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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blog翻出beep的这篇文章，感叹一下，学经济学的和学社会学的果然很难谈到一起。
社会理论vs社会经验，以及其他杂乱观点备份社会 2010-06-13 18:56:56 阅读53 评论23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最近这些天不知怎么着，醉钢琴刘瑜这个人成了一个热门的争议话题。先简单介绍一下此人：刘瑜，网名醉钢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国内知名专栏作家。著有《民主的细节》多多部杂文集和小说。
据说，很久远的年代里，醉钢琴同学曾任教于清华，期间在水木清华bbs和mit bbs的文学版写小说，才情逼人。后来，去了美国留学，因一篇《飞越流水线》（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73848e0100073f.html）名震天下，因其对美国学术界的反思，几乎成为我等留美社科学生的偶像。再后来，开始在国内著名的南方派杂志上写民主自由启蒙文章，人气超过当年写美国三部曲的林达夫妇。
可是最近却接连发生关于她的争议话题。第一个争议话题是，她发表了一篇名叫《资本主义新人鲁滨逊》的短文（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572），里面有一句超级强悍的话：“《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为已经被马克思搞得臭大街的“资本主义”四个字正名。”这句话直接雷倒了在brown读社会学的mujun同学，mujun同学撰文批判之：
http://mujun.ycool.com/post.3502292.html
http://mujun.ycool.com/post.3510008.html
http://mujun.ycool.com/post.3524475.html
http://book.douban.com/review/2026895/
基本观点是，刘瑜同学顶着职业学术研究者的名头，但是自己做的文章极度的不扎实，连weber这本最基础的书都没读明白，还强词夺理，违背了“智性的诚实”。
第二个争议话题就落到文本的标题了。前不久刘瑜同学在《南方周末》又写了篇文章《刘瑜的秘密书架：从经典到经验》（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10906/），因为文中主张不必读那么多理论书籍，多看看经验书籍就挺好的，因此也引起了一番口水战。mujun、xinnil等人都表达了坚决的反对。
不过我发现自己对她这个“经验重于理论”的大道理倒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当然，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底子很差的人，不能和mujun xinnil这种社会学科班出身的比）。在google buzz的讨论上，我和xinnil rongbin chang等人有这样一段讨论：
Beep Lin - 道理讲的很好，可惜最后那段书目推荐。。。。。私货太多了。。。嘿嘿
xinnil su - 道理讲得也很烂。本来逻辑和实证就应该是相互印证的过程。一个好的理论或作品，既要有实证材料的支持，更要有逻辑的支持。前实证时代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有建立在智识基础上的逻辑性和深刻洞见。后实证时代的大量作品很多都是在为前者提供实证支持或反思，但实证的方法做过的人都清楚它的缺陷有多大。赵鼎新早就写过一篇关于理论辩驳的文章，我也早推荐跟你过。哪有贬一个扬另一个的？本来我还很喜欢很欣赏她，看到这篇彻底被恶心到了。如果她对读书都还是这么理解的话，我真的很失望。
Rongbin Han - 我看到你两对话挺好玩，哈哈。我猜一下为啥Beep觉得道理对，嘿嘿，因为这是一种对国内学术界目前的一些现象的反动，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很多学者，尤其是我们称为功底扎实的学者言必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多从哲学的角度来搞社会科学，这条路现在来说根本是行不通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科学毕竟大家希望能够有应用，搞实证好歹能理清关系，现在搞到最后是一帮眼高手低的，怎天跟你讲这不对，那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怎么做到对他又讲不出来。另外一个方面，Xinnil你说的固然很对，但是问题是有多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除掉做实证的那些）能够做到用逻辑和实证相互印证的？大部分的人说实话其实是没逻辑的，就是翻故纸堆，炒冷饭，没什么值得记住的学术成就，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点点经验研究。
xinnil su - 中国有社会科学吗？除了社会学名正言顺旗帜鲜明打着社会科学的旗帜，政治学有些做着政治社会学的实证之外，没见其他啥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当然社会学做的也很烂。要说到中国的情况，不光实证很少，逻辑思辨也很弱。能称得出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还真能算的上学者，你会看到大量的作品都是政论策论，一不怎么着就站在道德或历史或政策制高点上盖棺定论指点江山，把这个和哲学混在一起我是忍不了的。
我之所以失望是因为刘的呼吁只会让这种混乱更加不堪。中国的经验研究底子太弱，我自己学过做过糊弄过，深知这套东西糊弄起来更可怕。这不一典型的饮鸩止渴么。
chang liu - 她这文章看了有种悲哀的快活。。。你知道这么搞学问也许就错了。。但也明白这tm就是现实。。
我觉得当我们从经典流落到经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就放弃了探讨先哲们一直提醒我们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只是实用主义地拿来所用。。就像她上次说韦伯似的，就好像从韦伯的问题域和逻辑链里面退出来了，把韦伯弄得很平了。。
如果永远经验在前。。我怕会越来越丧失掉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
Beep Lin - 好吧，我来说说我的意见。
我觉得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倾向。而我个人的好奇心也是集中在“如何解决问题”上的。
人文社科理论谱系浩大，我不希望我扎进去被前人的各种流派牵着鼻子走。我希望我自己有一个从现实问题到理论参考、再从理论参考映照回现实问题的这样一个循环，其中重点还是现实问题。
我同意原文的一个观点，就是经典读物里面很多其实是前人对他们当时面对的问题的回答，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概念、定义、思路，是适合当时的历史状况的。而我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不一定和他们一样。所以我在读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理论争论之后，觉得白费的力气很大，因为争论到最后，很多口水都浪费在“这个概念是否适合中国”这种无聊的问题上。
我老板说，现在大势是中国研究理论化，但是我们要致力于理论研究中国化。她甚至说过很夸张的话：为什么读phd就一定要读马克思韦伯和福柯？没必要嘛！
我原来不理解这话，觉得太夸张了。最近在慢慢琢磨出来，如果一个人在还没有在经验层面有坚实的体验和问题意识的时候就过多接触了浩繁的理论的话，很有可能他就给理论带跑了，理论影响了他的问题意识，他对问题的敏感性就变化了，他就学会了顺着理论的暗示方向去提问题，而不是切切实实的从现实出发去提问题。
这样的好处是，这样的学生会在学术界的口水战里面活的很舒服，因为他完全融入到学术界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里面。
坏处是，他也只有在学术界看来有那么点用处了。
比如说，我不觉得一个从小看civil society和democracy相关理论而缺乏对现实关照的人，会真正的提出能够超越civil society、democracy的更新鲜和更实际的新观点来。
嗯，所以，我本质上还是工科生。呵呵。
xinnil su - @beep，我很认可你的看法，一个是刘畅上面提到的问题意识，一个是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之道。记得前些年老孙饱受非议，说他的东西没有规范没有实证，就是拍拍脑袋的评论。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关于中国转型社会研究的第一牛逼，因为他拥有最敏锐的洞见。
关于经典如何阅读，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有些问题是人类面对的普遍问题，而很多经典就是在这方面经典；第二，有些问题的确是当时而非当下，关于这部分书更多的是理解当时的背景和作者的思路，和现在的问题形成对照；第三，我越来越感觉到，读书或者引用的资料，其实发现到最后都是为自己所用，没有人为原作者摇旗呐喊，而都是借用经典或他者之名为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所用。所以civil socioty也好，democracy也罢，都是在中国环境的斗争中被工具性使用的。再纠结它的本义和本质，真的没太多意义。
Rongbin Han - 非常赞beep的最后5小段话，我不认为因为你是工科生的原因。我说得再夸张一点，很多人追捧所谓的大师和经典完全是懒惰的原因，读几本所谓经典之后从里面拾人牙慧、卖弄概念要比踏实做研究容易多了，所以造成这样的氛围。然后你仔细去看这样的东西，经典里面严密的逻辑和其他更为重要的元素呢，一个也找不到，有的甚至就是概念堆砌，忽悠外行，我特别特别讨厌这个。
不是说经典不重要，我是觉得现在是矫枉过正的时候，现在也是把经典用错了的时候。
还有，我非常赞同beep的原因在于，我们看经典的产生是因为纠结于经典还是因为对问题的关注？我觉得是后者。关于终结问题的追索很重要，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与古代大大不同，社会的复杂程度远非过去可比，从根本上学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了，我们总要变的。
chang liu - 渠老师说的一直挺对的。。。当面对那些西方经典的时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1、重回西方文本，弄清楚它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以及面对的时代和问题是什么。2、回到中国的理论传统，看中国学者从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所面对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现实是什么。3、然后，再看我们从西方能共享到什么，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情境。
咱们都没矛盾。。对吧。。
这是发生在昨晚的一个buzz讨论。期间我是很想举一些例子出来说明我对西方理论体系的反思的，不过当时脑子不转了，根本想不出来。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其实我从前在mujun blog上零零星星写过的一点评论，可能倒是和这些问题有关。恩，应该把mujun那个旧blog搜一遍，把一些我的旧有评论找出来，贴出来备份一下，也算是以防ycool.com倒掉之后找不到这些文本吧。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我在本blog开篇宣言里面提到过的将来的“社会理论系列”的思考起点。不过，太散乱了，不适合阅读，读者到此绕开就好了。。。
【关于《大转型》, 商品化，三分法】
Polanyi的state/market/society 三分法，double movement，commodification，是我们这边很多人用的一个理论框架，尤其是在解释中国80-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的得失的时候，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左派喜欢他的东西，不是因为他的论证和论据过硬，只是因为他的结论很符合我们的胃口：你看，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导致世界系统崩溃和世界大战！多可怕！——可是，反过来想想，反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就一定要用polanyi的这种夸张的方法么？
在论证上，polanyi最大的问题在于商品化，“伪商品”的概念，土地，劳动，钱，他都定义为伪商品，没有任何根据。仅有的一点点类似于根据的理由，就是从前这些东西不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是，这仅仅在西欧历史上成立。至少中国的feudal system很早很早就崩溃了，土地和劳动的商品交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有些持“土地兼并导致王朝崩溃”论的学者说，是啊，所以这种商品化是王朝崩溃的根源啊，这不就证明了polanyi是对的么？那么。。。春秋战国之前，难道就没有王朝崩溃？1600年之前的西欧难道就没有战争？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土地和劳动的自由交换在这些“不和谐”的历史进程里面起了多么特殊的作用。。。。
btw不得不说那段关于speenhamland的内容太绕了。。。我到米国读书时看的第一本大部头英文书，看的我死去活来。。。：）
我不觉得“伪商品化”是个有意义的概念。你说那些东西是伪商品，是因为他们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商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人为的系统在推动。可是，以此要求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真商品”呢？有什么东西是脱离人为的系统而“自然而然”成为商品的么？劳动分工，divison of labor, 难道本身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人为的系统么？粮食成为商品，这件事情的背后充满了注入“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剩余增加”“国家赋税的金属货币化”等等人为因素，不管是“技术”的还是“政治”的。丝绸香料成为跨国贸易大宗商品，也同样离不开长途通商渠道的建立，而通商渠道的建立和国家间的战和关系密切相关。
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商品，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商品，因此“伪商品”这个概念打空了。实际上，polanyi是看到了近代以来有一些从西欧历史角度看来“全新”的“人为制度因素”使得“人为商品化”的范围和程度大大加深了，而这个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今后的历史发展动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猜他是不喜欢这种变化的，因此才极端的动用了“伪商品”这样的词，意在指明这样的历史进程是“反自然”的，是“不对”的。
我只是想说，以他的标准来看，那人类历史从头就都是“反自然"的，没有什么历史进程是充满和谐而不产生新问题的。
我非常喜欢他在”伪商品“的概念化之后那长长的对商品化之后带来的历史动态纠结的描述，我觉得那才是他真正出彩的地方。套用一句滥俗的话，他充分的展现出了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中的复杂性。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实在不认为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益处。double movements是建立在国家社会与市场相互对立的基础上的一个描述，因此其理论魅力也就打了折扣。你说的很对，embededness这种词烂大街了，没什么意义。我同意，实际上这只是社会学家从以往的一个过度简化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表现，从前简化出三个东西，现在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嵌入分不开的。。。。那么，分这三个东西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认为，这三个东西不是三个不同的领域，而是三种不同的处事方式。state表征的是暴力压迫为后盾的处事方式，market表征的是金钱利益诱惑为核心的处事方式，society表征的是以情感和爱好等为原则的处事方式。这三种方式是同时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人们根据不同的情境和角色来使用不同的方式而已。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情景大致就是”state-state" "state-market" "state-society" “market-market" "market-society" "society-society"这六种。polanyi强调了”state-market" "society-market"这两种对抗，这个框架被拿来解释中国当今的社会动态。但是我觉得，具体到中国，state-state，market-market society-society这些内部的斗争的烈度和对中国整体动态的影响，很可能要比polanyi那两种还要来的大。所以，研究double movement，还是远远不够的。
病休一年了，思路发散了，笔头生疏了，写的很凌乱，不知道说清楚没。。。只是自己的一点乱七八糟的小想法而已》：）
btw，我同意现在很多人喜欢polanyi是因为polanyi有力的破除了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干预的“迷信”，这是他的理论被频繁的用在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线的最重要的原因。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困扰过，所以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激动万分茅塞顿开的感觉。
而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毒”很深的人来说，他们也并没有十足的必要去正视polanyi的这套逻辑。他们完全可以说，self-regulated market的建立也许的确需要state，可是就像上帝的第一推动一样，建立完以后state就可以撤了嘛。或者，更加“中正”一点的，可以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当然要继续扮演规则维护者的角色阿，但是你只是维护而已，制定规则和修改规则这样的高级技巧，你政府就不要勉为其难的参与了。。。
所以我读polanyi三年，回头看世界，发现他依然是一个小众到不行的理论，信他的人们（往往是你描述的那种信歪了的某些左派）在小圈子里面自己high，批判的起劲，而不信他的人们（死硬原教旨主义右派们）照样不理他。
……
首先，你可能误解了我“反自然”的意思。我前面说“反自然”不是"anti-nature" "anti-evironment",而是“unnatural",或者”abnormal"的意思。我是说，polanyi似乎认为这个大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挺突兀挺特别挺不符合正常发展逻辑的事情，所以才用了“伪商品”这种强烈的字眼去强调其“不自然”“不正常”的感觉。所以我推断他心目中，食品和丝绸作为商品是“自然”的，而“劳动”“土地”“货币”作为商品是“不自然的”。他所研究的历史时代的确恨很多的令人不舒服的地方，很多产生焦虑的地方，而他所研究的英国又恰好是在这一时代大规模的发生了他所谓这些伪商品的商品化。所以他在里面建造了一个因果联系，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伪商品化带来了这大转型中的种种令人焦虑的东西。
我坚持认为这个因果关系没有那么强烈。因为我们现在的观察要比polanyi多一个对照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的polanyi式伪商品化比英国要早好多好多年，土地买卖，矿山买卖，劳动雇佣，这在中国漫长的后贵族化中央集权时代已是普遍现象──但是正如大家常说的，中国迟迟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焦虑并不是资本主义式的。所以我们至少观察到一个样本，这个样本里，伪商品化和资本主义式不安焦虑被decouple了。
（我读韦伯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科层，理性化，去魅，这些东西在中国实现的都很早，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早早的迈入了西方视野中的“现代”模式，可是中国的经济形态却并没有比它的封建制时代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又是一个对经典因果的decoupling）
作为一个25岁以后才半路出家读社科的中国人，我接受中国历史比接受西方社会学理论要早，所以可能先入为主吧，我并不觉得中国历史是理论视野中的例外。相反，如果说例外，我毋宁说西欧历史是我心目中的普遍理论的一个例外。：）
我觉得你这句话很重要：“伪商品化是用来叙述大转型的一个概念工具”。我觉得我们的分歧可能就在这里。我理解polanyi是把伪商品化作为一个“解释”工具，而不是“叙述”工具。“叙述”工具是不要求因果解释力的，A发生了，伴随着，B也发生了，这就够了。“解释”工具却是要求因果联系的。如果拿因果联系来要求，伪商品化这个概念，对资本主义兴起及其破坏性的解读，我觉得就没有马克思和韦伯的概念那么强大。这就是我对他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并不是在贬低“描述”的价值，认为只有“解释”才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我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描述的工作。我体会polanyi写这本书的本意也不是向世人宣称自己发现了一个多么强大普适的解释框架──他更有可能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历史书写的，他并没有想到某些后人会把他的那几个名词理论化到那么一个高度。是的，我觉得他更多是作为EP Tompson的同道受到我的敬仰，而不是作为马克思的同道：）
我一直很赞同你的一点是，作为今天的社会学研究者，我们首要的任务也许是发现和承认复杂性，而不是树立和验证什么简洁的理论解释框架。你有关中国都市运动细节动态的无数描述都反反复复的申明了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喜欢：）
【关于增长机器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growth machine这样的理论,就是非常典型的基于一时一地经验总结出来的中层理论,中层理论在我的理解里就是不着天不着地,这并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你这篇文章是说如果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当代中国,应该在growth machine前面追加一个问题:growth machine是怎么来的?.
而我的意见是,除非出于混学术界炒概念的需要,否则我们并不需要growth machine这么一个根植于美国60-70年代urban renewal的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理论上的指导意义(正如state society market三分法一样,当你强调state和society内部的复杂性超过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还有必要分出state和society来么?),只会把事情搞的更复杂.
当然,在美国有时候就得用美国人熟悉的语言和框架来写东西,但是这不意味这我们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和框架来思考.
【关于structure-agency】
没有看过你的论文，不过对你说的"agency太多structure不够”的想法说点自己草率的看法。
我觉得要是用structure-agency角度分析的话，无非就是要把故事讲成两个部分，首先，介绍structure并描绘structure下人们产生怎样的agency，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agency；其次，反过来，介绍agency怎样回过头去渗入和改变了原有的structure，形成了新的structure。
后面这点其实在真正写作的时候挺难写好的，因为我们的观察是有时间和深度的限制的，观察人们的agency容易，观察structure的缓慢变迁不容易。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在历史学的著作里更加普遍和完美些。对于大部分社会学的研究，历时没那么长，而且写作者又不注意留意，写作时也没有给出足够的重视，所以很容易变成前一点很强，后一点很弱，就是你说的“agency太多，对structure（的变化逻辑）关注不够”。毕竟，我们作为学生，课题研究的只是一个时空的片段。
换句话说，理想的研究应该是：
structure(时刻0) -> agency（时刻1）->structure(时刻2)-> agency（时刻3）->structure（时刻5）-> 。。。。。
而我们往往只能做到：
structure (时刻0)-> agency（时刻1）
……
en，我也是最初接触bourdieu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唧唧歪歪什么都没说，万金油。后来自己慢慢在理论和实践上进步了，尤其是在田野中慢慢成长了，才发现，实际生活中的人其实本身就是那么唧唧歪歪的万金油状，bourdieu其实正是说对了。不知道是美国人理解不了，还是说这种万金油状态只适合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斗争状态，美国人本身就不万金油。
我觉得，在面对具体社会过程的动态的时候，structure和agency这一对概念都是重要的。structure给定一个变化的起始形态，agency实施具体的变化。研究structure是从马克思以来社会学发展出来的长处。研究agency，实际上更多是社会心理学的领域，甚至每个人的认知和行动力是怎样从他的成长环境中慢慢养成的，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商情商，为什么同样是面临拆迁有人激动的点瓶子自焚有人却冷静的收集情报寻找对方漏洞以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些东西很大成分真的不是stucture引起的，你要是基于structure去分析的话，只能把这些视为随机扰动。可是agency的确是存在并且直接引导着社会变化的。
不仅仅是社会方面。经济分析的核心，其实也是在分析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也就是agency。
【关于社会的动力学系统】】
X变量决定Y变量？还是Y变量决定X变量？怎么处理双向因果关系的情况？这个问题在定性和定量眼酒中都存在，不过还是它经典理论中的表现最为令人抓狂，具体表现就是你说的这两段：
“Parsons笔下的Weber固然是为了跟马克思对着干而存在的。但是你仔细读Weber就发现也不全是这么一回事。说什么“引起XX的原因是XX”纯粹为了方便写教科书，方便学生背诵考试。谈Weber就不能说driving force，几乎一说就错。在他那种几乎所有东西都能影响所有东西的理论模型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导火索的玩意儿。他似乎也并不执着于找到事情发生背后的最初动因。他只是想告诉我们，呐，一件事情放在那里了——资本主义放在那里了，然后在欧洲那是怎么一回事，在印度是怎么一回事，在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他哪里在说什么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看看他写的关于中国文人和印度种姓制度的那两篇才能理解得更为全面。资本主义精神在这个两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只是它们没有成为一个leading strata的信念罢了。这哪里是什么“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他分明讲的是一个观念的产生和社会结构互动的情况。你要问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他也不说，大概他觉得这种问题争论起来没意义。马克思的理论里面还能找到一个“起点”，劳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Weber的理论框架里面没起点！”
“我现在理解好多时候Weber根本就不是在反对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很多观点他可能还是能够认同的，他想做的仅仅是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马克思说X决定了Y，Weber就会说X有的时候能决定Y，有的时候不能决定Y，Y有的时候还能决定X，还有的时候X也不能决定Y，Y也不能决定X，对Y有影响的不只有X，还有ABCDEFG……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该用啥词语来形容这种搞在一起的关系了。决定？有可能决定？因果关系？我发现Weber几乎不可说，一说就错。最后我写thought paper的时候，只能用一个Weberian tone来形容这种……东西。”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在我在接触统计学（呵呵，只能处理变量间单一相关方向的学科，变量一相互耦合就抓狂的学科）之前，作为一个工科生，还学过微积分和一堆大学物理，知道有微分方程描述的动力系统这个东西，甚至有基于这个动力系统的混沌体系，也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看，世界上没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甚至没有因果关系），只有变量间相互作用演化的动态系统。所以，我对这种没有driving force的weberian系统，感情上就不陌生不焦虑（当然，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去具体的处理这样的社会系统）。
【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一定得先研究懂经济学”】
“网上都在骂政府救美国，逻辑是就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勾结起来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填补贪得无厌的银行家们捅出来的大窟窿。我总觉得网上这群愤青极其不靠谱，可是我也弄不明白这当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也弄不明白这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我们研究sociology，sociology虽然和political economy有渊源但是已经慢慢疏远了political economy，而political economy的前提又是要理解economy！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些人，一点都不懂得eonomy，一点都不懂得market的逻辑，却号称要批判market批判neoliberalism，我们预设的位置就是在批判一个我们不懂的东西。
马克思是一个理解他那个年代的economy很深刻的人。如果考虑到他未完成的第四卷，那就更加深刻了。今天，对复杂的全球economy的理解权，解读权，都被经济学家拿走了，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就没有了正面作战的武器。
所以，重要的是，要从头学习economy。不是学习economics，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现代economy。
【关于公共社会学】
burawoy把社会学分成四种，是因为美国的公共社会学成分太少了，这是美国的特殊情况嘛。拉美来的社会学家，他们那里全都是公共社会学，当然会觉得burawoy的分法毫无意义：）
burawoy的意思是，美国是专业社会学太多太多，冲淡了公共社会学。而如果用他的分法来看中国，则是政策社会学太多，冲淡了公共社会学。所以他这个分法，对于中国还是有些意义的。
当然，即使不这么分，自然也会有别人用别的提法来在中国提倡社会学家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启蒙”和“组织”民众。所以burawoy不是必要的。burawoy只是生产了一个好用的提法，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提法。
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有场争论，到底是“艺术为艺术”还是“艺术为人生”。目前对于“公共社会学”的争论，其实也是一样的，“社会学为学术”还是“社会学为人生”？研究是为了“知识积累”还是为了“让世界更美好”？
我觉得都挺好的，没必要相互鄙视，每个人各自擅长的不同，人尽其用就好了。
说到那个burawoy的two by two表格。。my god，我觉得好像在berkeley的人看来这简直成了社会学的必备法宝啦，哈哈。当然，的确是挺好的写作思路。我总是幻想有一天自己能弄个three by two，或者three by three，但是最后还是发现，你写六种情况，比起写4种情况，复杂度增加了远远不止50%。
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分法的人格分析那么流行，而九分法的只是小圈子模型。人民需要简单的东西。：）
【关于社会风险】
我觉得你对韩寒这样的人的要求有点太低了吧。。。或者并没有仔细看过他的文章逻辑。。。
韩寒基本上是每写出5篇靠谱文章来，然后就会出一篇非常不靠谱的文章，而因为他文笔的美妙生动，那些不靠谱的逻辑漏洞是不会被轻易看出来的。
贴一个批评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0i3jb.html
我不知道这些漏洞是因为韩寒本身的理性程度就不够所以自己就想错了，还是因为他在审慎的故意写错以迎合大众。
我不能说这样的人多些对社会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动态太复杂了我分析不了。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人是我所不喜欢的。要么不够理性只有小聪明，要么投机心理太盛，都不是我的风格。
……
我们搞研究需要规矩点，是为了让研究的结果及其造成的影响可预期，可控。
韩寒这样的，用我的话，不够理性，太多小聪明，或者用你的话嬉笑怒骂，而且又具有了如此大的传播影响力，那么他的嬉笑怒骂所带来的影响，基本就是不可控的，不可预期的。
我本身其实是喜欢嬉笑怒骂的人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人。但是既然选择政治、社会这样的课题作为人生的主业，那就必须要压制这种不规矩的冲动，呵呵。否则，就像韩寒这样，就是不负责任的。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负责任，就好比一个小孩拿了一把手枪一样，在巨大的社会风险之下玩的自得其乐。。。
……
你为什么一定把“危险”理解为有人上街呢？我觉得相反，要是人们上了街，反而不危险了，呵呵。
我说的“社会风险”，是指一种不负责任不理性的mind set在社会中国的普遍化。换句话说，“愤青病”是可以传染的。我以前天真的以为愤青病是可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自然治愈的，这是基于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可是后来我见到了越来越的的愤中、愤老，他们已经陷入了由愤走向更愤的循环，毫无走出来的希望，这使得我对人类的先天的普遍理性和思维的开放、宽容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一个结论就是，人民还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这种“教育”不是中!!宣！！部的那种结果灌输，而是一种开放和宽容和理性的思维方法，遇事要怀疑不要轻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换位思考……这些思维的美德，在我们的教育中很少见，我们中国人本来就缺这东西，结果还有韩寒、刘瑜这样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乐此不疲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就是全民的平均思维能力越来越烂，思维美德越来越少。正如你说的，这是个多数人都胸大无志的时代。胸大无志其实不可怕，胸大无脑才可怕。
你可以关注一下最近频现的所谓“五毛党钓鱼”系列事件，看看人们的无脑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宣传部之罪，韩寒之最，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
……
回到“社会风险”的话题。我其实不觉得我们最大的社会风险是社会制度不良啊、不民主啊、社会不稳定啊什么的。这些只是表象。真正的风险在于，当一个社会的人民的平均智慧和宽容越来越少，不理性的成分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社会无论是走向民主、还是走向“健康”的开明专制，它可预见的前途都会越来越窄。
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来源于适当的制度设计，但是更本质的是来源于其全民的勤奋、智慧、宽容和礼让。我相信，当一个社会的全民都丝毫不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懒惰、愚蠢、狭隘和自私的时候，无论怎样先进的制度都无法拯救之。
我们的义务教育中的大部分人文教育，以及韩寒这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直接导致我们的社会渐渐丧失宽容和智慧而走向自私和愚蠢的直接原因。
【关于“理论是为了求知还是为了动员？“】
理论有两种，一种是用来动员的，一种是用来致知的。后者为了更好的建模现实，肯定是越来越复杂，最后变得和现实一样复杂，模糊了和经验之间的艰险，于是没人爱听也没人有力气听了。前者天生就不能搞复杂，简洁明快独断煽动，这是用来动员的理论的基本要求。
以认认真真讨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的人们，比如lakatos，因为要求真，所以整的太复杂，远远没有那些煽动家如popper的理论来的流行。
实际上，我觉得，不见得那些提出简洁动员理论的理论家们就没体会到那些复杂性。我不觉得marx对权力复杂性的洞察不如韦伯啊gramsci啊bourdieu啊他们深刻，也不相信popper就笨到看不见自己理论的荒谬之处。这些人，心里是首先有一个social project的，他们写理论不是为了论理，而是为了唤起行动，为了实现具体的工程。理论，只是他们的宏大project的一个环节，一个discourse塑造进而影响社会走向的工具。marx的project是反资本主义，popper的project是反marx。呵呵。
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不需要对理论有那么多期望，或者苛求。尤其是社会理论。
如果我们抛弃“学术圈混饭吃”这个条件，那么，书里写不写bourdieu，写多少bourdieu，有多大差别呢？经验故事写的到位，你不说bourdieu别人也看得出bourdieu。写的不到位，你一页写十个bourdieu照样还是生拉硬扯。
一个好故事，一个很适合bourdieu的故事，里面为啥就非要扯bourdieu呢？bourdieu讲的那些，实际上，其实就是弥散在社会每一个成员大脑里的生存智慧的一部分啊，并不是人学了bourdieu才会玩弄复杂的平衡手腕。这和人不学电路原理就不会设计电路有着本质不同。理工科的理论是生产性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截至目前，除了用于动员的discourse化的理论，其他基本都是非生产性的。每一个我们这样“专业”的社会学研究者在田野中被研究对象问起“你们专门搞这个的来给我们提点建议把”的时候都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令人窘迫的非生产性。
对于非生产性的理论，两种看法。一种是，既然没用，何必在意，就把它当作一种混学术界的行话门槛就好了，当真不得。另一种是，今天的理论是非生产性的，不见得将来更加发展了以后就不会有生产性的功能出现。所以理论的积累对后世还是有用的，值得我们追求。
当然，也有第三种，就是单纯的对理论感兴趣，不因为它有用而看重它，也不因为它没用而忽视它，就是当个爱好了。
……
这段话极好：“那个时候的社会学家是有征服人们关于日常生活的信念的欲望的，而他们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现在的很多作品，虽然理论上方法上显然是更加精致了，却缺少了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我前几天有个评论也说到了类似的意思，理论有两种，一种“求真”却无趣的，一种“用来动员”却过分简化的。你这个文章里面体现出你自己是偏好那种“直指人心”的“动员”性理论的。可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关键还是要看你的目的是“动员”大家去做什么，怎么做。我自己是不太愿意把理论只看做大家为了动员而争夺话语权的游戏的。现实也许本来就无趣，新自由主义也许本来就是“无心之作”，世界上也许并没有那么多的“阴谋”“阳谋”。所以，更多时候，并不是制造一个敌人（不管是“美帝国主义”还是“专制政府”还是“犹太银行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解决阴谋之外的问题，需要的是洞察细节的能力和操控复杂的技术，而不是制造敌人动员斗争的能力。
【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不是找资源的，作为工业党的代表和情怀党小蒋对比
: 王小东哪里是个正经工业党，不许右派情怀党抒情，就已经是左派情怀党一员了。
: 【 在 bridged (断桥：咬牙做事) 的大作中提到: 】
: : oh，我正在问他为什么去王小东这个科盲那里找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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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4-5-2011 19: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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