态的破坏性影响。确如莫之许所言：“去政治化思维实际源于恐惧，一是崇尚低度介入，一米线，四不碰，幻想这样就能推动转型，一是取消对抗性，实际是害怕体制打击，却包装成阳光透明，明明是不敢不交代，却自称无事不可说，这些年民间弥漫此种怪论，因人数众多，俨然是民间主流立场，实际上狗屁不如，持此论者，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