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为什么站出来举报贪官？

bridged

为什么站出来举报贪官？ | 政见CNPolitics

原创： 马亮  政见CNPolitics  3月30日


如何让民众敢怒并敢言，是加强反腐败社会文化的关键课题。
马亮/政见观察员

在打击政府腐败上，加强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力度固然重要，企业和民众的举报也值得重视。在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普通老百姓能够直接接触贪腐内幕。如果他们愿意且敢于检举、提供线索，则会大大有助于政府部门发现和抑制腐败问题。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通过不断努力，营造了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民众在举报贪腐线索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往往使政府官员不敢贪腐。但是，中国大陆民众会不会检举贪腐？他们又为什么会举报贪腐问题？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和中国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老百姓举报贪腐的意愿和行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愿意举报贪腐的民众主要受到维护社会正义的理念驱使，而实际举报贪腐的老百姓则多是出于社会公益的初衷。与此同时，当地的社会文化也会影响民众是否会选择举报贪腐。

什么影响举报行为？
研究认为，民众的举报意愿和行为会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包括民众个人的态度和经历、民众所处的社会文化、以及政府部门打击贪腐的力度。

研究人员认为，民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会影响其举报贪腐的倾向和行为。如果民众无法忍受贪腐，将贪腐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那么他们就会更有可能举报贪腐；反之，如果民众认为贪腐稀松平常，是可以接受的社会规范，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举报。

当地的贪腐严重情况也会影响民众对举报的态度，但是其影响可能较为复杂。一方面，严重的贪腐现象会让民众认为有必要挺身而出，对有违社会公德的问题说“不”；另一方面，如果贪腐肆意横行，民众可能担心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甚至可能得不偿失，在考虑是否举报时也会三思而后行。

当地的社会文化也会影响民众是否举报贪腐。比如说，包容性较强的地方文化就会鼓励民众举报；反之，戾气较重的社会文化，则会抑制民众去举报贪腐。

研究人员假设，政府反贪部门打击贪腐的力度，会对民众举报产生两种反向作用，即互补作用和替代效应。一方面，政府部门打击贪腐可以提振民众信心，使民众感受得到自己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并愿意为之付出与贡献；另一方面，政府打击贪腐则让民众认为自己的举报可能无足轻重、从举报获得的效用也会降低、并且可以“搭便车”不劳而获。

广东调查证据
研究者通过抽样调查法收集了广东省各市县的居民调查数据，共计超过五千人。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有三成的人曾经遇到贪腐经历。在这些人中，仅有8%的人会去举报贪腐；在没有贪腐经历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考虑在遇到贪腐时会举报。

总体来看，36%的人中遇到贪腐时倾向于举报，只有3%的人会采取实际行动。这个比例高于政府披露的数据，即只有0.6%的民众举报贪腐。这可能是因为民众和政府对贪腐举报的定义不同、或者许多民众的举报未能计入政府统计数据。

研究人员在问卷中加入了许多题目，反映了民众对举报的态度和行为，以及是否能够容忍贪腐；同时，问卷还包括受访者对中央和地方贪腐与反腐败的主观评价、并取各个城市居民回答的平均值来衡量地方文化；研究人员还从地方政府获得最近年份的腐败案件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用以衡量当地的贪腐程度和反腐机构的工作情况。

研究显示，对没有贪腐经历的受访者来说，他们越是对腐败不能容忍，则当地基层干部贪腐案件数量越多、民众越倾向于举报贪腐。与此同时，年轻、低学历和低收入的受访者更有可能举报贪腐。就实名举报来看，民众认为当地腐败越严重、对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越不满意时，就越不会倾向于实名举报；如果当地贪腐案件总量较多，民众也倾向于不实名举报。换句话说，在地方政府腐败程度不那么严重、民众对地方政府反腐败工作感到满意时，就越有可能实名举报。如果遇到贪腐经历，年龄较大和学历较低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实名举报。

对曾经有贪腐经历的受访者来说，民众如果认为中央政府的腐败程度越严重时，当地高官落马越多、他们就越倾向于不举报；如果当地基层干部被抓较多，那么民众反而更倾向于举报。学历较高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不举报，其他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不明显。就实名举报而言，对地方政府反腐败工作越满意、当地高官落马情况越严重，民众就越倾向于匿名检举。

将举报倾向与实际举报行为相比较，可以发现地方腐败越严重、民众对地方反腐败越不满意，则民众越倾向于举报贪腐。政府抓捕的高官越多，民众越不会采取实际行动。但是，政府抓捕的基层干部越多，民众越倾向于实际举报。这证实了举报既有互补或挤入作用、又有取代或挤出效应。民众认为自己在检举高官方面收效甚微，而在举报“眼前”的基层干部方面则略胜一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反贪机构侦办的大官和小官的数量会对民众举报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实名举报说易行难，民众可能“敢怒不敢言”，但是实名举报恰恰是最有效的方式。比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实名举报的比例较高，而这些举报也成为侦破腐败案件的主要线索。如何让民众敢怒并敢言，可能是加强反腐败社会文化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