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蓝天”不蓝，问题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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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维亚•博伊德
孟斯
2011年12月12日

对北京空气污染数据可信度的不同解读，促使安雪峰加入这场关于城市灰霾的公众讨论。奥利维亚•博伊德和孟斯对这场辩论进行了跟踪。

“安雪峰说，有关部门之所以会歪曲事实，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社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风气，因为官员的考评取决于其能否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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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天天气不错。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北京的天色介于浅蓝色与金属灰之间，即便出门不戴口罩，也不必担心会有性命之虞。不过在环境顾问安雪峰看来这样的天气也只有在北京才能让人感觉“欢欣鼓舞”。他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了中国官方空气质量评定的弱点，上周在中外对话网站上刊登之后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如今，北京人早上拉开窗帘能看到对面高楼的顶都会感觉心情大好。

我约他到北京一家高档国际酒店喝热巧克力。碰巧酒店的背后就是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的总部，真是应景得很。安雪峰说，我们见面当天的空气质量其实只能算是“一般”。不过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透口气的机会了：之前的两天里，北京城大雾弥漫，毒烟肆虐，交通阻塞 ，口罩热销。

连日阴霾更引发了北京市民的强烈反响。在官方空气质量评定（未计算臭氧和细颗粒物）描绘的世界里，北京一年中大多数日子都是“蓝天”；但真实生活中，北京市民对日益恶化的健康危险和粉饰太平的统计数据正逐渐失去耐心。新浪微博等网络互动平台上到处都是愤怒的呼声。“强烈要求北京环保局在2012年内实现每天公布至少部分地区PM2.5监测值！否则就给北京全体市民包括流动人口发放防毒面具！”一位名叫郭霞的NGO工作者在微博上如是说。

与此同时，不仅《中国日报》报道了北京地区肺癌发病率升高的情况，就连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都在社论中指出，围绕空气污染程度的争论已经成为了“事关政府公信力”的大事，“怠慢不得”。

而安雪峰展开研究的初衷就是要看一看谁的说法更可信。他分析了美国使馆屋顶空气质量监测仪得出的数据，并将其与北京环保局的报告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中国官方增加环境透明度的努力似乎并未取得切实进展：虽然官方称过去两年中空气质量二级良和一级优的天数超过80%，但美国使馆的监测则显示，北京空气质量“有害级”天数远远多于良好（详情参见此处）。

法学出身的美国人安雪峰如今已经在北京安了家。他说：“官方一直在说北京的空气质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最令人震惊的。自从1998年开始报告空气质量以来，北京的蓝天数每年都在增加：比如2009年是285天，2010年就是286天。今年到十一月底，蓝天数比去年同期少四天。所以他们会把这四天补回来——我估计他们肯定会这么干。但所有人都很清楚，空气污染问题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的空气质量日报中使用的不是“蓝天数”，而是“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

自从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安雪峰就不断接到来自中国各大报纸的电话（中外对话的工作人员也未能幸免：本文作者周三整整一天都忙着回复各报询问安雪峰联系方式的请求，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外国媒体同样闻风而来：安雪峰先后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和彭博社的采访，《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卫报》和《时代周刊》等媒体也都提到了他的文章。这已经不是安雪峰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向北京环保局发起挑战了。早在2008年奥运会前，安雪峰就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抨击北京环保局篡改污染数据的文章，并在《科学》和《自然》两本科学杂志上刊登。

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安雪峰的观点。中外对话网站上近日发表的徐安琪的文章就认为，中国官方提出的到2016年之前提高空气质量衡量标准的计划表明中国“正在转向一种对环境状况更加开放的政治文化”。反对者的队伍中当然还少不了北京市环保局的官员们。该局的副局长杜少中就曾试图用这样的妙语平复北京市民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关切：“浴室里洗澡可能看不见对面的人，但是那里并没有污染。”

本周，一直忙于在微博阵线上安抚民意的杜局长公开否认了安雪峰文中最惊人一项指控：北京环保局从2006年起就停止使用两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监测站的数据。

应中外对话的要求，安雪峰拿出了大量佐证，并且全部证据材料都来自官方的档案。安雪峰援引政府文件和统计数据称，自1998年至2005年末，北京环保局计算每年蓝天数以及污染物年均浓度的所使用的污染物每日平均浓度——安雪峰称之为“唯一有意义的数据”——一直是基于七个监测站的监测结果。

可到了2006年，虽然环保局仍在报告全部七个监测站的数据，却不再使用前门和车公庄这两个污染最严重站点的数据来评定每日空气质量状况，这两个点虽然仍有监测，却实质上相当于废弃了。同时，北京环保局增设了三个远离繁忙车道的新监测站点。2008年，官方干脆从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剔除了这两个站点的数据，并在空气质量更好的郊区新设了三个监测点。（实际上，北京环保局2008年曾经承认监测站搬迁，虽然他们否认是出于美化数据的目的。）

根据安雪峰的计算，这些调整人为地提升了北京的“蓝天”数，压低了污染物浓度，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官方辞令：“有人提出，蓝天数是一个政策考量，与科学无关；但很多影响深远的研究项目，比如计算污染对人身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会用到它。污染物年平均浓度的数据不仅是政府在用，科学界、医药卫生界也用它来判断污染的严重程度。”

但也有观点认为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点的变化是实属正常。“中外对话”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魏复盛院士，他曾担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魏复盛说：“有些地方把污染比较重的监测点去掉，使得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呈现变好的趋势，这种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但是一般来讲，调整监测点要经过论证，跟原来的数据应该有可比性。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尽量避免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不能完全避免这种现象。”

魏复盛认为，故意把监测点挪到污染轻的地方不是普遍现象，而污染的问题也不是挪几个监测点点就能解决的。“我们城市的发展是向郊区扩张的。污染也是向外扩张的。设置监测点在郊区，是因为考虑到了郊区的城市化，希望监测数据能够更代表更大的面积。”

此外，魏复盛认为监测点处的污染情况并非一成不变。“污染源的情况在不断变化。比如过去汽车没那么多，所以过去统计出来污染数值低的站点，现在可能也已经上升。比如原来的点有污染的工厂，后来工厂搬走了，那么监测点的数据现在就可能有下降趋势。他还解释，监测点设在在公路边上和不在公路边上，得到的监测结果差别很大。“污染情况受交通流量和交通状况的影响。一般规定设置点位应该在距离马路50到100米以外，以充分代表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避免局部污染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但对安雪峰而言，不论监测点改动是否合法，事实仍然不可否认，即这些改动在逐年的空气质量情况比较上误导了公众。他认为有关部门之所以会歪曲事实，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社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功利风气，因为官员的考评取决于其能否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他说，环保部门的官员也不喜欢污染。比如北京环保局的杜少中就以严格贯彻环保责任著称：有报道称他为了鼓励他人践行环保，而选择长途步行上班。“这些人也住在北京，他们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安雪峰说。

环保部门的官员究竟有多大权力？《中国日报》今年十一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充分显示了环保部门权力有限的无奈：建筑工地扬尘据称占到北京市空气尘粒的四成，与煤炭燃料和车辆尾气一起并称为北京三大污染源。但当北京市环保局试图执行工地扬尘控制的有关规定时，却尴尬地发现全部17个受检工地竟没有一个合格。环保局要求各工地在三天之内限期整改；但三天后环保局再次登门时，各工地竟然一切照旧。中国的环保部门只有监督权，却没有执法权，不能处罚违法者。

最让安雪峰气愤的正是政府部门监管的不力。“北京的空气污染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政府却不愿意采取最基本的措施，这着实令人震惊。”比如那个建筑工地扬尘的案例，根本就不是什么需要停止施工的大事，“只要对土堆进行苫盖便可解决”。

但安雪峰对中国空气质量数据的死缠烂打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政府不作为的困惑。他清楚地知道，环境问题不分国界。“我关心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单因为我住在这儿，更因为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要为此负责，”他说，“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我们多少都负有责任。”

针对北京环保局关于北京空气质量好转的结论，魏复盛说，这个结论主要指的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这三种主要污染物。但就PM2.5而言，北京市环保局下属的北京市环境中心已经在检测PM2.5情况，结果显示近年来北京PM2.5确实在上升中。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执行编辑。

本文图片作者：大杨