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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事件的所有特质中,再没有比偶然性更令我着迷的东西了。16世纪初,巴济扎得二世由于痛风而未向中欧进军,吉本评价道:“一滴恶毒的体液落进一个人的纤维组织内,或许就会延缓一个民族的灾难”。1920年秋天,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被宠物猴子咬了一口而去世,随后引发一系列灾难事件,丘吉尔对此评论说:“这只猴子的一咬使25万人丧生”。偶然性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被二者上升到诡异而粗壮的地位。
当然,若有人因此要告诉我们历史只是一连串偶然事件,我们大可以不客气地猜测:他要么是思想懒汉,要么智力堪忧,要么别有用心。事实上,正如一个倒霉蛋被女朋友飞掉不是真正因为他做回锅肉偶然把玻璃当盐放进去了一样,历史的偶然事件背后也常藏着一种大趋势,如太阳西沉一般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今天我们要讲的汉武时期之西南夷开发,其开端就是因为偶然的一勺果酱,继而又缘于偶然的一支竹杖。当然,在果酱与竹杖背后,也许还藏着微妙的必然。
西南夷开发前的成都:富人与冒险家的天堂
西汉时期,全国最繁盛的城市有六: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其中成都“汉户七万”(约38万人),仅次于京师长安,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富人与冒险家的天堂。
富庶来自纤丽星繁的商业贸易。左思《蜀都赋》描绘道:“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扬雄《蜀都赋》则称“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宴饮所用不止巴蜀土产,更有“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这一切,都说明成都在西汉是全国性的商贸中心,活力四射的海内名都。
商气蒸腾,冒险家自然纷至沓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其时的商业冒险家们,“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些血管里流着“对外开放”精神的商贾,常常冒着官方处罚、路途险恶、盗贼杀夺等风险,沿“南方丝绸之路”朝边境进发,将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特产贩运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乃转徙至缅甸、阿富汗、印度等国。又购回西亚、中亚、南亚诸国的香料、珍珠、琥珀、珊瑚等奇货,售之国内,赚取高额利润。
于是巨富大亨浮出水面。汉成帝、哀帝间,成都有个叫罗裒的土老肥,家产竟至亿万。他以千万钱贿赂当道贵族曲阳、定陵二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如此看来,权力与商业的污秽联姻,早在汉代就有了。
西南夷开发起于一勺来自蜀中的果酱
所谓西南夷,是秦汉时中原汉人对居住在四川以西、以南的非汉人地区的总称,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贵州省大部、云南省大部和广西西部等地区,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巴蜀既如斯富庶,成都又是商贸中心,则西南夷之开发,从经济上具备了一定的迫切性。而对好大喜功,爱开边疆的汉武帝来说,西南夷诸部在政治上也有吞并、开发之必要。不过,西南夷最初开发,却始于一个偶然因缘。
西南夷的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其中最大的两部为贵州西北部的夜郎和昆明一带的滇国。最初的偶然因缘,就起自夜郎。
建元六年(前135年),汉将王恢讨东越,朝廷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联络感情。南越王拿出一种特别的果酱——枸酱招待唐蒙,后者一吃,感觉太棒了,就像《食神》中周星驰吃了莫文蔚做的蛋炒饭,遂问:“这好东西是打哪儿来的呢”?王答:“是从西北的牂柯江(今盘江)运来的”。唐蒙回到长安,问蜀贾人,得知这枸酱独产蜀地,有冒险家将之由牂柯江走私到夜郎。而这夜郎,恰与南越接壤。唐蒙就上书汉武,建议先收服夜郎,会集其10万精兵,沿牂柯江进军,出其不意,直捣越都。武帝许之,乃拜唐蒙为郎中将,率千余士卒、万余民夫从巴蜀筰关(今四川汉源)出,去见夜郎侯。
关于这位叫“多同”的夜郎侯,有不少传说。一个姑娘在江边浣衣,水上漂来三节大竹,停在她脚边,竹内传来婴啼。剖开一看,里面是个小孩。这孩子长大后,有才武,自号夜郎侯,以竹为姓。他又是急性子,曾叫从人在大石头上作羹,从人说没水,巧妇难为无水之羹,他立刻拔剑击石出水。这水后来流成河溪,唤作“竹王水”。以今天的眼光看,两个传说很可能是在暗示:1、夜郎侯是个被遗弃的私生子。2、夜郎侯曾为民间兴修水利。
说回来,夜郎侯见到唐蒙,开口就问:“汉孰与我大”?唐蒙哭笑不得,赶紧给他上一堂地理课,又送了不少财物,夜郎侯于是答应归附汉朝。随后,武帝在夜郎及其周边地区设立犍为郡,又命司马相如出使,陆续收服邛(今西昌)、筰(今汉源)、冉駹(今茂县、汶川)等部,隶属蜀郡。
为更好开发已归顺西南夷诸部,汉武派唐蒙率军丁修路。几年下来,军丁饥羸劳累,饿死的饿死,跑路的跑路,怨声载道。而已归附的西南夷又常反叛,汉武不得不发兵兴击。同时,汉朝在北方与匈奴的战事日益激烈,新建置的朔方郡也急需经营。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汉武遂暂停开发西南夷,而先前归附的夜郎等国也纷纷脱离羇縻。
在此节之末,再说说这引起西南夷大开发的枸酱。据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考证,枸酱即今俗呼“拐枣”的果酱。其做法是取拐枣捏碎,以布过滤掉渣子,放入瓦瓮,再用布蒙瓮口,加厚泥密封,如黄酒储藏法储之。久则所含水分透泥逸去,而外物不犯其质,渐浓稠成甘美之酱。这种果酱今已稀见,贵州茅台追认自己的祖宗是“枸酱酒”, 郎岱酱说自己就是“夜郎酱”也即“枸酱”,都是附会古事。
西南夷再开发缘于一支邛山售出的竹杖
元狩元年(前122年),“凿空西域”的汉使张骞从大夏(今阿富汗)归来,向武帝汇报说:“我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一问,说是来自蜀郡。原来,从蜀郡西出邛山,再西行二千里可达身毒(今印度),由身毒北上便可到大夏”。
武帝就命张骞率使节团,自蜀郡和犍为郡向西分四路进发,寻找去身毒的道。可是,北路使者受阻于氐(今甘肃文县)、筰,南路使者受阻于昆明,均因受到当地武装实力的拦劫或阻滞。不过,在滇国的使者还算受到善待。然而,滇王与夜郎侯差不多,觉得自个儿最牛逼,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汉孰与我大?”使者只好再上一堂地理课。
使者返归,说西南夷不太讲伟大的友谊,除了滇国外都有点刺儿头。这时,汉匈漠北之战刚结束,北边战争暂告段落,武帝遂决心再度开发西南夷,派大将郭昌、卫广率兵平定。由于双方实力悬殊,且兰、邛、筰、冉駹、白马等都望风而降,武帝分设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以纳之。前面提到的夜郎,因南越被灭,失去保护人,也来朝拜,并入犍为郡。
而滇国及附近的劳浸、靡莫等仍在观望,不但不投降,有时还要骚扰巴蜀边境。郭、卫索性再领军直捣滇境,逼降滇王。武帝将滇国并入益州郡。至此,西南夷尽数并入汉土。
在此节之末,也说说这引起西南夷再开发的竹杖。此杖产于今邛崃县,那里出产白甲竹,如今仍有人取其枝干连根,做成手杖,还在竹根上雕刻龙头、寿星等图案。不过任乃强以为白甲竹质地劲而薄,不耐磨损,家居散步好用,山川行旅数日则破损不堪,史料中记载的“邛竹杖”实际是藤杖。聊备一说存之。
余音
华西大学博物馆前馆长郑德坤认为,古代四川之汉化,约可分为两期,前期为秦之并吞巴蜀,后期为汉之开发西南夷。这确是独具只眼的论断。
汉武平定西南夷后,开始向该地区大规模移民,同时改善交通,增强经济、文化交流。按照巴蜀史研究者罗二虎的说法,大约到东汉中期,开始形成了一个“西南地域文化圈”,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核心地区,由川西地区构成,中心是成都;其二是平原边缘、丘陵和浅山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其三是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地边远地区。三个层次中,核心地区的文化变迁速度较快,直接影响第二层次地区的文化变迁;边远地区的文化变迁较慢,随着汉文化的侵蚀,其土著文化不断衰退,但直到今日,仍倔强地保有自身的一些特质。
随着西南夷开发,西南地区尤其是巴蜀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郡县治所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姓地方势力,促进中原文化传播;随着移民涌入,经济发展,巴蜀的人口也迅速增加。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益州刺史部户口约为4608654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73%;到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增至7242028口,占全国总人口14.73%,几乎翻了一倍。到东汉末,西南地区尤其是巴蜀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进步,能与中原经济区、江南经济区颉颃,终于支持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有其一。
而绘制上述历史图像第一笔的,也许就是那勺献给唐蒙的果酱呢。
【参考文献】(以作者姓氏拼音排序)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陈晓鸣,《汉代北部、西南部边郡经济开发之评述》,刊于《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11月号
段渝,《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刊于《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6月号
范晔著,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司马迁著,三家集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
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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