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重庆模式的看法（崔之元博士讲演后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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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巍 提交日期：2011-10-14 13:25:00  | 分类: | 访问量：2735
　　刚刚收到<读书>寄来的三联出版社出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调整与未来>,余永定主编.其中收集了我对崔之元的重庆模式的点评.立即翻出去年的修正稿,发在博客中.
　　
　　王巍：
　　非常荣幸受邀请来参加这个学术会议，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做生意的，是个小商人，参加这个会感觉跨度太大，我就算来学习的吧。我相信在实际操作当中，既没有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也没有计划原教旨主义。在商业操作上，严格说没有那么多是非标准，不像学术界，可以有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对立，在现实当中，是非价值不重要，重要的是利害分析。哪有是非？今天是，明天非。什么叫与时俱进？就是不讲是非嘛。我之所以做这样一个铺垫，是因为我是一个商人，商人谈的问题可能很容易把你们刚才谈的伟大的事情庸俗化，因为我们不大讲是非的价值判断，我们更讲利害分析。
　　好，回过来头来讲崔之元总结的重庆模式，崔之元我很熟悉，这么多年一直关注他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一致性的理想主义者。学术深、阅世浅、性情真，这是我对崔之元的评价。你如果阅世深就不会这么纯真了，这种纯真应该保持，但是很可惜，你今天角色错位，一会儿是重庆国资委主任助理，一会儿是学者，你这一变换，我就听得很累，不知道谈什么。我会前认真看了你的报告，我有几个感觉，我不评价重庆的模式是对是错，因为孩子都生出来了，你说他做爱姿势符合不符合规范，这个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怎么评价重庆模式，你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样本全国推广？这是我关心的。
　　我讲几点，第一，重庆模式比较简单，就是政府直接操盘。过去政府搞市场经济，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作为代理人，还至少安排一个激励和博弈的规则.现在次贷危机来了，早就看你们不惯，正好趁这机会，干脆收回来得了，所有事情我自己统统练。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不是说政府直接操盘不好，我觉得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资源要素从低效率使用转为高效率使用，通过政府手段、军事手段、市场手段，都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重庆有这样的模式，给全国一个参照，我觉得是值得尊重的，黄奇帆市长的风格我也熟悉，我觉得他也确实非常精明。实际上这个模式，大培刚才说的是对的，就是当年王安石，再早是商鞅，晚近是孔祥熙、宋子文，都搞这个，市场一起来，政府一伸手，统统拿回来。包括整个操作手段，你说很特殊，我看没有什么特殊，剥离不良资产，注资，上市，大培不是说了嘛，十年前中国的银行都这么干。重庆也是这样，“八朵金花”都是这一个路子，但是他们在地方诸侯这个层面，能够处理这么多社会利益搏弈，这确实是领导者个人的勇气、视野和激情，值得钦佩。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垄断利益，最主要是执照和定价权，政府有这个权力和条件来这样定价，就像这两年山西政府给民营企业收购定价，三四年前陕西政府给产油企业定价，这个定价不同于市场定价，他有这个权力。所以你很难说他用什么特殊的方式，无非是打着市场的名目来做的事情。
　　另外我很关注你谈的国强民富的问题，当然逻辑上是很美，只要政府富了，那么肯定通过税，总得给点老百姓什么东西吧.你说的重庆有了这么大成绩，终于每年拿出一个亿给民营企业注入资本金,这是不是太可怜些?。我的感觉是，你把我锅砸了，然后给我口饭吃。是，你富了，我也跟着有饭吃了，但这是不是国强民富、藏富于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演绎，我看不出一个实际的东西。因为它不可比，重庆现在只是跟西部地区比，从长期来说，你能不能跟江浙一带比，现在还看不出来。而且重庆有特殊政策，刚才也谈到，全国打压地方融资平台，重庆要银监会给特殊政策.重庆模式不单单是今天谈的，还有唱红打黑，多种模式组合在一块儿，这是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呢，我觉得你过早地总结，而且今天拿出一个论文，让我吓一跳。你的论文就是证明国家政府应当直接接手经济，还用了定量分析，找出个米德的理论来吓唬我们.从这个路子看,你到重庆挂职，也许一年之内出来个重庆模式的数理经济学也是有可能的。
　　我个人感觉，重要的不是对或错，因为现在事实就是这样，重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分配是非市场化的，那么第二次分配总要有些市场化吧.你刚才提到社会分红问题，现在我看不到这个东西，如果第一次分配我们解决不了，整个这五年大家都看到了，虽然大家都在谈“国民共进”，不一定是“国退民进”，但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明白。最主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决定不能影响的话，第二次是否能够把分红的程序、透明度，让企业界、老百姓能感到实际？这个工作怎么做，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觉得重庆模式走了第一步，当一大批重庆民营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离开重庆的时候——是不是这些都是黑社会呢？不知道——当所有这些资源全部进入政府的“八朵金花”的时候，民营企业机会在哪儿？“八朵金花”就能把重庆练了？我觉得还早。我相信重庆还比其他城市好得多，上个礼拜我们带着几十个民营企业的人去山西，山西的几个领导说，我们欢迎你们来投资六大行业，第一基础设施行业，第二传统工业，第三农业等等，这样我们就没法往下谈了，这种行业短期内根本看不到任何收益，都是政府该干的，结果政府倒闪开了，让这些外地民营企业砸上去，那政府的钱干什么？买美国国债？从这一点来说，重庆显然比山西要高得多。
　　总的来说，我尊重重庆这样一种尝试模式，但我觉得要客观地来判断，它实际上并不新奇，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中国各种市场化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它能够用强势政治、精明的精英设计的方式，重新让政府获得操盘权。这个东西能不能长久，不知道。现在我能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谈二次探底，甚至三次探底要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危机终于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得，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不断地宣传危机的长期性、恶性化，政府就可以有理由长期留下去，甚至继续操盘，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忧虑的问题。我只提出问题，谢谢。
　　
　　2010．8．17日在北京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的评论发言
　　2011.5.11 出版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