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远：出狱后我曾不相信任何人 肯定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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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周远：出狱后我曾不相信任何人 肯定要追责
2017-11-30 林子的雪 林子的雪
11月30日上午，新疆周远案，在案发20年之后，终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第二次再审宣判、改判无罪。此前法院认定周远犯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5年。

新疆周远案历经两次重审，两次再审。自1991年起，新疆伊宁市不断发生有人夜潜民宅或学校，持利器刺伤女性下体的事件。此案被伊犁州地委、伊宁市委领导先后批示，要求从快侦破，从重惩处犯罪分子。1997年5月17日，27岁的周远被警方从家中带走。直至2012年5月刑满出狱，已历经15个年头。

周远之母李碧贞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申诉上访，她说，我是哭过来的。我们一家人，脸上的肌肉已经不会笑了。周远说，改判无罪，我曾不抱期望。潜意识里，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

改判无罪后，周远告诉记者，“终于。这过程中我有过多少想法啊。人的一生，始终要努力。”对于他来说，这个消息，迟到了20年。

左起：刘征律师、周远、周远之母李碧珍、王兴律师。

“放心，搞不断胳膊。做过实验。”

记者：20年前的1997年5月17日，你被警方抓走。当时是什么情景？

周远：那天我在家里看象棋书，这时有人敲门。我以为母亲回来了。她去乌鲁木齐探望病重的姐姐。打开门，母亲身后站着一群陌生的人。有人上前，自称是警察，要我去公安局一趟。我换了身干净衣服，就出门了。刚走到楼道里，突然冲出几个人把我的胳膊按住。他们把我扭送到一辆面包车旁，粗暴地摔进去，我当时没有喊，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记者：你被带到了哪里？

周远：伊宁市公安局的地下室。我问他们，找我是什么事？他们不说。之后，一些人进来了，我问，什么时候能出去？他们不理会，与我闲聊，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例如，你最近在做什么，家里有几口人，有无特别重大的社会关系，认识政府的人吗。他们的态度像关心我，于是我也真诚地回答。

19号接近中午时分，有人进来给我上背拷。左手从肩膀上，右手从背后绕过去，一上一下的姿势拷住。再另用一个手铐连着一个老式办公椅，我坐在椅子上。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个人搬来“测谎器”，是老式电话机改装的，有个摇把，一摇就产生电。其中一个线头从腹部绕过去，另一头插在袜子里，他们坐在对面摇摇把。说道，你啥时候不撒谎了，这个东西就不响了。

记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对你进行了刑讯逼供？

周远：隔壁的审讯室也在测谎，叫声很大。他们让我听。我很害怕，担心自己会残废。他们一摇，一股电流上身，刺痛。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有种求生本能让我改变了想法和行为，我的大脑晕晕的。但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事，只好连声说，我交代、我交代。我甚至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干这件事，否则可以说清楚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具体怎么交代，只想应付眼前的一关。

一个姓黄的刑警往手铐和背之间塞了一本四、五公分的书。我说黄XX你厉害，你想把我的胳膊搞断。他说，放心，搞不断，做过实验。他还塞拖把进去，往上提我。他们在一旁很开心地笑。

记者：你什么感受？

周远：疼得受不了，人已经完全虚脱了。自从进来后，我不被准许睡觉，已经精疲力尽。我连说“我交代”后，他们取下手铐。手铐绷得太紧，二十多分钟后才解开。我跟着他们进了另一个房间。一个姓于的警官坐着。

我对他说，于叔，现在没有人了，你就说吧，我咋交代？他不理我，扯一些闲话。我打断他，说这个啥用？到底是啥案子，你直接说。不然我没法交代。最后于警官直接切入正题，问昨天是不是到学校的女生宿舍了？他在桌子上画草图，问是不是从这里进去的。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是一起强奸案。我没有干过，反而不害怕了，便应承着他的话说。后来，我甚至出现错觉，把他的话当真了。

记者：涉及到作案细节，你是怎么供述的？

周远：于警官说，我是用螺纹钢把门撬开了。他还想让我承认，用螺纹钢捅了女孩的下身，后来又改口用刀。我立即有种不祥的预感，感觉不仅是强奸，是否还涉及杀人。后来，预审科张警官提审我时，我看到口供上螺纹钢的长度、粗细与我之前瞎说的一样。但我从未看到过凶器。在法庭上，我提出了强烈质疑。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特别害怕。我曾对于警官说，于叔，我看下你写的记录。我俩相对而坐。他把记录推到我这边，用手压住纸。我起先不动声色，随后一把抓过纸，快速撕掉。于警官从对面扑过来，拳打脚踢，喊着，叫你再撕，你撕一百遍，我让你写上一百遍。

他打累了之后，又坐在我对面。我说，于叔，你写吧，我签字。他一本正经地训斥我：你自己写。后来，他走出去，换其他人继续审讯我。

记者：后来又录了几次口供？

周远：20号凌晨2点左右，录口供又开始了。我瞌睡极了，想躺下。白天的教训让我很害怕。我想快点有个了结，便胡乱交代一通。我实在困极了。这是王琦的案件。交代完了后，没想到，他们又让我交代小白楼的案件。我心想，你们也太狠了。案情大概相似，依照他们的问话，我做了些判断，把这个案件的口供录了。没成想，录完之后还有一起。我又气又急。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又交代。我记不清第三个案件的当事人叫什么了。

最后，我都觉得乏味了。后来，我把一些案件的发生时间修改一下，避免重复。这些案件我都没有做过。

记者：一共交代了几起案子？

周远：检察院曾经来过两个人，我问，有几起案件？一个姓袁的检察官说38起。后来变成24起，又变成18起。起诉的时候是8起。我当时就愤怒地问，你们到底想干嘛？他们也没说话。

记者：你在地下室呆了几天？

周远：四天四夜。21号后半夜，我被带到一个旅店的房间，一大帮警察挤在房间里睡，横七竖八，鞋子没有脱。我也躺下睡。五、六个小时后，有人把我叫起来，我的眼睛睁不开，困极了。

实际上，从17号早晨，我没有睡过一次觉。在审讯室的时候，我瞌睡得控制不住了，一个警察点着烟，往我脸上喷烟。

8月25日，周远案第二次再审开庭。

“审判时，我感觉很可笑。”

记者：1998年8月，案件一审认定犯故意伤害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你听到判决时，当时在想什么？

周远：从第一次开庭，我唯一的感觉是无聊。审判时，我心里在发笑。我在想，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不是我干的，还在开这个庭。判决前，我思考这件事，从伤害程度来说，应当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但不可能这样判，因为那些人知道不是我干的。我坚信我的判断。后来真的判的是死缓。

我被关在看守所里，一间空荡荡的房子，人来人去，时间过得很慢。那个房子令人很不舒服。我习惯了之后，闲极无聊，与一个警察聊起我的案子。我对他说，我找你倾诉，并非让你相信我。判决下来后，我回到派出所，他得知了判决结果，问我是不是觉得判重了，我说，不是我做的，肯定判重了。他没再吭声。

记者：你在看守所呆了多久？

周远：差不多从夏天关起，熬到冬天。那个冬天很冷，人的心情也不好，然后又熬到春天，又到冬天。过了一年又一年。最后判下来是十五年刑期，我竟然也挺高兴，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送到监狱里，人更多，也能作伴。

记者：一审判决之后，又历经两次重审。当时新疆高院称，五起案子都需要进一步补证，各起犯罪存在矛盾之处。后来第二次发回重审时又强调，前次提出的问题未解决。但伊犁中院还是一次判了你无期，一次是死缓。

周远：一审判得很迅速。当时，一名叫霍勇的嫌疑人在98年8月20号左右落网。他用剪刀剪开被害人内裤，捅被害人阴部的作案手段与我的案件很类似。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一审判决。好像要急着定死我的案子。那时，我觉得我想说的话太多了，律师让我写一写，我就上诉了。我把申诉书写得很长。

第一次重审时，检察官的态度有了变化，不再提“严惩”。第二次重审时，检察官带着一份文书找过我一次，似乎被害人家属要求赔偿，他们让我签字。我签好名字后接着写日期，却被阻止了。我心里生出怀疑。

在法庭上，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都用很严厉地语气审问他们。

记者：2000年11月，新疆高院的终审判决结果是无期。

周远：是的。我母亲对结果很失望。对我来说，已经麻木了，早在预料之内。我不太懂法律，一名警察说，不停向上申诉就行。于是，我在监狱里一直写申诉材料，等母亲来探监时，就交给她。一份申诉材料，我能写到一万字。有时我又觉得没用、不现实。母亲一直坚信我无罪。她替我在外面上访。

记者：你有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检察官申诉冤情吗？

周远：我见到过一个姓马的检察官。我曾用很严厉的语气对他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太差了。之前，案件没进入司法程序时，我还求过他，能不能快点起诉。我不想待在看守所了。实际上，我进看守所后，类似的强奸杀人案还在发生。

我在指认现场时，曾问负责录像的人，以后真凶抓住了怎么办。我以为他是记者。后来知道他是公安局的，就没敢吭声了。我还曾遇见过一个三中的老师，后来得知是他对公安局说我犯的案。于是，我死死地盯着他，他也盯着我。我当时很想大喊，就是这些人制造的冤案。

记者：你的母亲李碧贞是怎么上访的？

周远：大约从2003年起。我父亲到监狱里看我，他告诉我，母亲到北京上访去了。那段时间形势不好，要抓访民。上访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我的母亲确实伟大。她克服了太多的困难。

记者：你的父母是什么职业，家庭收入怎样？

周远：母亲是三中的后勤职工，负责收发报纸。父亲是老师。案发时，父亲陪姐姐去乌鲁木齐看病，前一年我的哥哥去世了。我和母亲待在伊宁市。家庭状况一般，一家人极力维持生活。出狱后，我尽量不成为他们的负担。

2016年11月新疆高院决定第二次再审周远案。

“这不是一个冤案，是假案。”

记者：你何时出狱的？

周远：2012年5月22日。

记者：监狱生活是怎样的？

周远：1997年12月，我被转入新疆第三监狱。整个监狱系统的劳务以机械加工为主，我成为了一个钳工。每天的任务是干活，没人监督，很轻松就完成。狱友间会相互聊案子，也聊对社会的看法。聊到一些很负面的话题，许多人心存不满。我们用聊天来打发时间。渐渐地，我安下心来。一想到案子，头部像充血似的，很难受。后来觉得想也没有用，便不再想了。有的犯人去找驻监检察官，我一次也没有找过。我不相信他们。

记者：你有想过案子会翻过来吗？

周远：肯定一直要申诉的，但我从不抱希望。2011年第一次再审，我未意料到三中的龙校长出庭作证。庭审时，他一进来，我朝着他喊，龙校长，你是看着我长大的，你说我干了什么？我在三中表现如何你们不是不清楚，为什么非得是我？我不原谅他。我认为三中的老师们都应该清楚不是我干的。我的火气很大，控制不住。后来知道他来庭审是为了给我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有点愧疚。

记者：出狱后你是怎么和母亲一起上访的？

周远：大概是2014年吧，我和母亲一起到派出所找人。我对警察说，这个案子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冤案。我看到警察一下子愣住了。我接着说，这是一个假案。假案比冤案还严重。他们脸上的光就消失了。

出狱后，我谁也不相信。我也曾不相信律师。王兴律师有一次给我打电话，问我觉得有没有希望。我说，希望肯定有。但是信心不足。从案子本身来讲，我没有问题。但中间还有各种复杂的因素、人的因素。有时我对律师说话，就带着情绪。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相信别人了。

后来，我的母亲替我跑案子，我却不去了。毕竟生活是第一位的。最后一次，我跟检察院的人说，我也要吃饭，指望找你们，效率很低下。但母亲很乐观，一直坚持等到翻案的那天。

第二次再审开庭是在今年8月底，控辩双方比较一致，律师方面抱有改判无罪的希望。母亲隔段时间会去高院问，有没有结果。她很急切，说一个无罪判决怎么这么久。法官告诉她，要呈报最高院。我当时也不理解这事，还问，为什么庭长自己不可以做主，不是很明显了吗。我总归是缺他这一句话的，无罪这句话。

记者：出狱后，你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但仍被拒绝？

周远：是的。我会打些零工，自食其力。与朋友一起做工程。社区警察让我定期去汇报情况。我常常在想，可能在乌鲁木齐找工作比较麻烦，都清楚我的历史。今年，我在乌鲁木齐待了两、三个月，大多数时间待在南疆。

记者：邻居们怎么看待你？

周远：出狱后两个月，我回到伊宁。邻居们对我很温和。我猜是母亲十几年的申诉感动了他们。他们都认为，是我背着这个案子，但不是我做的。他们好像也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没有解释。

记者：刚出狱时，有没有不适应社会？

周远：十五年来，我与社会是脱节的。刚出来时，大脑很迟钝。看到街上的景物，没有感觉，一片空白、很麻木。走到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上显示倒计时30、29，不明白什么意思，也不好意思问别人。有时记不准路，无法从原路走回去。过了一个星期后，自己慢慢明白了。刚开始，我不会用手机、电视机。之前手机显示来电，我不会接，自己干着急，不敢问别人，我觉得很尴尬、很灰心。过了几年，使用微信仍然不熟练，添加好友会搞半天。平常只看看头条新闻。如今我对电脑还没有接受，闲下来的时间少，我也没学过这些东西，也就不玩了。

记者：有没有关注其他平反的冤案？

周远：知道。我经常可以看到冤案平反。但是心里还是失望。能平反的案子，都是办得穿帮了，不平反不行了。我在监狱里听说过很多亡者归来、真凶出现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冤案的平反，还是很困难。

记者：有没有长远的打算？

周远：有活先干着，没有想太多。慢慢来吧，没有什么打算。我一直没有结婚。在新疆，其实不结婚的情况也多得很，不值一提。放开这件事，先不管它。就算找女朋友也不现实，我没有当回事。

记者：打算追责吗？

周远：上次开庭时，我说，希望案子能公正地处理。其实我不指望有个公正的判决，潜意识里，我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我不针对谁，我跟他们没有仇，但我已经不信任很多人了。一个当年办案的警官曾跑来跟我拉同学关系，我心里冷笑，当初你为什么陷害我？我觉得我的情绪很消极。之后，我肯定强烈地要追他们的责任。钱，我可以自己挣，并不重要。但是，一定要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