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公知：不平等阻碍政治转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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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阻碍政治转型吗？ | 敦伦政经学院

原创： 苗公知  敦伦政经  1月24日

文/  苗公知
导读：不少传统政治学者认为政治民主依赖于相对平等的资源分配。为了验证一经常被引用的理论直觉是否符合事实，当代研究者试图发展出严谨的分析框架来描述民主与不平等之间关系，但得出的结论仍然不具有确定性。或许，多一些政治而非阶级分析的会为我们对威权主义的巩固与垮台带来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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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经济平等值得追求？政治哲学的回答通常强调的是其“内在价值”。侧重实证的政治学研究则将经济平等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从古典共和主义者到卢梭、托克维尔，不少传统政治学者都认为政治民主依赖于相对平等的资源分配。为了验证这一经常被引用的理论直觉是否符合事实，当代研究者试图发展出严谨的分析框架来描述民主与不平等之间关系，但得出的结论仍然不具有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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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的主导思想
现代化理论与转型学范式

到目前为止，学界内最强势的研究框架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两种“民主的不平等理论”。它们直接重塑了民主化领域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议程。这一格局是民主化研究经历两次“范式转移”的成果。20世纪前半叶，政治学深受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影响。受此启发而诞生的“现代化理论”在民主化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许多学者主张，民主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侧面，因为只有这种政治制度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相适应。所以他们预测，只要经济增长持续地推动社会结构变化，那么政治民主便指日可待(Lipset, 1960)。
但事实却并不如人所愿。二战后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瓦解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旧秩序，而稳定的政治民主却并未随之而来。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政体要么亡于革命，要么被革命威胁所刺激的保守势力颠覆。更出乎意料的是，还未等到这些威权政府巩固，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又猛然给第三世界送去了民主，其中不乏经济发展滞后的穷国。
发展带来的动荡和不期而至的转型似乎都背离了现代化理论的预测。这些事实刺激了民主化研究的第一次范式转移。学者们认为，比起社会—经济变量，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短期的政治博弈可能对转型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一民主化研究的新范式也被称作“转型学”(Transitology, 相关著作可见O’Donnell & Schmitter, 1986; Huntington, 1993; Geddes, 1999)。
然而随着新兴民主国家政治进程的不断演进，“转型学” 的问题也逐渐暴露。许多新建立的选举政权不过昙花一现就被形形色色的强人统治取代。哪怕选举仍然定期举行，它们也不再反映选民真实的偏好，而常常沦为当权者拉拢反对派、粉饰合法性的手段(Gandhi and Lust-Okar, 2009)。
研究者们意识到，单次的权力交接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大功告成，稳定的民主制有赖于某些社会—经济条件。结构性要素因此重新回到了研究议程的中心。和之前的现代化理论不同，新的结构主义作品有很浓厚的经济学风格。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形同黑箱的条件分析，转而清晰地定义行为者、效用函数以及制度环境，并将社会-经济变量形式化为模型中改变约束条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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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不平等理论 I
分配冲突理论

民主研究新一次范式转移的大幕由Boix (2003)和Acemoglu 及Robinson (2001, 2005, 以下简称AR)建立的“分配冲突理论”开启。
这一理论的源头是Meltzer & Richard (1981) 的再分配模型。在该模型中，经济不平等和再分配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简单来说，由于收入分配具有“右偏性质”，一个社会的收入中位数总是小于收入的平均数，左右民主选举结果的“中间选民” 多少会支持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中位数与平均数的差距就越大，中间选民所偏好的最优税率也就随之越高，进而导致民主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政策。
AR和Boix扩展了这一推论。他们认为，在威权体制下，权贵主导了资源分配。由于他们最偏爱的税率远远低于中间选民的偏好，因此比起民主政体，威权政体往往具有更低的税率和再分配程度。既得利益者在民主化中的损失主要来源于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之间再分配程度的差异。
Boix进一步假设，民主转型进程主要取决于当权者动用镇压手段的成本。根据前面的理论，社会收入差距越小，民主化对于当权派的经济冲击就越小，精英就越倾向于容忍民主转型。但社会平等的影响也是双向的。在更为平等的威权体制里，由于民主转型带来的收益有限，群众也缺少为民主而战的意愿。AR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不多不少”的不平等才会促进民主转型：民众需要有足够的动力挑战统治者，而统治者也缺少对民主运动镇压到底的决心。但无论如何，Boix 和AR都认为高度不均的收入分配状况会阻碍民主化转型的发生。
最后资产配置的不同类型也同样影响了不平等与民主化之间的联系。持有流动资产的精英相对不怕民主化的威胁。他们的家财很容易通过隐藏、转移之类巧妙的方式“合理避税”。但固定资产的持有者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地主阶级就很难把自己的主要资产土地转移、隐藏，他们对民主化带来的再分配威胁也就更敏感。结论就是，相较于收入不平等，土地不平等更可能阻碍民主转型的发生。
民主化的不平等理论到此就构建了一个清晰、完整、可以实证检验的理论框架。它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妨碍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其次，民众争取民主的意愿源于再分配需求，而权贵镇压民主化的动机来自对再分配的恐惧；最后，民主的成功建立有赖于权贵的妥协：当民主化对当权者的的预期损失低于他们施行镇压的成本时，民主转型即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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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不平等理论 II
契约理论

分配冲突理论并非唯一试图解释民主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比如Ansell and Samuels (2010,2014) 就提出了被称为“契约理论”(Contractarian Theory)的替代解释。
如果说AR与Boix主要从当代政治经济学汲取灵感，那么Ansell与Samuels则深受历史社会学传统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启发。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多数决定”，更重要的是还能制约行政权力与保护产权。民主的这些功能的主要受益者并非穷人，而是日益崛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当权的地主阶级有很大动机镇压民主，不但因为他们会丧失政治权力，更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而这种控制和民主水火不容(Moore, 1966) 。
Ansell and Samuels的形式化模型将AR理论中的单一部门经济体扩展为双产业经济体。这一经济体包括两种精英：经济地位正在衰落但把持政治权力的地主，以及经济重要性日益增加却在政治上被排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民主化是两类精英冲突的结果。当资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压过地主阶级时，民主制度便会成功建立。
契约理论以另一种不同于AR的方式解读不平等对民主的含义。在该理论看来，不平等实际上是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反映。收入不平等和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实背后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少数富人和穷人之间差距的扩大，而是反映了传统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的增加。城市部门的从业者，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享受着效率提升带来的收入增长，而农业部门的收入则停滞不前。因此，收入不平等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崛起，从而与民主化成正相关性。与之相对，土地不平等与民主存在负相关性，因为它主要反映了当权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而他们正是借着这种经济力量积累政治影响力，从而决定了政治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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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证据来检验理论 I
跨国别研究

两种民主的不平等理论都有正式模型与自圆其说的逻辑。到底何者更好的解释了不平等与民主转型的方式，就需要实证检验。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跨国别数据的比较，建立不平等和民主之间的相关联系。
从目前应用这一方法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平等和民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收入不平等似乎在总体上对于民主化影响不大(Ansell and Samuels, 2010; 2014; Houle, 2009)，但在汲取能力较强或是经济封闭的国家里更可能影响民主转型的前景(Freeman and Quinn, Soifer, 2013)。而土地不平等对于民主化虽然有着更显著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并不涉及第三波及之后的民主化（Albertus , 2017; Stasavage, 2017) 。
然而即便是这些研究结论能说明的问题也十分有限。由于缺少合适的因果识别工具，我们难以确定跨国回归中相关性的因果方向，也不能排除遗漏变量带来虚假相关的可能。例如，弱小的国家能力可能既妨碍政府实行有效分配政策，又影响了民主的巩固(Haggard and Kaufman, 2012)。
更重要的是，跨国比较很少对具体的转型机制进行检验。即使土地不平等确实“造成”了威权统治，我们依然不知道这些证据究竟是对再分配理论还是契约理论提供了支持。比方说，民主和土地不平等之间的负相关就可以同时支持分配冲突理论和契约理论。支持前者的人可以主张，不平等提高了地主对民主的预期损失，增加他们的镇压意愿；支持后者的人则可以主张，不平等反映着地主阶级的力量，增加了其阻碍民主化的能力。
总而言之，跨国证据为民主与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仅仅提供了有限支持，而从这些相关性证据里找出因果证据更是困难重重。为了更好地检验民主化发生的机制，我们可能需要回到具体的案例中去，用微观证据来探寻转型背后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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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证据来检验理论 II
微观历史个案研究

部分是出于对跨国比较法合理性的疑虑，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主化研究者开始使用单一国别的历史证据检验单个历史转型案例。
Ziblatt (2008) 对普鲁士1912年失败的民主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各个邦国里，普鲁士在政治发展上最为滞后。虽然该邦实现了全民普选，但在三级投票制度下，占据人口数量3.6%，以地主和富人为主的第一等级，与80%以上的第三等级平民拥有相同的政治代表。1912年5月20日，普鲁士议会投票决定是否取消三级投票制度，实现同票同权。如果这一改革得以通过，普鲁士将会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Ziblatt发现，土地不平等程度越高的选区选出的议员越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改革，即使控制了议员的党派归属这一发现仍然稳健，而收入不平等则对议员的行为缺少解释力。
那么具体是什么机制让土地不平等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呢？Ardanaz and Mares (2014) 对普鲁士的例子做了进一步地研究。他们发现，乡村的不平等使得地主阶级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使其能够左右选举结果，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送入议会。对土地的占有并非地主权力的直接来源。真正让地主垄断乡村政治权力的是他们对雇佣机会的控制。在地主垄断雇佣机会的地区，他们轻易地对选民施加影响，影响其投票行为，从而造成对保守势力有利的选举结果。
然而，这种垄断力在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则难以实现。在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地方。农业工人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地主更难对其投票选择施加影响。在控制相对劳动力价格后，土地不平等无论是对于选举结果，还是对于议员是否支持民主改革都没有影响。而在工资偏低，劳动力资源过剩的地区，反动的保守派政党更容易获得选举的胜利。不管属于哪个党派，这些地区选出的议员总体都更倾向于反对民主改革。在经过多个工具变量的检验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
类似的现象并不局限于德国。Nikolova (2017) 在研究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选举制度后，同样发现劳动力供给对民主影响甚大。在18世纪前，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北部殖民地虽然在土地分配上更为平等，但南方殖民地却拥有着更为开放的选举制度。作者把这归咎于南方殖民地的自然条件：这些炎热潮湿区域对于欧洲的白人移民缺少吸引力，为了与气候更为宜人的北方殖民地竞争，南方精英不得不用更为开放的政治制度吸引欧洲移民。然而，外生的冲击打破了这一制度均衡：在18世纪之后，北美殖民地获得了黑奴这一新的劳动力来源，这颠倒了南北政治制度的对比。南方殖民地的庄园主大量进口黑奴并替换了白人自由劳工。由于南部的劳动力紧缺状况得到缓解，白人劳工丧失了对地主的议价权，南方精英便收紧了选举权。而在北方殖民地，由于气候的差异，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而非大庄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由于家庭农产劳动力以自耕农为主，不需要过多的雇佣劳动力，因此奴隶贸易对北方的劳动力市场和政治制度的冲击较小。在这之后，北方殖民地的政治开放程度逐渐超越了南方殖民地。
接下来继续说德国。研究发现，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止来源于其对选民的人身控制。Ziblatt (2009) 探究了选举领域之外的机制，即对地方官僚机构的捕获。作者使用官方的选举申诉数据研究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选举舞弊。这些选举舞弊大多发生在真正的选举场域之外：权贵通过控制组织选举的地方机构从而篡改、伪造选票，而它们的主要收益人正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政党。作者的定量证据显示，土地不平等增加了选举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有趣的是，选举舞弊最为猖獗的区域却是那些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正在解体，地主逐渐失去对选民控制力的区域。作者认为，经济不平等有利于制造出一个相对同质的权贵集团，这增加了反动的地主阶级对地方官僚机构的控制力。即使在帝国议会选举中，所有成年男性都获得了相同的选举权，权贵却可以将自己的经济优势在选举领域之外转化为政治权力，阻碍进一步的民主改革。
和德意志帝国这样的转型失败者相比，英国的民主转型则显得和平而顺利。不列颠在1832 年的改革法案，将投票权从人口的3%扩展到了8%，并改变了有利于地主阶级的选区安排，给与了城市工商业者更多的政治参与权利。不同于传统的辉格派英国史的说法，Aidt and Franck (2015) 的研究认为，英国的民主改革并不是渐进、和平转型的典范。相反，正如分配冲突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法案的通过极大程度上为暴力和革命威胁的阴影所笼罩。在1830-1831年期间，英格兰发生了著名的斯温暴乱(Swing Riots) ，暴乱影响了地主阶级对革命风险的感知，改变了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态度。作者发现，附近发生过暴乱的选区更容易选出支持改革的辉格党议员，而做出选择的选民以地主和权贵为主。
在德意志和北美的案例中，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以不同的方式对政治制度产生影响，但精英对再分配的忧虑在这些案例中并不起主要作用。Aidt and Frank (2015) 确认了革命威胁对民主改革的影响，但改革的焦点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参政权，分配冲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即使在改革过后，成年男性里也仅有最富有的14.5%拥有选举权，在德意志帝国的案例中，Ziblatt (2008, 2009)以及Ardanaz and Mares (2014) 与Nikolova (2017)确认了不平等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其中的机制却更加接近于契约主义的观点，却对再分配理论未能提供支持。
总的来说一单国家研究则更多地支持契约理论的观点：土地不平等增加了地主阶级的事实性权力(de facto power)，使其更能主导政治发展的方向，阻碍民主转型的发生，但这些证据不得不面对推广性的问题。缺少对当代转型的系统性证据，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民主化经验是否适用于第三波民主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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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冲突理论的问题在哪里？

分配冲突理论未能对民主转型提供精准的预测有很多可能的解释。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需求之间的联系有赖于许多前提(Meltzer & Richard, 1981) ，而这些前提在现实世界未必成立。
首先，该理论假设了单一的政策维度，即围绕再分配议题的阶级政治。然而在许多国家，文化、宗教和种族等维度的冲突阻碍着阶级政治的形成，在不平等与再分配需求之间打下一个楔子，使再分配需求与不平等的关系变得难以预测(Huber 2017; De La O & Rodden, 2008) 。
其次，该理论的模型还假定选民的政策偏好取决于当前收入。然而，在流动性较高的社会，如果穷人预计其未来收入将会出现大幅度提升时，他们也许会为了最大化预期收入而选择更低的再分配水平(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
第三，现实世界里民众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不平等程度的认知未必准确，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穷人的政策偏好形成(Gimpelson and Treisman, 2018) 。总之，如果严重的不平等无法转化为选民的再分配需求，那么精英便无需担心民主化的分配后果，任由转型发生。
最后，民主制度由存在内在张力的不同制度侧面组成，因此选民的再分配的需求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政策输出，这降低了不平等社会的民主化对于精英的威胁。就像“契约理论”指出的，民主制度不但为多数人提供了政治参与机会，也提供了权力制衡、产权保护等对经济精英有利的制度设计，而这些制度也让再分配变得更为困难。与之相对，许多权力不受约束的独裁者都发起过大规模再分配工程。这些再分配工程不但能够摧毁原有经济精英的权力根基(Albertus, 2015; Albertus et al., 2018) ，还能通过各种限制性的产权手段建立起选民与政权之间的依附关系(Dell, 2012; Albertus et al., 2016), 从而服务于统治者巩固权力的目标。不难想象，对于富人来说，法治健全，产权受到保护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时候会成为他们的次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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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重新回到政治的本体论？

契约理论和分配冲突理论的构建都基于民主制度的某一侧面，这也缩小了两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分配冲突难以解释工商业阶级在当代民主化中扮演的积极作用，而根据契约理论的逻辑，限制投票权的部分民主才是资产阶级的最优选择，这距离当代意义的民主仍然相距甚远。如何更为全面地理论化民主，在涵盖其不同侧面的同时又不失理论的简约性，这仍然是民主化理论研究的难点之一。分配冲突与契约理论的出发点都是对于少量的历史案例的归纳与抽象。然而，这些基于历史案例做出的对转型中的参与者及其动机的假设从未得到过系统的检验(Capoccia and Ziblatt, 2010)。
分配冲突理论假设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统一，并把民主化看作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阶级冲突。契约理论则描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民主转型看作后者对前者的胜利。然而，威权政权并不必然服务于经济精英或是地主阶层的利益。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地区，当权的军事政府实施了更有利于劳工、佃农阶层，而非富人及地主的政策。
在许多威权国家，地主等经济精英阶层不但在经济上，更是在肉体上被体制消灭。主导这些现代威权政体转型的矛盾与其说是不同产业、阶层之间的经济矛盾，不如说是当权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矛盾。这一点也与之前提到的Stasavage (2017) 和Albertus (2017) 的发现相符合：土地不平等对于第三波以后的当代民主化并没有影响。正如Collier (1999) 所呼吁的那样，一个完善的民主化理论框架不但应当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也应当看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更直接的政治矛盾。政治并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因素通过代理加以表达的结果，他自身就有其能动性。虽然当下的民主化理论充斥着各种阶级冲突模型，但或许多一些政治而非阶级的分析会为我们对威权主义的巩固与垮台带来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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