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白军为什么输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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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白卫势力会失败？



列宁早在内战结束时就对此做过回答。


他说，由于我们的对手很分散，没有公认的权威，所有的反革命军队都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利益不一致，他们彼此分裂，制定不出任何行动计划，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他们比我们强大许多倍，却并未使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因为其内部四分五裂，解决不了三四种势力合成一体的问题。我们对他们是各个击破，结果是我们比他们强大”。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这股力量的“总和”，毫无疑问是劣势，但是当我们面对他们每一股单独势力时，我们便胜券在握。



另外从战术上看，内战是在8000公里的国土上作战，白卫势力基本上都在外线，红军是在内线，如果这些军事力量在同一个时期与苏维埃政权发难，他们就可能取得胜利。但是每一支在外线作战的白军相互相隔几千公里，由于其间的政治诉求差异很大，他们都是各自行动、互不通气，彼此不服气甚至相互敌视。


而与此相反的，在内线作战的红军是有计划听从统一个指挥的，这样，从战术上收缩战线，利用每场战役中间的时间差，可以使红军把兵力从一个战线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只要实行各个击破，保证了每一个局部的胜利，就等于赢得了全局。



与新政权对立的政治势力互相之间为撇清关系互不买账，他们彼此之间的摩擦消耗掉了很大的一部分力量。可以说，所谓的“白卫军”并不是所有反苏维埃势力的简单相加，即现在俄国人所说的“白卫不白，是除‘红褐色’外的杂色组合”。就他们的政治诉求来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可以统称作“十月派”，主要属于拥护1905年“十月十七日法令”的君主立宪派。他们认为自“十月十七日法令”公布以后，俄国就已经走上君主立宪制，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修正，再也没有专制独裁政体了。这些是希望通过杜马制度和有限君主制来保留形式上沙皇外壳的人。



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除了因为退位始终不肯原谅尼古拉二世的君主主义分子外，还包括不愿支持临时政府、更不愿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相当一部分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如果用色谱区分的话，他们也不能算纯白色。


邓尼金（1872－1947年）在20年代出版的五卷本的回忆录《俄国内乱史》中反复强调，除了极少数君主派，已经没有人愿意回到“十月十七日法令”以前的状态去了。这是四个阵营中最具有军事能力的政治势力。



邓尼金认为，俄国军队和俄国的主要危险在于，中央政权的垮台必然导致国家观念的丧失，导致“俄国在民族的、领土的、历史的、有时是由地方上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纯属偶然的特征方面‘巴尔干化’”，只要是爱这个国家的人都无法撒手不管的。尤其是具有职业军人素质的俄国将军无法容忍沙皇军队的溃败，无法容忍整个国家生活受到的破坏和外敌入侵，邓尼金麾下的力量就代表了这种思潮。



苏俄早期漫画中的三个白卫将军——尤登尼奇、邓尼金、弗兰格尔


他说，我不认可新政权基于两点：首先，布尔什维克政权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向德国让出了一大片俄国领土，等于列-宁把呆在前线的最后一批士兵和1/4的俄罗斯出卖了，使俄国前所未有的萎缩。


其次，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旧军队解体的同时开始组建自己的工农军队，组建本阶级的新军队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外作战，不在于捍卫俄国的领土完整，而是在捍卫一个少数人的政党，捍卫只占人口不到2%人的利益（俄国人口1.5亿，有工人300万），这还能叫俄国的军队吗？



内战失败后邓尼金逃到巴黎当寓公，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撰写出了被称为俄国“内战百科全书”的《俄国内乱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最初动因就要编写苏联的五卷本《国内战争史》，而这套《国内战争史》正是把邓尼金的五卷本回忆录当成了自己的主要驳论对手，后来因为编撰拖延时间过长，才先期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人跑来游说他重新出山为德国人效力，邓尼金拒绝德国人提出合作的要求，他说，20年前如果你们来帮助我，我很感激你们，可今天，为了俄罗斯，我只能与苏维埃一起同你们战斗。他向斯大林请缨要求回国参战，斯大林颇为动心差一点准备把他弄回国去，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是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但是最终因无法信任邓的为人，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使邓尼金在二战胜利后客死异乡。



第二个阵营是“二月派”。不用说是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还有那些虽然支持临时政府，但对临时政府在政治变革和社会经济变革中表现不彻底、不坚定，没有坚决阻止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这个阵营的基本政治力量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是杜马的支持者，其群众基础有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地方自治局人士。他们自诩真为正的“爱国者”并指责左翼运动背叛国家利益。



该派的政治色系属于“粉红色”，立宪民主党成立之初，就有“绯红色的自由派”之称，况且杜马一向被认为“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


虽然立宪民主党在革命前自称是“负责任的反对派”，但由于群众的急剧左倾，加之二月革命后所有的党派都有一个快速向“左”倾斜的过程，这也影响到俄国政治识别系统的调整。虽然自由主义的左倾化步伐加快，但是仍然无法与社会激进思潮相比。二月派与十月派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二月变革，是否和“十月派”的大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但是二月派的动员能力较差，彼此之间为了理念争吵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纲领常常以“不够接地气”、弥漫着四平八稳的贵族气而受到诟病，有着“教授和知识分子”超然于底层利益之上的毛病。在俄国，“劳动群众和有教养群众之间”砌有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自由主义的无力感导致的社会无序化让人们颇为失望，社会上呼唤铁腕和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就有“政权瘫痪者无力反对革命癫痫者”的说法。但是他们很自觉地与“十月派”和君主势力拉开距离，生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一直到流亡国外，米留科夫仍然强调，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被一些同僚讥讽为，想要“骑着左翼的毛驴”回到俄罗斯的自由派。1943年二战时期84岁米留可夫临死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一方面表示了对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的肯定，另一方面他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由于背弃自己的信仰，该政权总有一天会蜕化导致我灭亡”。



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


第三个阵营主要是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和组织。他们既拒绝与克伦斯基政府合作，又拒绝认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基本上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组成，还有居民中所谓“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代表。


这个阵营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暂时“糅合体”，可以称作是前沙皇时代的“革命俱乐部”成员和杜马中的左翼在迫不得已的状况下临时“抱团取暖”，虽然他们一度都曾经是布-尔什维克的“友党”，但是“红-色政权”把他们统统归到“白卫”势力的范畴下面。



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的利益，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本能，对自由主义和孟什维克都很反感，1905年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主流右转或曰“社会民主化”，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后有一个“劳动主义”阶段——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理论下使得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之间的距离缩小。另外，在“革命护国主义”立场上二者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就群众基础而言，一个代表工人，一个代表农民，差异性颇大。



最后一个阵营是包括哥萨克、工人、农民和军人在内的广大群众，他们不明确赞成什么主张，甚至也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对新政权的三个做法极为抵触。


第一，他们强烈反对对俄国具有掠夺性质的布列斯特和约，认为这是俄国的耻辱，是对俄国的出卖，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为什么拒绝用俄国武器的力量捍卫祖国的荣誉和尊严。



俄国内战期间的白卫哥萨克骑兵


第二，新政权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其最终成了全面地“剥夺剥夺者”，而且比“原来的剥夺者”手段还要残酷血腥，不仅没收大资产者，而且没收中等私有主甚至小私有主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把财产的主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成为被抛弃的人，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勤劳致富的。最后，他们反对红色恐怖，反对革命政权常常无端地采取极其残酷的行动。这种大规模的红色恐怖不可能不导致暴力活动在俄国的盛行，使俄罗斯文明倒退。


这股力量因为其松散性和缺乏明确“立”的主张，不断地处在摇摆、倒戈和分化中。上述几种势力当中，除了第一种既有军事能力又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期以外，其他三种都处在快起快落的组合变动当中。



这四股力量最大的问题是相互不买账，互掐的厉害，而每一种势力当中又有无数的“子集团”，所以白卫运动始终未能团结在一个人周围，这可算是它的失败的重要原因。各股白卫势力有很多领导人，但是他们中间没有涌现出一个全俄领袖。


俄国内战期间形形色色的白军军团


白卫军与哥萨克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史实。沉溺于“地方本位主义”的哥萨克只想把不论红的、白的都拒之门外，他们的要求是“哥萨克自治，不要染指我的家乡”就行，两个首都的革命随你们杀来斗去，所以哥萨克不愿意到顿河之外去作战，他们对邓尼金进攻莫斯科的计划一点也不热心。



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和互相拆台，使白卫运动出现了“窝里斗”的典型特征。例如，南俄的自愿军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亲阿列克谢耶夫派和亲科尔尼洛夫派。两派之间不但“暗中摩擦和争斗”，甚至明火执仗的抢地盘、挖墙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白卫运动的其他一些部队。


“这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刚碰到一点困难，就像当初随便参加白卫运动一样，立马就随便‘散伙’‘退出游戏’”。这是一位俄国北方白卫运动的亲历者所描述的情况。



他写道：一些各自为政“趁乱而起的枭雄”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由于命运的安排充当了白卫运动的首领，他们既不具备足够的治国经验和知识，又不具备达到既定目标的坚强意志，更不具备勇敢精神和军人的豪迈”，临时拉起一杆子人，在“乱世”中掌握着部下的生杀大权，却在紧要关头毫无责任感地抛弃他们。


最终导致了白卫运动惨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参加白卫运动的军事政治组织，包括领导者本人，全都没有制定出能够确定白卫运动的目的、任务并能把广大群众吸引过来的清楚而明确的纲领。然而这些力量“不像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作战部队，更像是互相间不能很好配合、往往是分散的、行动上缺乏统一指挥的零散的小分队”。在外线作战的白卫军没有广阔而巩固的后方，也是他们的武装进攻失利的决定性原因之一。“余粮收集制”政策保证了红军的资源由一个中心控制和提供。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什么牢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和新-政权代表了人心所向。谁都知道内战中红-方的胜利是“靠法老建造金字塔的办法取得的”，红-军的后勤保障是依靠的是“粮食专政”。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回忆录中写道：政治局中只有两个人维护“粮食专政”——列宁和中央书记兼财政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在人民委员会中有三人，除了上述二人再加上他本人。可以说，强制征粮既保障了红军的后勤但同时又延长了内战。



实行“谁有武器，谁就有粮食”的政策以来，每个工厂抽出1/5的工人在武装征粮队的机枪威慑下到农村强制征粮。据粮委会统计的数字，1917-1918年度征集的粮食为4750万普特，1918-1919年度增长了一倍以上，达10790万普特，1919-1920年又翻一番，达21250万普特，1920-1921年又上升到42300万普特。不仅如此，余粮征集制还超出分配和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导致农民弃地不种。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强制农户按指定面积播种”法案，但强制播种法的收效甚微。



内战后期中央收到很多来信和报告，批评和谴责“粮食专政”政策，比如，海军指挥员博伊科夫在访问家乡特维尔后的感受：“对农村采取的这种政策将使我们的革命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但通常等我们醒悟过来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哈尔科夫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科尔恰什金给中央寄去一份长达20页的信。信中说，若不改变粮食政策，革命必遭夭折，“两年多来人民在苏维埃制度下忍饥挨饿，而被夺走粮食的人势必会起来反对苏维埃政策”。由于那些粮食工作者的强取豪夺使“下一年的耕种面积比战前减少了9/10。”



俄国内战宣传海报


农民们说，如果政策得不到改变，那么还会出现几十个弗兰格尔。为了300万工人就要与9千万农民为敌，难道可以这样对待“同盟军”吗？那些逃避兵役的人直接声称：只要宣布贸易自由，我们就去服兵役。托洛茨基承认，余粮收集制不仅破坏了农业，而且彻底破坏了国内的整个经济生活。1920年内战接近尾声时，逃兵和返乡士兵壮大了农村中的反叛力量， 农民起义已经遍布产粮大省，如果不改变政策，就会导致内战的前期是和白卫军将领打仗，后期就要和农民作战了。这是1921年俄共十大出台新经济政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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