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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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宇：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谢宇  知识分子  3月19日

?谢宇，国际学术界著名的华人社会学家，是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主要著作有《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回归分析》《科学界的女性》《美国的科学在衰退吗？》《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婚姻与同居》等。


提    要：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虽然持续已久，但至今仍未产生共识。本文试图从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和范式本土化三个角度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从议题上来看，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已经相当地本土化，而且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
        从应用上来看，一些应用西方理论或方法的中国研究本土契合性不足，其原因在于研究者本身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和对如何做好研究的理解。若在秉承社会学研究规范性的同时能够将社会学本身的情境性带入其中，中国社会学必然能够保持其学术的独立性和原创力。
        从范式上来看，学术的贡献和原创性应该由学术同行来评价，中国的社会学家所发展出的理论和方法应该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具有影响力，应该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而不只是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

撰文 | 谢    宇（《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责编 | 梅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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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再掀学科本土化的争论，矛头指向了美国社会学的“入侵”。其实，这一争论由来已久，从20世纪30年代起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学者对“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实践（周晓虹，2017），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学学者叶启政提出的“社会学研究本土化”主张，再到如今国内社会学刊物和媒体上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美国化危机的广泛讨论（如李友梅，2016；渠敬东，2014；宋林飞，2016），本土化的呼声没有停止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其他绝大多数近代学科一样，社会学起源于西方。由于其主流的理论和方法几乎都构筑在西方学者对欧美社会的研究基础之上，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西方的社会学和模仿西方学者的工作之中。然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因社会环境而异：西方的社会学主要以西方社会为题，中国社会学则应关注中国社会。较之西方学者，本土的社会学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着实具备一些天然的优势：他们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有着更直接的关怀，也拥有研究中国社会应具备的知识背景，包括语言和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的了解；因为生活于此，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社会现象和问题都有切身体会，也更有发言权。基于这些原因，呼吁为中国情境量身定制一套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确实在情理之中。

什么是社会学的本土化呢？不同人在谈及它时杂糅了不同的含义。在我看来，中国学者通常会在三个不同的范畴中使用这一概念。其一，本土化意味着研究议题应该本土化。有些社会现象或问题唯中国独有或在中国尤为突出，比如户口、计划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动，等等。鉴于这些社会现象或问题的突出性，学者们认为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应该优先聚焦于这些问题。我将此范畴里的本土化称为“议题本土化”。其二，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也包括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质，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的工具。这种应用就好比效仿谷歌（Google）开发百度，或比照推特（Twitter）创建微博。简单来说就是凭借“拿来主义”的态度“师夷长技”，开发出与西方理论和方法相对应的中国版本，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但学科与商业产品不同，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情境并非易事，唯有恰当地把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异同，才能促进西方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契合。我将这一范畴的本土化称为“应用本土化”。其三，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更宏大的本土化方案，即中国社会学需要从传统文化（如儒家伦常、差序格局、传统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范式。他们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一些学者甚至进一步提出，本土化意味着“针对外来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反省和批判”（叶启政，2006：21）。我将这一范畴的本土化称为“范式本土化”。

本文试图说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仔细审视之下，上述三种本土化的呼吁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议题本土化

议题本土化即研究对象之时空范畴的本土化，这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几乎所有社会学学者的共识。社会学是研究具体社会情境下的社会过程和现象的一门学科，任何脱离了社会情境的研究都没有太大意义（谢宇，2012；Xie，2011）。中国社会学应该优先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而不应该盲目地移植美国的议题，因为美国社会学的议题自有其根源。19世纪末美国快速的工业化发展和南北战争之后涌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城市化、贫困、犯罪、国内和国际移民、教育及劳工问题等，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美国社会学应运而生。其中的先驱，如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华德（Lester F.Ward）、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罗斯（Edward A. Ross）、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斯莫尔（Albion Small）等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以理解这些社会问题和改善美国下层民众的处境为己任。而今美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如种族关系、社会不平等、教育、贫困、犯罪、家庭、国际移民和健康等也同样来源于公众舆论和公共利益的焦点议题。其实，中国社会学也具有这种实用取向的、政策与公共社会学的起源（Wu，2009）。中国社会学就是要理解、讨论和解决中国突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否则这一学科的设置和存在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事实上，国内学者在研究议题本土化上的实践并不成问题，而且中国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只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尤其强调要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中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研究。不少知名的社会学家曾提出一些中国社会学必须回答、讨论或解决的真问题（李培林，2016；陆学艺，2013），这无形中影响了其他学者对研究议题的选择，集中反映在国内社会学学者对社会结构、社区建设、人口流动等现象（Wu，2009）和社会转型、社会公正、社会治理等宏观理论问题（李培林，2016）的强烈兴趣上。最近几十年这些议题一直高居国内社会学研究发表数量的前列（尉建文等，2016；肖宏等，2017）。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这些重大而迫切的宏观议题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而遭到忽略。但是，有没有哪些社会现象在中国是不重要且不值得中国社会学学者去研究的呢？诚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问题会比另一些问题在现实需求或学术传统上显得更为重要，在美国亦有这样一些议题，如种族、经济不平等。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所谓的“细枝末节”议题的研究就丧失了学术或现实价值。尽管过去30余年中国的社会变迁以经济转型为主要驱动力，但变迁已经逐渐扩展、渗透到家庭领域、价值领域和个人生活的其他领域。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不必等到这些变迁已经完成或者相关问题变得尖锐后才展开，而应该在变迁之前或之初就有所预见和察觉。这些对国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形态及变迁的记录和理解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并不低于那些对宏观议题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

应用本土化

应用本土化即以西方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这一度也是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的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的西方人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包括学者、知名政治家、商人在内的“中国通”，他们熟知西方关于中国的著作，足迹遍布中国，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见解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国人，是富有洞见、善于提问和解读的质性研究者。他们的研究倾向于从宗族与家族、官僚科举制、儒家礼教、共产主义传统等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或制度传统中提炼出中国社会的理想型。这些理想型可能是古老的帝国王朝，也可能是具有革命色彩的共产主义国家，常被其他学者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起点。而另一类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则选择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审视中国。他们的研究接触的对象主要是有关中国社会的数据，而不是现实中的中国人。与强调中国之独特性的“中国通”不同，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现象的普遍性，比如基于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产生的趋同力量使中国变得与西方社会越来越相似。这些学者通常使用数据和统计模型这些更为客观的研究工具，而中国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不过是一个数据点，中国的文化或制度也被简化为若干变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类学者的工作让研究中国变得不再讳莫如深，西方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标准化的研究过程让更多人能参与到对中国的研究工作之中（谢宇、张春泥，2016）。

然而，上述两类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社会都与真实的中国社会存在差距。前一类学者看到的只是独特性，他们描述和刻画的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组间差异，强调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与西方参照系之间的鲜明对比，而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变化重视不足，这些研究易被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所左右。而后一类研究者看到的则只是普遍性，他们在立论上尽可能地缩小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差别，并强调现代化的趋同作用，却没有看到表面现象背后深刻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发展逻辑（谢宇、张春泥，2016）。后者套用西方的框架来研究中国，有时容易陷入对现象浅尝辄止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得出让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误导性结论。因此，这两类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但这两种取向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又都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和效仿者，其中不乏西方社会学知识机械、草率、投机的应用者，让本已显得亦步亦趋的学术移植沦为更加廉价、粗糙的学术加工，从而引发本土化学者对学术原创活力的担忧（叶启政，2006）。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基础从西方舶来，学习和效仿西方本是自然的学科发展过程。不过，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和策略恰切地应用于中国情境并不容易。中国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使很多优秀的学者都面临着认识上的局限，那些简单机械的效仿者所做的研究其水平更是可想而知。实现本土契合性的难点在于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组间与组内差异张力的把握：一方面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

这就与我提出的社会科学的三原理中的社会情境原理有关（谢宇，2012）。中国的社会情境不同于美国，甚至两国在一些社会特征上的差异在本质上都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我曾经总结过一些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理解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尤为关键：其一是政府极强的控制权，其二是政府与企业的结盟和利益分享，其三是在家庭、血缘关系和社会网络中根深蒂固并延伸到政府机构和单位的层级式家长统治（layered paternalism）。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不平等是基于将人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各种社会界限（如地区、城乡、单位和社会网络）构成的集体性不平等，而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个体性的（谢宇，2010；Xie & Zhou，2014）。因此我不认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式的完全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如Nee，1989）。中国的现在既不是重演美国的过去，美国的现在也不太可能是中国的将来。

社会情境原理还意味着应更为谨慎地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可认为单凭数据就能研究中国，而不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制度、历史与现实在数据背后的潜在意义。中国的数据和美国的数据不一样，中西社会文化之差别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改进和创新已有的测量工具来克服在中国采集数据和测量概念的困难，而且需要在解读数据时挖掘每个社会现象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假如忽略这些隐藏的内容，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数据背后的故事。

在我看来，一切将西方社会学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策略应用于中国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秉持审慎、负责的专业态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如此。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或者任何一项无视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学术研究。粗糙、劣质的学术作品的确不少，但它们只能反映学者学术水准的高低，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

范式本土化

范式本土化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激进、最具感召力，也最强有力的本土化观点，因此也格外值得我们审视。

范式本土化观点的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明起源和发展轨迹上的历史性差别。西方文化以基督教、罗马帝国文化为背景，中国文化根植于华夏文明体系和儒释道思想。美国是欧洲文化的延续，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即便是在现代化、全球化和科技传播的趋同力影响下，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仍然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异。在我看来，其中的两个因素尤为突出，一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取消了贵族阶层及其世袭特权，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相较之下，欧洲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仍保留了贵族阶层的特权，直到民主制度取代贵族统治后才正式终结了这一传统。其二，不像基督教之于欧洲或伊斯兰教之于中东，中国从未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一神论宗教体系。在日常生活中，皇权不下乡，民间的乡土社会依靠的是儒家伦理、佛教、道家和其他民间信仰相结合的信仰体系来维持社会秩序，中国的法律系统也从不与行政系统分家。此外，强调范式本土化的学者还会提及中西方认知体系的差别，比如近代西方的认知模式是以感官经验、实验归纳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而传统中国的认知模式则是建立在直觉体验、冥想演绎方式基础之上的（叶启政，2006）。

尽管如此，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而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

首先，社会学是一门学科。在英语中，“discipline”不仅是指某一学科领域，还有纪律性和约束的涵义，这两个涵义相辅相成。换言之，做学术不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那么，约束的边界在何处？至少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是一个学科中所有学者都应接受的标准。这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指的范式——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的规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社会学仍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如若中国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其他的学问，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础上，那它将不再是社会学。

为什么学科要与纪律性相辅相成？因为没有纪律，知识的积累会难以为继。一门学科的知识浩如烟海，大多数人的贡献是微小的、增量上的，甚至是琐碎、趋近式的，但这些个人的努力能让知识体系不断丰富。学科需要约束，因为只有好的、确凿的学术成果才能被视为有所贡献，即便这些贡献很小，也有助于知识的积累。知识对社会的贡献和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可由包括研究对象在内的所有人评说；而知识对学科的贡献、其原创性和研究价值则由专业同行衡量。如若脱离了约束，学术发现就难以在同一基础上积累，对学术价值的评价就失去了同行标准，也就没有了学科。

追求学术原创性和生命力未必要求全盘中化或处处凸显与西方之不同，也未必要摒弃实证方法和量化研究，认定它们不适用于中国或必然导致肤浅的结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来没有用过定量方法，也未曾到过中国做过田野调查，甚至不能用中文阅读中国的古籍文本，但他关于中国儒教和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论述仍然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和经典之作（Zhao，2015）。为什么韦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学界普遍认可的逻辑推理和历史证据的基础之上的。同样地，中国社会学学者若使用被社会学学界普遍认可的标准也可以成就研究他国的经典之作。

另一个例子是费孝通先生——几乎所有本土化倡导者均推崇的学者典范。周飞舟曾撰文对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转向作了详尽的梳理（周飞舟，2017）。在我看来，费孝通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以及对文化自觉的认识尽管来源于他本人的探索与反思，但与韦伯的阐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仍有很多相似之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费孝通当年并没有机会接触到对这些社会学方法的讨论及其演变的情况。总体而言，我很佩服费孝通先生在学术上的领悟能力和他为中国社会学所创造的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使费孝通当时能了解到更晚近的西方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和相关的学术对话，并能加入到这一领域核心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来，我相信他对方法论将会有更系统、完善的理解和体悟，并能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学方法的发展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其次，如果认同中国社会学仍是以社会科学为学科范式的，那么学术研究就要基于证据，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虽然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选择和改进，但研究证据应是严谨的，并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这些标准是普适的，没有文化之分。同样，虽然理论的适用情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逻辑性。如果逻辑成立，换一个场合该理论也应同样适用。所以，讲证据、讲逻辑的研究规范同样适用于中国。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经常成为范式本土化提倡者攻击的对象——一些批评者认为定量研究既然已在美国成为主流，那么它在中国就必定是不合适的。其实，社会学中的反实证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国社会学中主张本土化者之首创。笔者曾经写道：“反实证主义的情绪蔓延很广，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谢宇，2012：5）。在了解甚少的基础上的批判是浅薄且有误导性的，定量方法的不完善并不能成为反对定量方法的理由。实际上，即便作为定量研究者，我也并不认为定量研究能解决所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资料。定量与定性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King et al.，1994）。在描述总体分布和研究原因的结果（effects of causes）时，定量研究能够做得更好；在提供对现象所有可能的解释（结果的原因，即causes of effects）及理解机制的发生过程时，定性研究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洞见；如果针对研究对象或核心概念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采用定性研究也许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情况；而当有较成熟的定量操作化方案时，定量研究能更好地检验理论假设。

此外，范式本土化立场也常用于反抗学术中心地区向边陲地区灌输其学术体系（叶启政，2006）。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学评价体系的指标化，认为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项目制学术资源分配是效仿美国团队式、标准化的学术体系的产物（渠敬东，2014）。不可否认，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大科学”环境中，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不是作为个体的先驱者，而是作为科学团队的一员而存在，资源的流向和科研产出也更易向大团队倾斜。这样的处境导致学者在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作为贡献数量的“数字”之间徘徊，在追求个人的出类拔萃与服从团队工作之间挣扎（谢宇、齐沃德，2017），这是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但中国的学术评价标准中对核心期刊、发表量或引用数的过分倚重并非效仿美国的做法，而是为了便利科研管理官员的决策，因为量化的标准不需要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更容易执行。相比之下，美国的学术评价是由水平相近或更高的同行评议出来的，量化的指标其实不曾主导美国的学术评价（施一公，2017）。

中国的社会学应该向何处去？

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笔者在讲授方法论时曾提到，在社会科学中，盲目追求永恒的、不变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无助于促进知识的增长或加深自身的认识，有时反而是徒劳的，甚至会误入歧途（谢宇，2012）。因此，凡中国社会中任何值得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都应该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情境中，这一要求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没有例外。在这个意义上，议题本土化和应用本土化是个伪命题，这些呼声与追求高质量的中国社会研究的长远目标并不矛盾。

那么，如何更好地研究中国社会呢？理解中国这一点已无需赘述，呼吁本土化的学者对此已经论述得相当充分，而在此笔者强调的则是与理解中国并重的一点——放眼世界，从跨国比较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若无比较，我们从何知晓中国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社会？实际上，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差异在很多时候体现在程度上而非类型上。从程度上的差异提出问题是研究社会情境变异性的起点。比如，经济不平等不单只是当代中国社会才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程度不同。当我们将经济不平等状况加重的中国与几乎同时期也经历了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美国相比较时，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不平等的独特来源（Xie & Zhou，2014）。类似地，当我们讨论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其置于多国比较的框架下，会发现尽管中国的垂直社会流动性较过去有所下降，但其代际流动水平和开放性仍高于当今许多西方发达国家（Zhou & Xie，2017）。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呢？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未来的社会学家，让他们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相比肩的学术成就。这一点并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中国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走在了世界前沿。单从发表量上看，中国的科技产出仅次于美国，甚至在个别领域中已经超越了美国，而且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Xie et al.，2014）。中国的社会学学者也拥有类似的契机：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已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现象（Xie，2011）。如果中国学者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在思维上有所创新并客观地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定势不可挡。如果说还有什么会限制中国社会学发展，那只可能是部分学者自身学术上的目光短浅与画地为牢。

如今，许多世界性的期刊和出版社逐步向中国学者开放，一些中国的期刊和出版社也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推向世界，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在数量上的增长和传播已成为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谨记：在学术界，质量最重要，研究质量永远重于发表数量。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去期待真正优秀的作品诞生；我们也可以适当鼓励一些严谨的重复性的研究，至少这些研究能够肯定或质疑前人的发现。但同时，我们需要警惕那些貌似达到国际发表的标准、使用前沿的量化模型，但却内容肤浅、具有误导性，甚至结论完全错误的研究。那些存在于已发表研究中的错误无法挽回，但所幸量化研究的可重复性意味着我们还有机会去发现既有研究的问题和更正结论（陈云松、吴晓刚，2012）。由此，我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尤其对年轻的学者，提出三条建议：首先，要提高方法论上的严谨性，尤其重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设计的环节，研究在方法论上站得住脚要远胜于数据的丰富和模型的奇巧。其次，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等研究资料，在制度上鼓励数据公开与共享，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和不浪费既有的研究资源，还可以校验学术发现。第三，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而不仅仅只参与中国的学术社区，不要人为地划定学术社区的中西阵营，要推进同行评议和学术批评，以促进彼此研究工作水平的提升。

结  语

主张本土化的学者担忧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实证范式的社会学，会越来越像美国社会学，从而丧失学术独立自主的风格和原创力。长久以来，这些学者对实证研究的误解在于仍以为实证社会学的终极目标是成为“社会物理学”。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训练、真正优秀的实证社会学家早就意识到了定量方法的局限，所以他们从来就不以此为追求。相反，他们长期致力于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定量方法。如实证社会学大师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所言，“社会学不像物理学，唯独物理学才像物理学”（Xie，2007）。另外，本土化倡导者担心中国社会学会迷失在对美国社会学的盲目模仿中，但却不曾考虑到：当学者在研究中认真对待中国情境时，中国社会学不会变为美国社会学，只有美国社会学才像美国社会学。很多中国学者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作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令我惊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主要是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尤其是对如何做出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的认识。对普适的社会学学术规范的忽视，以及对定量研究浅尝辄止的理解和毫无建设性的批判，不仅无助于当前中国社会学原创力的产生，还会误导下一代青年学生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认识，遏制其在社会学研究上的潜在创造力，并终将对中国社会学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任何的社会学取向，理论的、文化的、历史的、民族志的，都能产生好的社会学作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应该对整个学科有所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应当有能力超过西方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有所贡献，而不只是对中国作出贡献。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发展中国的理论和方法时应该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需要与西方社会学家竞争，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时，我们也不能用本土化作为掩护，或以之作为逃避的理由。好的研究终究是好的。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应该既能被中国人欣赏，也能被西方学界欣赏，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注：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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