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还是人祸？三门峡水电站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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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在天涯上，看到了关于黄万里的讨论。早在大学时候，我一位师兄便进入了三门峡水电站，此后两年，三门峡便传出了淤死的消息。今天看了《中国三峡》关于《说不尽的三门峡》的回忆录，便生出了追源溯本的想法。不过，看到的却是一片的心惊：

一、杨万里并没有反对建设三门峡，而是反对高坝栏沙的方案。而提出方案的，不是杨万里，而是温善章，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只是温善章的意见在70多人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会议召开的时候，杨万里是唯一支持温善章观点的人。

温善章：要建立挑毛病制度

“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不准确的数字造成不准确的舆论，不准确的舆论造成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导致错误的决策。反过来，错误的决策又会加重不准确的数字，如是反复恶性循环。”紧接着，他又说到第二点：“形成这样恶性循环的原因，就是缺乏反对意见的监督。”

73岁的高工还在“上午、下午”地上班

2003年12月2日上午8时半，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院的大办公室见到温善章，我在心底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两道佛眉使得73岁的他显得十分和气。

在半个月以前，看到中央电视台节目《专家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在访谈中，一专家斩钉截铁地建议将三门峡水库“炸掉”，且提到一位名曰温善章的年轻人，“温善章这个年轻同志反对，挨了很多整。”此处的“反对”两字，指的是“三门峡工程高坝蓄水拦沙方案”。此处的“挨了很多整”，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及知识分子曾在“以往”遭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三门峡水库的“科技问题”和温善章的“人文遭遇”，如是结合当然是一个采访的好选题。

隔日，我将电话打到地处郑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辗转找到温善章。在电话里，他用似是很严厉的口吻问我：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电话号码的？他表示不愿接受采访。在一番解释之后，他说，电视台播放的某些说法，与当年事实不符，他要给电视台写信，待他“得到回音或没有答复之后”，再“考虑”是否接受上海新民周刊的访问。他口吻“强硬”地给我约定了一个时间：在11月25日以后再联系，不能提前。

作为记者，我当然要考虑新闻的时效性，但是对方没有商量的余地。

温善章所说的某些“不符合”，更加引起了我的职业关注。但是我得乖乖地等上半个多月，方能与他联络，联络的结果如何是个未知数。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国内若干媒体有刊登有关三门峡水库“半个世纪得失功过”的稿件，其中也有提到温善章的，但多为引用“文件文字”。

11月26日，我如约再给温善章打电话，远在郑州的他依旧“犹豫”。我说，我们有过约定，半个月后见面的。我表明了我的访问题目：对于三门峡水库的“数据问题”，国内媒体已经有报道，我不会太多涉及这些东西，我想知道的是，你当时“反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坚持“反对”，但在水利部的报告里说你温善章“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是放弃了吗，放弃是因为受到了“整”了吗？“我关注的是，三门峡水库高坝方案这种‘一致同意’的历史过程，对于今天有哪些借鉴意义？”

温善章在电话里说：“有约定，你来吧。”

12月1日下午，我抵达郑州，即给他打电话，他回答：我下午开会，明天上午8时半上班，你来。后来知道，温善章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参加工作，退休时是“教授级高工”。我推算下来，他的年龄肯定超过了60岁，但如今的他还在“上午、下午”地上班工作。

“我从来没有反对三门峡水库建设”

在我和温善章交谈的时候，大办公室内的一位同志主动地给“温老师的客人”端来了茶水。由于各个会议室都已定有任务，温善章跟一位领导说妥，“借”他的办公室一用。

温善章看着我，第一句的问话是：你是哪一年的毕业生？在我所有采访过的对象中，用这句话作开场白的，温是第一个。

问话中的含意非常清晰：你知道即将要交谈的问题是50年代的吗，是否先要进行一番“背景启蒙”啊？

作为采访者的我，尽量简要地回答自己的被采访者：我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三届中学生，下乡10年在北大荒，1977年恢复高考成为第一届大学生；我已经50岁出头了。

温善章对着我说：“报纸”上已经发表过一些东西了，你还想知道什么呢？待我说完自己的采访打算，他再次跟我说：你还想知道什么，都先给我说一遍。温善章背靠在椅子里，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平静感觉。接着我的话头，温善章讲出来的第一句话石破天惊：“我和黄万里都从来没有反对过三门峡水库的建设。”

我感受到，我背包里携带的各种媒体报道资料，还有对于三门峡水库及其温善章本人的诸多“耳闻”，在刹那间都被他低低的一句话颠覆了。

温善章从自己带着的大牛皮纸文件袋中，抽出已经发黄的若干资料。温善章用非常慎重的口吻说道：对于三门峡水库，我提出过“修坝方案的高低问题”，但是提出低坝方案决不等于反对建设三门峡水库。看着我很是惊讶的神情，温善章再次重复自己的讲话：提出方案问题不等于简单的反对。温善章强调：“现在的有些报道不准确。”

我已经感受到，当下一些媒体的若干毛病“触犯”了眼前的长者。

温善章的眼神显得专注起来，他继续阐述道：世界上的任何建筑，不管是水利的，还是属于其他领域的，没有一个工程是会完美无缺的，它都会有自己的缺欠，都会存在问题。“有什么事物可能是完美的呢？”他举例说道，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青藏铁路建设，已尽了很大努力，给动物留下了活动通道，这是为保护动物采取的一个措施；但这就完全符合了动物的生存规律？我看不尽然。完全符合，也不太客观。采取措施，首先说明看到了问题，这就好。但是，绝对不能讲，提出要采取措施的人，就是在反对建设青藏铁路。

温善章接下来讲了三门峡水库建设“一重一轻”的两个侧面。他说：1956年，我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来到北京部里工作，就碰上了三门峡水库建设的讨论。建设三门峡水库，其中的一个想法是要减轻黄河下游地区的水患，当然还有灌溉、发电等经济效益方面的事情。“当时我觉得对于下游的灾害看得重了”。相反，而对于上游百姓可能遭受的损失，尤其是移民的问题，“看得轻了”。当时的测算是要移民90万人。三门峡水库开始设计的坝高为350米，库容360亿立方米，后来又将坝抬高到360米，增加了10米，库容则增加到650亿立方米，移民升至90万。温善章语气沉重地说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知道农民生活的苦处，农民的迁徙不是军队的开拔，军队战士都是年轻人，背包一上身就走人，而农民不成，拖家带口的，锅碗瓢盆的，移民90万人，迁移到新的地方，生活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减少？”

温善章概括自己的讲话：我的意思是，在考虑减轻下游水患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上游百姓遭受的困难，“关中八百里秦川经过了中国多少代人的耕作，才有了今天，在我们手中，不能轻易毁掉。所以，在提出‘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方案的同时，我提出了‘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方案，旨在放弃一点大坝高度，减少若干库容，少淹一点上游的土地，尽量保护关中平原百姓的利益，能少挪动就少挪动一些。我的方案，是将移民人数降低到15万人以下。”

我作采访记录，顺手写下“治洪”两字，温善章见到了，拿过我的本子，将它改成“滞洪”。眼前的这位长者看着我再次说道：我的意见，“就是降低坝高”，“我没有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

唯独温善章“声明望保留”发言记录

刚从大学毕业，才26岁的温善章给当时的水利部部长李葆华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温善章给我看了李葆华部长在1957年4月19日回信的复印件：

温善章同志：

对三门峡意见已阅，你所考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有几个负责同志也考虑三门峡水位不要太高，少移一点民，少发一点电。我们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你的意见最好送李富春、邓子恢副总理一阅。

李葆华看了复印件，我对温善章说道，北京水利部的领导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温善章更正我的说法：不是水利部的领导，“而是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这里说的是中央领导”。

我向温善章提问：当年的资料都在，但现在为什么在媒体上出现“黄万里、温善章反对三门峡水库”的说法？温善章回答：黄万里当年只是提出了自己对于三门峡水库方案的一些意见，现在到了有些媒体手里，有意见就等于了反对。“这能拔高到‘等于’吗？”

温善章拿出两本“赠阅”给他的《中国水利》杂志。他翻开1957年的第七期《中国水利》杂志，其中一页写着黄万里先生的一段话：“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泄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因此他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认为有了水库就没有妥善的办法使入库泥沙自动下泄。”然而，对于这段含有“不主张在黄河建水库”的文字，在下一期的《中国水利》上予以了更正——

　　上期所载“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大会办公室将黄万里教授意见体会错误，今特将该期第2页第22、23行更正如下，并致歉意。

“黄万里教授认为泥沙下泄是一个自然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不是合理的技术措施。他说清水出库对大坝是一个大威胁，下游防洪有坝后仍须进行，不要有‘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他又说，坝修成后上游壅水区就会淤塞，不待库量淤满，那里老早就要闹水灾，水土保持纵使做完，按照黄水不会清的道理，河沙仍要下泄。”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办公室启非常清晰，删去了“他不主张在黄河修水库”这句话。在后来1958年4月印发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中，引用黄万里教授的，也就是经过更正后的话，根本没有“不主张”的字样。温善章解释道：技术层面的不同意见就是技术层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整体“主张”。我问，黄万里先生是否感到“不主张”这样的话，在当时不好说、不能说，自己遭到了压力才这样更正的呢？温善章答道：黄万里后来被打成“右派”，他针砭时弊的话说得多了，也厉害得多了。我以为，“不主张”这样温和的表述，黄万里真要说，他是不会害怕的。

在《讨论会资料汇编》中，在“印发资料”一栏中，第一名就是温善章的《对三门峡的意见》。在“发言记录”一栏中，温善章发言：《补充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后来温善章又发了一次言，且在后面的括号中注明“温善章同志声明望保留”。在所有几十位发言者后面的注言全部是“记录未经本人校阅”，唯独温善章后面注明的是“声明望保留”。

今日温善章面对着自己45年前的发言记录，对于“声明望保留”，他说：我是希望保留低坝水库，滞洪排沙的建议，保留关中八百里秦川。不是反对。

科学技术领域要建立“挑毛病的制度”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的编辑时间是1958年4月，但是在1957年11月水利部形成的“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却有这样的文字，温善章“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方案（低坝方案）”。我对温善章说：您自己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放弃”版本的？温善章回答：我是在1964年看到这个文字的。我继续对温善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放弃”，而别人却代替您说“放弃”了；我这次到郑州黄委会来采访，最想知道的就是，是谁写上了这样完全相反的一句话？作为科技人员，对于这种做法，您有什么想法吗，不生气吗？

温善章略作停顿，随后用很是平和的口气说道：我在1957年作发言的时候，只有26岁。当我看到“放弃”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当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三年灾害”之后。三门峡水库1960年建成，第二年蓄水，1962年陕西省就有意见“反馈”到中央。这个陕西和下游各省的矛盾，从如何决定三门峡水库方案开始，就存有不同意见。到今天还是这样。在那个时候我想到更多的是，中央领导和部领导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三门峡水库的问题，且三门峡水库又已经建成，国家正在度难关，我们科技人员要做的，就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如何更好地做到上下游“两个确保”，这是我们的根本职责。“对个人的东西，想得不多，也没啥多说头”。

我还是紧追不放地继续发问：那个“放弃”究竟是谁写的呢？温善章非常平静地回答：总是有人写的，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吧。“在国家那么大的事情里，我这么个小小的技术员，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多抱怨的。我知道了，我也经历了，就行了。”

历史是由细节来构成的。但细节却往往不是历史“构成”的主要原因。我说，放弃对这个细节的“访问”，但这种“制造虚假”的倾向在今天依旧是有借鉴意义的。

温善章立即答曰：那首先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借鉴”。他继续说道：对于个人原因，可以省略不计，但是对于产生此类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我们科学技术人员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不准确的数字造成不准确的舆论，不准确的舆论造成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导致错误的决策。反过来，错误的决策又会加重不准确的数字，如是反复恶性循环。”紧接着，他又说到第二点：“形成这样恶性循环的原因，就是缺乏反对意见的监督。”

温善章随后说出了他的第三点体会：在科学技术领域，在逻辑思维范畴内，要建立“挑毛病的制度，要有按反对意见做平行深度工作的制度”。

“千万不要带着感情写这篇稿子”

眼前的这位长者，1956年从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分配到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1958年来到水力水电科学院，1969年“文革”中疏散到三门峡水库“劳动”，风镐、风钻、混凝土什么的苦活累活，都干过。1975年到黄委会规划设计院。60岁退休，职称“教授级高工”，温善章解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退休至今，73岁的他依旧上班。

对于当下媒体的某些“不准确”，温善章特意说明，在电视台的节目里，有说我挨了很多整的，这与当时的情况不符，这样讲话是不负责任的。“1957年开会讨论，有原水利部、水电总局领导，还有70名专家，尽管绝大多数专家反对我的意见，但是他们均未批判过我，更没整过我。”这样的说法间接地伤害了70名专家和水利部、水电总局领导的名誉。

说到对于今天三门峡水库的“处理办法”，我说，电视节目里已经有了，最厉害的反对意见就是要“炸掉三门峡”；有的还说“当时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温善章答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那句话的人也从未反对过修建三门峡大坝。对于今天存在了40多年的三门峡水库，温善章的意见是“不炸不废”，结合具体情况，降低运用水位，少发一点电，尽可能不影响八百里秦川。泥沙应当由淹没迁移小、社会矛盾小、投资小的水库拦蓄。

我说，您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信，有回音吗？温善章说道：我就是要表示个人意见，有个东西放在那里，仅此而已。我要求复印有关今天谈话的一些文件，温善章欣然同意。

采访结束，我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

温善章送我到电梯口，也许出于对媒体若干“毛病”的担忧，握手道别时他郑重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带着“感情”写这篇稿子呀。



二、历史悲剧：三门峡水库大移民

　　当时政府圆熟地以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但留下了漫长的灾难。（如果水库以最低水位来设计，那么相当大面积的土地将划在库区之外，大部份农民不必迁移；如果水库按照最高水位蓄水，则全部土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生事后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土地的风潮。）
　　
　　政府巨大的宣传工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种无尚的荣誉感。人们被告知：他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并信誓旦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
　1956年秋，节日般的大迁徙开始了。很快，政府的谎言被大漠风沙所撕破。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当时，一位元负责移民事务的干部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人出动也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谎言的破灭，大逃亡的开始。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首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份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于秦晋高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
　　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讲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后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造的“三年大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安置地
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逃亡。
　　
　　1960年，是那场大饥荒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汇集为洪流，宁夏首府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
　　
　　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后，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回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群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天三夜。……
　　
　　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后，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最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
　　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
　　
　　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
　　
　　在政府当局严密的封锁下，大部份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
　　
　　三位*的乡村支部书记背上乾粮，代表着一千多个移民村庄在北京和西安进行了艰苦的告状请愿。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于同意移民全部返回陕西。
　　●“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热泪盈眶。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怀抱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把三门峡水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高调宣扬的同时，黄河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报复：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在短短三年之内，渭河河床升高半米，西安受到洪水威胁。在坝体做了重大改建和运行方式做了大幅调整之后，水库虽然免于淤废，但蓄水被限制在300米上下。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当数十万移民终于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
　　一场夺回土地的*就此展开。政府当局别无良策，只好习惯性地实行*。1964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警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在*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于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的可能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政治谋略，确实维持了十五年安定。虽然在新的安置地里移民们仍然是最贫苦无助者，但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1979年，黄河大移民二十三年之后，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的松动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后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起义终于爆发。
　　
　　1979年秋，后来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民代表会议。王福义首先讲明与当局对抗必将承担的风险，请不愿闹事者退出。
　　●“会场静悄悄的，只见得到一闪一闪的菸袋火光，只听得到抽菸的滋滋声和鼻息。
　　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二十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闹返库虽然凶险难测，但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他们早已置于死地而后生了，选择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向省政府申述失败之后，移民们经过一年多串联和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返库运动勃然兴起。1981年春播季节，蒲城等5县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赶着牛车下了山。在王福义“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引导下，直奔家乡朝邑滩和沙苑滩。他们闪电般地抢种了4千多亩农田，并抢占了农场的仓库和办公室，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相持。
　　他们相信那个古老的习俗：谁种谁收。农场紧急动员，组织起80多人的敢死队，开着巨型推土机，将移民部落夷为平地。流血冲突惊动了当地政府，立即开动专政机器，短期拘捕了30余名民众领袖，将移民强行遣返。吃了亏的移民组织了数百人的复仇军，杀将回来，誓言血洗农场，捉拿凶手。官方闻讯大惊，即刻派员调解。最后以沙苑农场赔偿移民5万元损失，而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流血风潮。
　　次年，1982年清明时节，原黄河华荫滩移民在“返库祭祖”的旗号下卷土重来。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策略运用--有什么理由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呢？清明节那天，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高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标语，堂而皇之地从渭南市穿城而过。华荫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刘怀荣身着素服，站在开路的拖拉机上指挥若定，数十辆手扶拖拉机和上万移民紧随他前进。
　　●“队伍开进华荫滩，数千移民举行了公祭仪式。刘司令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悼亡词。当时在场的政府官员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都不得不佩服刘怀荣演说的煽动力。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满面流泪的刘司令大声向面前的数千移民发问：“挖我祖坟，占我土地，移民兄弟们，你们答应吗？”
　　“不。”众移民饱含热泪，一呼千应。如林的手臂竖了起来，众口一声的誓言响彻华阴滩：

       “甯做库区鬼，不为安区人。”
　　
　　这次返库祭祖，移民们携带了炊具、口粮、种籽和农具，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
　　紧接着，另外三个“司令”也率领着各自的人马开进华荫滩。
　　王福义，最早起事的农民领袖，这次带领着原沙苑滩的移民卷土重来。
　　苗福群，因领导返库曾三进三出公安局，属于不合作派领袖。苗司令不相信*任何承诺，甚至拒绝接见政府谈判代表。
　　陈文山，移民前是人民公社干部，积极回应政府号召，结果把乡亲们带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代表*向移民们所作的保证，二十余年来长久地折磨着他的良心。正是这种负罪感使他揭杆而起，成为雄据一方的农民领袖。
　　
　　这四大返库司令带领着渭北五县各路大军会师于华荫滩上的军队农场，划分了势力范围，连营十里，抢种抢收，驻扎下来。
　　
　　陕西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先礼后兵的*方案。
　　
　　四大司令也针锋相对地在蒲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对策。虽然在是否可与当局合作的问题上未达成一致，但数十位“各路诸侯”成立了协调性的“移民返库总指挥部”，使运动上升到联合抗争的新阶段。当局最后采取了高压政策，拘捕了“不合作派”领袖刘怀荣和苗福群，强行将刘、苗两部移民遣返回安置地。“合作派”孤掌难鸣，王、陈只好率部主动撤出库区。
　　
　　第二波返库大潮退去。
　　
　　但是，夺回土地家园的信念是至死不渝的。两年之后，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四大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
　　
　　秋天，在预订的日子里，八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赴库区。
　　●“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当局的办法仍然是*。他们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决心采用人海战术，以至少2:1的优势，两个干部对付一个移民，也要把人押解回安置区去。当“政府军”在大荔县城集结时“上万人和上千辆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店铺的烧饼蒸馍被抢购一空。”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起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都无法奏效。
　　
　　
　　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于通了天：中央大员胡启立和田纪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这实际上是对黄河移民坚强意志的无可奈何的承认。
　　
　　但陕西省政府决定，解决问题要在“保持政府尊严的前提下”。何谓“保持政府尊严”？就是各路移民大军必须全部无条件返回安置地，让政府赢回面子。当局故伎重演，先动员压服温和派陈、王二司令撤离，再对孤立无援的强硬派刘、苗二部发动突然袭击。政府方面先以优势兵力对移民聚居区完成合围，然后采用战时徵用手段，在各公路口设卡，强行徵用路过的空车，并沿途设岗，确保交通畅通无阻。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各路清剿大军同时冲进去，连打带骂，将移民强行架上车。
　　因陈、王二部撤退而军心动摇的移民们，不久就绝望地放弃了反抗。只有一人高喊著“政府哄人，别相信”投河身亡。
　　
　　政府的尊严终于得以维护，人民的尊严再次被践踏。
　　
　　第三波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但其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黄河移民历经十七次返库风波、三次返库大潮所表达的不屈意志最终得到实现。
　　
　　1986年7月，第一批移民回到失落了三十年之久的故乡。出于所有人预料的是：大部份移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是极端贫困户。政府“自拆自迁自建”的方针实际上阻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他们太累了，不想折腾了，在讨回了公道之后，他们无力再一次承受重建家园之艰辛。
　　●“至1989年底，大约有10万移民回到了库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敲锣打鼓离开家乡的，相形之下，重归故土的情景却凄凉得令人心酸。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不但耗费了他们的家产，同时也耗尽了他们的生命力。”
　　
　　然而，当他们回到黄河滩上时，却发现往昔肥得流油的沃野已变成一片荒滩。
　　
　　●“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3米，原来的平原地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硷化水涝化已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盐硷地和涝洼地已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原来黄渭洛三角洲的富庶已经成为年代久远的童话，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成为十分严酷的现实。”


四大农民领袖的结局也同样是悲剧。
　　
　　苗福群回到朝邑滩后，第一件事就是火速招集起原“总部卫队”旧部，拼死拦截农场赶运木材的汽车。国营农场的撤退简直就是一场浩劫：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在几天之内被砍成一片树桩。无论是政府的严令还是移民的拦截，都无法阻挡农场职工在最后一刻的大破坏。黄河滩上的每一个人都深知树木的重要，没有树木就保不住水土，保不住富庶。倔强的苗老头不禁老泪纵横，大放悲声。正如他早就预料到的那样，他叱吒风云所夺回的土地再也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不久之后， 一代英豪苗福群默默地死于贫困之中。
　　王福义回到了他的故乡沙苑，但土地已严重盐硷化，种下的花生和豆类几乎颗粒无收。王福义对曾经占有过他们土地的国营农场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他感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让不热爱土地的人占领了热爱土地的人的土地，在把它掠夺蹂躏之后再还给他们。
　　
　　刘怀荣失踪了。有人说他被抓进大牢，死在了里面。他率领过的乡亲们回到了故土华荫滩，在农场留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但记忆中的风水宝地变了：从第一次播种起，连续四年大旱，玉米不长芯，棉花不结桃，花生苗可以当柴烧。更奇怪的是虫害，生命力无比顽强，高效农药也无可奈何，最后把虫子扔进农药瓶，仍像魔鬼附体一样活蹦乱跳。这是他们从来不曾见过的奇观。1991年风调雨顺，但却遇上特大洪水，三门峡大坝关闸，庄稼被淹没一半。即使刘大司令没有失踪，他又能如何？
　　
　　
　　陈文山未能活着回到家乡华荫滩雨林乡。当接到政府批准返乡的通知时，他已重病不起。土地重归旧主时，同样已成为一片废墟。陈文山的儿子们为了让父亲活着喝上一口黄河水，夜以继日加紧盖房，但死神赶在了前面。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的心愿：“把我埋在库区。”陈文山的葬礼异常隆重，渭南地区与大荔县两级政府都派出代表参加。一个最大的花圈的落款是：“渭南地区移民办全体干部”。一位曾高举义旗聚众造反的农民领袖，竟然得到了官方对手由衷的敬重。
　　
　　这是正义的伸张，公理的胜利。
　　
　　这是对30万黄河移民为土地与生存权而坚持三十年惨烈抗争的迟到的肯定。




后续：陕西省妥善安置三门峡库区10万移民

1997年元旦，陕西省有关领导来到库区，看到如此景况，当即决定，从省长基金中拿出3000万元，市、县两级配套2000万元，建设移民安居商贸点，高标准解决移民住房问题。

　　1998年，工程全面铺开后，进展顺利。目前，大荔的韦林、赵渡，华阴的华西、五合、北社等5个移民安居商贸点初步形成。宽阔的街道，明亮的路灯，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洋楼”，极具现代气息。目前，共有700多户移民居住在这里，已经成为库区新兴的商业集镇和物资交流中心。

　　在对待库区的鳏寡孤独，低能呆傻户，大荔县、潼关县以村为单位建立专门的安居院进行安置，并组织专人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目前已建起40多个安居院，使220多户特困户老有所居，老有所养。

　　目前，10万库区移民安居乐业，当地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今年返库移民人均纯收入可望达千元。


三、张光斗的妥协

            毕竟还是个学者，张光斗有勇于承担错误的勇气，这点我深表佩服。只是，几个人一个轻率的错误酿就了数万人数生的苦果，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张光斗无疑是有勇气的，可是还有其他的“学界泰斗”呢？这样一个失败的“钓鱼工程”居然没有人为此负责，我只能说，我所生存的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反思三门峡大坝建成的半个世纪 历史难以回头

　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历史过错似乎已经无可辩驳。然而，一座失败工程近半个世纪的存在，同样可以让周围对它产生深深的依赖。
　　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认为建造三门峡水库，将要淹没的关中平原是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价值不能单纯用经济数字来衡量。
　　几个月后，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五天的会议，讨论这位年轻人的意见。在包括当时一些学界泰斗级人物的70名与会者中，支持这个年轻人观点的只有一个人。
　　这个年轻人就是温善章，而支持他观点的这个人就是黄万里。
　　今天，三门峡水电工程的历史功过再一次被审视。《外滩画报》就此事分别采访了温善章和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
　　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大坝的建设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治理黄河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亮点。当时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订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建水利工程的计划。
　　1955年，水利部召集学者工程师讨论这一计划，会议上，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由于黄河多泥沙，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发电目的达不到，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56年5月，面对已成定局的三门峡大坝建设计划。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三门峡水库应比360-370米为低，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之用”。
　　温善章、黄万里曲高和寡
　　黄万里公开表示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之后，刚进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的温善章也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温善章提出水位在335米、容量90亿立方米的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
　　“1955年三门峡工程在全国人大全体通过的时候，我还在天津大学读书。我看了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很受鼓舞。但是觉得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报告里说，三门峡的计划蓄水位是350米，迁移人口60万人，淹没200万亩土地。”温善章回忆说，“1956年我毕业，在水电总局当实习生，看到蓄水位改成了360米，迁移人口90万，淹没350万亩耕地。我就忍不住了，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个东西给国务院寄了出去。没有回音，我就给水利部长李葆华寄了一份。”
　　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经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因此改建制为三门峡市。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就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的会议，征求意见。
　　黄万里、温善章和张光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在水利部一个小会议室召开的，当时的一些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都参加了，有70人。主要就是讨论我的意见。讨论会开了15天，支持我观点的只有一个人。”温善章说，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黄万里。
　　大会中，黄万里教授是惟一一位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人。也是因为他的这一主张，使得他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蒙冤23年。
　　两种主张
　　在黄万里和张光斗共同的学生党治国整理的《三门峡争辩史料》中，转载了1957年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中黄万里和张光斗的发言记录。
　　黄万里(未经本人校阅)：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张光斗(未经本人校阅)：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
　　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因为“文人多无骨”？
　　张光斗教授的话后来被一些人评价是开了“钓鱼工程”的先河。“一项工程的建设是应该事先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后才能制定出详细的施工计划的。怎么可以边干边看情况！”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说。
　　“修了坝，沙子就会留在上游。你们既然不赞成把沙子留在下游，那为什么赞成把沙子留在上游？”黄且圆回忆，这是她听到的父亲关于三门峡问题多次提过的一句话。
　　最后黄万里提议在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留下六个施工排水洞不堵，以便日后排沙之用。这一提议得到全体赞成和国务院的批准，但由于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导致在施工时将排水洞全部堵死。
　　“到底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是不是没发现建三门峡大坝所带来的问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地方政府历来表态基本上是‘不同意’，但是中央决定了就服从。”温善章说，“当时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一致。还有就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
　　黄万里先生当时认为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这些事情让黄万里先生非常愤慨。黄先生在1957年发表在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中，将这些专家形容成歌德派或是但丁派。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写道。
　　黄万里也因为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
　　几次改建证明决策失误
　　1973年，经过领导照顾，黄万里被准许在监视下到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记者在黄万里后来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当时在知道华县在三门峡建成后受到的灾害后写下的一首诗：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三门峡是是决策失误。”温善章回忆，三门峡刚刚修好，蓄水刚刚超过潼关一点，移民就受不了。故土难离，陕西出了一本书《黄河大移民》，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
　　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不管有没有明确表态，后来三门峡的功能几次改变，三门峡几次改建，这本身就说明是错了。
　　“如果不影响老百姓，能够拦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总是用技术问题来掩盖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技术失误。”温善章说。
　　反思更多的方案
　　温善章认为，当初如果不修三门峡，上游情况肯定是要好一些。但是渭河下游的情况却很难说，水利专业有句术语“大水大河，小水小河”，如果上游来水少，必然会出现河道萎缩，如果再出现了大水，可能就会出现灾害。今年的渭河大灾中，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哪个更多现在还很难说。全部归到三门峡也是不客观的。
　　温善章说，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
　　据温善章介绍，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提出过两个三门峡方案，蓄水一个是320米，一个是350米，但是考虑到淹没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前一个。后来在40年代，美国人建议过在另一个地方修大坝，也可以实现防洪。修坝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在三门峡，也不是说就没有替代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晚几年修建三门峡，替代方案会更多，也不至于打乱国民经济部署。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晚个十几年，代价不会这么大。”温善章说。
　　历史的平反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记载：“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
　　在大坝建成42年之后，科学家再一次承认，当时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错误。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现在大家很关心三峡的问题。其实，三峡的情况应该比三门峡要乐观的多。首先，长江水和黄河水不是同一个概念。其次，长江泥沙大部分来自于金沙江，而现在金沙江修建的和即将新建的乌东德、白鹤滩、向家坝等梯级电站为拦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能管多少年，谁也不知道。因为泥沙确实是一点一点的淤积起来了。至于网上流传的说杨万里说“不出十年，堵塞重庆港”，我认为不是真的，至少不可能是杨万里说的。

陕西省女作家冷梦在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首届鲁迅文学奖）中有这样一段令人撕心裂肺的描写：

       ２００４在年国庆节，一家人到宁夏，去看我们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父母当年是二十岁出头，并在这里生下了我。宁峡青铜峡市万粮滩。在车上，母亲讲起了当年移民的事。听说政府允许移民回陕西了，家家户户都在地里挖坟，要把故人的骨头、灵魂带回家。不能移弃在这里。很多人都是将骨头装在麻袋里。我们家用几块木板钉了一个盒子，装了我爷爷的骨头。有一个妇女，丈夫死了不久，她将丈夫的尸体刨出来的时候，肉还没有化，她将骨头连肉一起装到麻袋里。晚上就放在身后边，尸体很臭，也不管这些。平常还怕鬼，这时啥都不怕了。第二天走的时候，很多人都背着装尸骨的麻袋，朝火车上挤。车上臭哄哄的，但没有人说啥。谁都不愿让自家人，成了这里的野鬼。就这样，我们回到了陕西，回到了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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