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秦二世不清洗官吏集团，“天下苦秦久矣”并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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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秦二世不清洗官吏集团，“天下苦秦久矣”并不是问题
　　文 | 谌旭彬

　　关于秦的灭亡，贾谊有一句总结，叫做“仁义不施”；《史记.陈涉世家》里，陈胜也有一句总结，叫做“天下苦秦久矣”。

　　这些其实都是套话。对老百姓不好，把他们当成纯粹的资源，战时是前线送死的炮灰，平时是供薅羊毛的绵羊，这是帝制国家的常态。炮灰和绵羊急了，自然也会想要咬人，但咬人和镇压咬人也是帝制国家的常态，且相比咬人者，镇压者往往更有经验。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镇压者的经验，突然不管用了？

　　“天下苦秦久矣”是常态

　　先说一下“天下苦秦久矣”这个事。

　　《史记.陈涉世家》里，与“天下苦秦久矣”之说相关联，还有另一个说法，叫做“失期法皆斩”，也是陈胜说的。

　　陈胜这拨人耽误了服徭役的报到期限，究竟会不会被斩首？

　　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秦律里没有这种规定。根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问答》，“征发徭役时如不报到，处罚应该是笞打”，“征发徭役时不报到，但在一年内被捕获，只是以游荡罪再行笞打”；根据另一份秦简《徭役》，服徭役迟到三五天的，“谇”，骂一顿；迟到6天至一旬的，“赀一盾”，罚向朝廷缴纳一面盾；迟到超过十天，“赀一甲”，罚向朝廷缴纳一副战甲；逃避服徭役的，“赀二甲”，罚向朝廷缴纳两副战甲。（于敬民，《“失期，法皆斩”质疑》，《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不过，这种争议，并不影响秦律导致“天下苦秦久矣”。

　　因为秦律真正的残暴之处在于“繁杂细密”，而不在具体条文的内容如何严酷。

　　秦帝国所追求的的，是一种凡事“皆有法式”的治国之道，也就是《盐铁论》后来所总结的“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你。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也证实了秦律的“繁杂细密”。

　　按现代人的常识，只要具体条文充分考虑了事理与人情，法律细密是件好事。但对秦民而言，他们生活在一个识字率极低的专制时代，越是繁杂细密的法律，越会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动辄得咎的困境——他们无法确知法典里有些什么样的条文，无法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也无法评估官吏针对自己的执法是否真的“合法”，更无法如现代人一般寻求律师的法律援助。

　　朝廷一方面致力于让所有秦民都变成文盲（商鞅设计的理想秦制，必须造就一种“民不贵学问”的社会风气）、且制定繁密的法律框住秦民日常生活的各处角落，以维持秦制的稳定；一方面又不希望官吏利用繁杂细密的法律，将秦民逼到急了咬人的地步，那会增大秦制的不稳定。所以，《商君书》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制度设计：

　　凡吏民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律条文，官吏须如实解答，并留存档案（符）。档案里要写明询问日期及所询问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档案（符）的左片交给询问者，档案（符）的右片由官府归档保存，作为日后抽检吏民执法、守法情况的依据。

　　这制度设计听起来很不错。但自己监督自己，同时做裁判员和运动员，其结果如何，是毋庸赘言的。

　　正是因为繁杂细密的秦律，将不识字（无法自救）、原子化（无法他救）的秦民推入了“动辄触法”的困境之中，才有了刘邦入咸阳时与父老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当然，待到天下底定，为了秦制稳定，“三章”是必须抛弃的，取而代之的是萧何采择秦法“作律九章”。）

　　所以，陈胜说“失期法皆斩”，或许确无秦律条文可以对应，但他说“天下苦秦久矣”，刘邦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那都是事实。

　　但仅仅是“天下苦秦久矣”，并不会必然导致秦帝国的覆灭。

　　“久矣”二字已经点明这种“苦”，乃是一种存在了许多年的常态——自商鞅时代开始，秦民即已深受“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治国理念之害，被捆绑于耕战的马车，挣扎于贫困线上下。至秦二世即位，“天下（秦民）苦秦久矣”的状态，已持续了百年有余。

　　如果不是出现了另外两个致命的变量，秦帝国的伟业，必将在“天下苦秦久矣”的轨道上，继续稳定运作、乃至发展壮大。

　　第一个变量：官吏苦秦

　　公元前210年，秦二世胡亥登基。

　　他引入了第一个变量：内部利益集团的分裂。

　　胡亥上台后，施政重点放在了两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是担忧“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主要是指六国之地的新秦民）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所以，刚刚登基，胡亥就带着李斯“东行郡县”，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向六国之地的新秦民挥拳头、亮肌肉。结果自然是没什么用，本文后面还会再说到。

　　第二件事是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担心朝中大臣与地方官员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

　　这与胡亥年轻、得位不正、在军队与官场都没有亲信力量，有直接关系。按赵高的说法，“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始皇帝时代的那些大臣，富贵世代相传，权势盘根错节——比如李斯，史载其家族中，“长男（李）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这些人自不可能如敬畏始皇帝那般敬畏胡亥，甚至还有可能与胡亥的其他兄弟（诸公子）勾结，对胡亥的地位构成挑战。

　　怎么办？赵高给胡亥出的主意是：“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对地方官员（郡县守尉）实施大清洗；“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对朝中大臣和皇族子嗣进行大屠杀，全换成胡亥的亲信。

　　于是，“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如此做的后果，是在秦帝国的官僚体系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正所谓：“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敢提意见就会被定成诽谤之罪，人人只求取悦胡亥保住俸禄；“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官吏人人自危，草民穷困潦倒。

　　胡亥的官场大清洗，也不是没有遭遇阻力。作为始皇帝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斯就很不满胡亥的做法。“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之际，李斯多次进谏抗议，反被二世责备：帝王富有天下，我想“长享天下而无害”，我希望天天纵欲享乐还不会亡国，“为之奈何？”你来想办法，让我实现这个愿望。同时，二世还以李由（李斯长子）抵御陈胜义军不力为由，威胁要整垮李斯家族（诮让斯居三公位）。

　　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李斯只好拿出法家在秦制研究方面的看家本领，迎合二世的想法，献上那篇著名的《行督责术》。

　　所谓“督责术”，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如何完全控制臣属，让他们为帝王做牛做马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敢有半句怨言（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的权术。具体的做法，主要是两条：（1）“深督轻罪”——有一点过错就往死了整；（2）摒弃“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官僚体系只用坏人、不用好人。

　　史载，二世读了《行督责术》后很高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对官僚系统的整顿更加严酷了，盘剥手段厉害的、杀人多的，才是朝廷眼里的好官，路上到处是受刑之人，市中被杀者堆积成山。当然，二世也没有忘记将李斯腰斩，灭其三族。（以上资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

　　毕竟，李斯不除，所谓的“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的目标，就算不得真正完成。

　　秦帝国奉行“以吏治国”，官吏集团是它的统治基础。二世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吏集团的这场大清洗，相当于破坏了“利益共同体”，严重地动摇了秦帝国的根基。

　　所以，在中央，大清洗之后，二世选择遇事与赵高独断，“公卿希得朝见”，朝臣沦为虚设；在地方郡县，陈胜起事，先是“薛地降楚”，“陈守令皆不在”，后又有会稽守殷通找来项梁商议响应起兵，发出“天亡秦之时”之语；武臣北伐，范阳令开城投降，赵地“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在最基层，刘邦起事，其核心团队也有许多人是沛县当地之“吏”。

　　不过，如果没有第二个变量的存在，二世应该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赵高所说的——“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自上而下重新构筑一个亲胡亥的新官吏集团。

　　第二个变量：六国“新秦民”

　　其实，胡亥是知道第二个变量的存在的。

　　如前文所说，登基的第一年，因为担忧“黔首未集附”，担心天下人不能像畏惧始皇帝那般畏惧自己，胡亥就带着李斯，效仿秦始皇巡幸天下，“东行郡县”——显然，他想要威慑的对象，主要是原六国之地的新秦民。更具体说来，是想要威慑原六国之“豪杰”。

　　这些“新秦民”，和荀子约三、四十年前所见过的那些“老秦民”，是不同的。

　　据荀子的描述，“老秦民”的基本特征是：

　　“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

　　很愚昧，害怕官府，相当顺从。

　　这是逾半个世纪驯化的结果（自商鞅变法至荀子入秦，约相差80年）。

　　但“新秦民”不是这样子。他们被纳入秦制的时日尚浅，他们见过昔日的美好时光，体验过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他们的记忆还没有被完全消除。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6年，陷燕都；前225年，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前221年，灭齐。秦只用了短短9年时间，就消灭了六国。

　　这是令人惊叹的速度。但这种速度，也使得始皇帝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施加在旧秦地旧秦民身上的、以贫民弱民原子化所有民众为宗旨的那套驭民体系，全面移植到新秦地新秦民身上。他还没有来得及摧毁新秦地上的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进而使所有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六国之地造就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所以，当陈胜于公元前209年，也就是楚国灭亡后的第14个年头，于楚地起事时，他得到了诸多昔日“豪杰”的响应。其中就包括了春申君门下的游侠周文、信陵君门下的游侠张耳等人。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不难看出张耳这样的人物，尽管在入秦之后，已经失去了效仿信陵君广纳门客的现实条件，甚至落魄到做“里监门”而被“里吏”鞭笞的地步，但他并不是一个原子化的存在，以兄事张耳的陈馀自称“尝游赵，知其豪桀及地形”，即是这些人社会活动能量犹在的明证。

　　刘邦起事前的经历，也显示了旧秦地的驭民体系，尚未能够在新秦地完全铺开。刘邦年轻时做游侠，曾是张耳的门客。公元前225年，秦军水灌大梁城，灭了魏国，门主张耳成为秦的通缉犯，不得不出逃他乡。门客刘邦也只能结束游侠生活，返回故里。次年，秦军攻楚，尽收淮北之地，刘邦从楚人变成了秦民，但他早年作为游侠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能量，却并未因此而消散。体制内，可以得到萧何、曹参这些沛县之吏的维护；体制外，则有樊哙这样的爪牙（史载“与高祖俱隐”）。其与“善沛令，避仇从之客”（显然亦非平民）的吕公结姻的过程，也是典型的游侠的行为模式（名义上以万钱作为贺礼，实则不带一钱）。

　　刘邦至咸阳见始皇帝而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于会稽见始皇帝而豪言“彼可取而代也”。“新秦民”中非原子化、有社会活动能量的六国旧贵族与豪杰游侠们的这种心态，远不是一场东巡可以消灭的。始皇帝不能，二世胡亥自然更不能了。

　　简言之，当二世胡亥在公元前210年登基，他所面临的现实是：

　　秦已消灭六国，但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六国残余的贵族、士人（包括游侠和文士，文士群体中有鲁地之儒持孔氏礼器投奔陈胜可为代表）和宗族势力，尚未将它们变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

　　而“天下苦秦久矣”是自商鞅时代开始，已延续了130余年的一种常态。

　　这个时候，二世因为得位不正，开始清洗秦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吏集团。

　　于是，亡国，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最后，再重复一下笔者的总结：

　　中国帝制王朝真正的亡国原因，无非三条：（1）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发生分裂。（3）底层存在非原子化状态、有组织的力量。

　　秦亡于后两条。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